文/朱安平

1965年9月26日， 陈毅与周恩来在重庆至武汉的船上

1962年初春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是一次极为难得而宝贵的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发展的盛会。周恩来、陈毅到会讲话，文艺界代表人物与会畅言，澄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艺队伍混乱认识，解决作家与文艺部门领导之间关系问题，重新唤起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会议不仅对繁荣戏剧创作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文艺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直为人们珍视与怀念。

广州座谈会的召开，有特定历史背景。参与筹办的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月刊主编的张颖回忆：“1958年、1959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界。文艺创作上出现了各种困难，许多作家思想上受到重重束缚，加上‘棍子’‘帽子’满天飞，话剧创作困难重重，几乎不敢接触现实斗争的题材。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从北到南路上到处点戏，下令当地戏曲剧团演出一些未经整理的传统剧目，影响有些地方。到1961年时，戏曲舞台上，一时出现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坏戏大量演出。”“当时文化部和文联（特别是剧协）设法改变这种状况，解决有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使戏剧能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坚持双百方针。”

此前，中宣部与文化部分别召集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同时于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周恩来重申“双百”方针，倡导艺术民主，对文艺政策调整、促进电影创作起了有力推动作用。借着“新侨会议”的东风，中国戏剧家协会提出召开一个类似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带动戏剧战线变化发展。文化部对此积极支持，但当时是困难时期，食品供应匮乏，召开全国性会议必须得到国务院特别批准，且不能在北京召开。张颖抗战期间曾跟随周恩来工作过，有可能直接找到总理批准这件事，遂被委派筹办此会。

经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安排，张颖在中南海紫光阁文娱晚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见到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张颖便说：“好像从未见你来过呀，恐怕是有什么事想要找我吧。”张颖赶紧简短汇报要找的事，总理哈哈大笑，对恰在旁边的兼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说：“陈老总，你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呀。当然你不是秀才喽！”见张颖有点茫然，总理说：“陈老总早就想到这种情况不应继续啦，开个会是好主意嘛。你好好向陈老总汇报情况吧，到开会时陈老总还要来作报告哩。”

因为不能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又立即招呼正好也在晚会上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跟他说：“文化部门想要召开个创作会议，我看只有广东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招待一二百个作家去开会，你看如何？这就叫就食在广东，你可得让他们吃好住好才行。”陶铸哈哈大笑：“这还有什么问题吗？难得有那么多名家到我们广东来啊！”周恩来当即介绍张颖和陶铸见面，说：“你以后就直接找陶铸吧。”

最后，周恩来告诉张颖：“既然陶铸同志欢迎作家们去广州开会，你们可以去。但准备工作要充分，你们应该把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各级领导的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解得差不多时再向我汇报一次吧。”

为了切实把这次会议开好，周恩来亲自抓准备工作。随后，他召集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林默涵，加上张颖，到他办公室商谈会议的事。他说：“既然要召开这个会，就一定要开得有意义，真正起到促进创作的目的。”他指示一定先要作好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各地作家的创作情况，特别是思想问题、有关创作的思想负担等，并当场决定要派几个小组到东南、华南、东北、西北等地去了解情况。

文化部和剧协立即组织了几个调查小组，分别到几个大区、省市了解有关创作情况，并据此印发情况简报，及时送给周恩来、陈毅和有关负责人。当负责华东组的张颖从南京、上海等地了解情况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其去汇报，因他看了每期简报觉得还不具体，指定要听“一个作家和一个剧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难题”。张颖遂说了此行所亲历的一件事情：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有位同志写了一个剧本，反映部队进入大城市后有个别基层干部（排长）受资产阶级思想的“香风”影响变了，要和在农村的妻子离婚，经过帮助后改正了，但有些领导却认为是毒草不能演出，说是描写了部队的“黑暗面”，“难道我们人民军队的排长会这样吗？”这个剧本就是后来成为“全国一片‘虹’”的著名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应执笔者沈西蒙“保密”要求没有明说。

周恩来听了，感到既吃惊又可笑，说：“难道我们的部队干部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连个排长都不许有缺点？难怪作家叫苦啊。”随即特别把张颖带到陈毅办公室，给他讲了这件事，并开玩笑说：“你管的部队真了不起呀，一个排长、班长都不能犯错误，那你这位元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陈毅倒是认真起来：“真是乱弹琴，一个娃娃子排长，就那样了不起了，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硬是要不得。怪不得人家知识分子满腹牢骚。”周恩来对张颖说：“你们的广州会议就请陈老总去打头炮，作报告，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这样才能振奋一下人心。”他提出在广州开会前，找在北京的部分作家谈谈心。

这就是随之于1962年2月1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预备会。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中，首先肯定“12年来文艺工作有很大发展”，“文艺运动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他指出，1959年以后，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的一切好，外国的一切坏，骂倒一切；等等）。“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强调“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

接着，他对“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作了阐述，指出“党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提出“政治与艺术还不同，作家还要发挥创作个性”。鼓励作家们在创作座谈会上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他说：“这次会议上，第一认识形势，第二谈谈党的领导。这不是动摇党委的领导，而是更加巩固它。”

周恩来还就调查简报上看到的时代精神、典型人物、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发表了看法。最后，他表示：“现在的经济形势正开始好转，但还有一个时期的困难，可能对作家们物质上的照顾还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但从政治条件上看，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政治上出现了新的局面，文艺上也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这次创作座谈会是会有收获的。”“希望大家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把座谈会开好。”

《洞箫横吹》 编剧海默

周恩来因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本没有打算去广州，而是请陈毅代表他去讲话。但是，当正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聂荣臻打电话告诉他，会议代表要求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讨个说法后，周恩来决定亲赴广州，解决这个问题，一并看望即将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代表。

1962年2月26日，周恩来与陈毅飞往广州，先看望在那里的几位老帅，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谈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28日晚，他专门来到开始报到的戏剧创作会议上，了解代表们的生活安排情况，与闻讯而至的100多位作家挤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积极创作。

3月1日，周恩来约参加科学技术和戏剧创作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座谈，除了听取汇报，着重讨论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认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陶铸说已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宣布，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这只能算“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最后，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定原将结束的科学会议延长，增加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内容，由他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对与会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几位领导说，陈毅同志和陶铸同志都要在戏剧创作会议上讲话，并说一定让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思想问题解决了再回去。他只能作一次报告，即和科学工作会议一起谈。由于工作忙，不能在广州久住，如有什么问题回到北京仍可继续解决。

3月2日，周恩来在羊城宾馆举行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联席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因戏剧会议还未正式开幕，只有部分领导骨干参加。他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

对于周恩来的讲话，大家反应热烈，表示拥护，感到还有意犹未尽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于3月5日、6日分别在两个会议上，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提出改善党对科学、文艺、知识分子的领导，反对“左”的思想偏向，发展民主，改变作风。这就是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脱帽加冕”讲话。

3月6日，陈毅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首先谈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气。我们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很多人感情痛苦。”“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此，陈毅站起来，向全场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

随后，陈毅就“关于剧本的创作问题”“关于写悲剧的问题”“关于领导问题”“关于戏剧批评问题”等，谈了长达3个小时，充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关怀，也表达对“左”的思想和压制民主现象的愤懑和批判，犹如阵阵春风温暖与会者的心田。整个会场爆发出60多次掌声和欢笑声。

值得一提的是，3月5日陶铸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也讲了话。作为一位党的地方领导者，他对周恩来的报告高度地赞扬、拥护和支持。他认为要繁荣创作，就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不能干预过多；党的领导是方向、政策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而且作为领导者，要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充分发扬民主；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来改进我们的作风。

周恩来、陈毅的报告、讲话，直面知识分子属性、“双百”方针贯彻、文艺工作领导、民主作风发扬等问题。陈毅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不能再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去套一切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科学队伍、文艺队伍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个剧本，写了演了以后，只要基本上好，还有人看，就可以让它演。”“对文学艺术作品，尺码要宽，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它就是一个文化娱乐。”认真严肃地强调“写剧本要由作家负责任，要尊重作家的民主权利，不能够根据一个什么行政处长，一个党委书记、支部书记，或者别的什么人，也不要根据我这么个副总理，一言而决，就决定它的命运，不要这样”。他以《洞箫横吹》 为例，对曾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并株连的作者，给予正确评价和当众平反，将调整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保障文艺创作自由落到实处，成为这次会议主旨昭示和体现的一大亮点。

在紫光阁会议上，周恩来当着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面，明确表示：“运动中有偏差，我们代表党向大家道歉。但具体做法上的问题，要由各支部检查。如对海默，审查的结果，证明帽子戴错了。这就要单位负责，解铃还须系铃人。支部要向他道歉。当然，中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省、市负第二位的责任，根还是从上面来的。”

随后，在广州会议上，陈毅又在报告中以很大篇幅涉及此事。他论及剧本创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很有教育意义，也有动员作用。作者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作者的思想，作者的心思、才力使用上来，对我们整个国家建设有帮助”。他特意以海默的《洞箫横吹》 为例，指出：“我们不抽象地讲，我看《洞箫横吹》这个电影，就没有什么毛病。这个电影是可以放映的。这个电影不应该受处分。”“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这一点批评都不容许？这个县委书记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呀？！”

针对“有的人说《洞箫横吹》如果公开发行，要考虑到国际方面是不是有坏影响，给了帝国主义诋毁中国的实际材料，引起人民中间对我们发生怀疑”，他严加驳斥：“我看只有好影响，没有坏影响。告诉老百姓，像这样的县委书记，你们是可以反对的，就鼓励了他们反对错误。”

陈毅还就作者所受不公正遭遇表明态度：“《洞箫横吹》 是一个自我批评的电影，为什么害怕这个自我批评，甚至使作者受到处分？我们再三呼吁，现在改了，保留了作者的党籍，不去劳动改造。但是又说是‘《洞箫横吹》 没有问题，只是3篇杂文有问题’。真是跟我打太极拳。也不能因为3篇杂文使党籍发生问题嘛！3篇杂文就使党籍发生问题，以后哪个还敢写文章？整了人家，错了，要改正。但是，他还给你留个尾巴。”申明“至于海默这个作者，我根本不认识，我并不是为了讨他的好。我还是要斗争到底”。

陈毅最后表明：“我们说《洞箫横吹》基本上是个好电影，就是站在这个立场。很多同志都同意了，周总理也同意了。他要我把《洞箫横吹》这个问题讲一讲。”

3月26日，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会议总结发言中，特意“向那些受到不正当批评的同志表示歉意”，专门提及《布谷鸟又叫了》，表示“对这个作品的批评是过分的。这个批评与我也有关系，因我没好好看过作品，没注意这样的问题”。“这是个应该基本上肯定，基本上是好的作品、好的喜剧。”

《同甘共苦》业已在“新侨会议”上得到周恩来的肯定评价，“至少是中等以上的作品”。此次会议聚餐时，阳翰笙将岳野拉到陈毅面前，介绍说：“这个人也是挨整的。”陈毅向他举杯，用洪亮的四川话说：“岳野、岳野！挨整好，不挨整长不大！”后来，岳野深有感触地说：“我听着手抖心跳，感动得几乎哭出声来。”

在紫光阁会议上，周恩来谈及“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特意提出：“你们在创作座谈会上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陈毅插话：“希望你们先说说心里话。现在很多人是霸王，希望他们不要再当霸王，当了霸王就要‘别姬’的。”周恩来紧接着又说：“项羽就是不听人家的话，刘邦就是能听人家的话。项羽自视过高，不能容人，最后只好‘别姬’。如果有哪个党委领导要想当霸王，必然要‘别姬’的。”

广州会议贯彻并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座谈会主持人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一开始就动员“多想问题，多提问题，多谈问题”，带头对这些年来文艺界领导作风的粗暴和理论批评上的谬误提出坦率批评，认为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文艺创作的发展。他说：“去年，宣传部、文化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谈过这些问题，纠正了一些偏向，但是不够彻底。同志们出了一些气，但是没有出完，还有点情绪，不那么舒畅。希望这次会上大家把气一吐为快，气出完了，再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研究怎么办。”

为此，会议主要采取小组讨论形式，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全国130多位地方和部队上的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艺术家等，分成9个小组，15天会期开会13天，除初始及中途3次报告会，末尾一天半大会发言，其余均为小组讨论，用于“出气”的多达9天。

各个小组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参加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之后回国途经广州，仅在停留的3天内，就“听到了不少戏剧工作者对剧院、剧团和更高一级领导人的尖锐的批评”。时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会议党组书记的阳翰笙，将代表们对党领导文艺、政府管理文艺失误提出的批评，涉及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言论和做法，梳理概括为10种表现，在会上作了综述：根本否定创作规律；要作家写不熟悉的题材；批判“创作需要才能”；提倡“四能”（人人能诗，人人能画，人人能歌，人人能舞）；“四定”（定题，定人，定时，定量，限期完成）；“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题材决定论；要写尖端题材、尖端事件、尖端人物；强调写真人真事；否定文艺创作个体劳动的特点。针对这些束缚创作生产力的框框，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作家处在这样一个状况下面，他们的积极性怎么能够调动得上来？怎么能够有独创性和作品的百花齐放呢？怎么能够提高创作质量呢？”

与会的中央与地方相关负责人没有当“霸王”，而是深入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认真听取意见。林默涵在总结发言中诚恳地表示：“同志们对工作当中的缺点和错误，对错误的领导方法、不好的领导作风，对报刊的粗暴批评，都进行了揭发，进行了批评。这完全是必要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是多少感觉到的，如在去年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揭露了一些，拟出‘文艺工作十条’草案，就是想要克服这些错误，克服这些缺点。在这次会议上，揭露得更深刻，使我们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些错误和缺点，我也是有责任的。”“对大家提出的意见，领导小组商量了一下，我们一定采取适当的方式反映给中央，反映给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我们相信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为知识分子“正名”，行了“脱帽礼”；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坚定不移的、长期的文艺方针；对泛滥一时的“左”的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简单粗暴的文艺领导方式进行批判；为一批被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平反……犹如一阵春风荡漾于会场。

曾在紫光阁预备会上被周恩来作为“胆子变小了”“好像受了某种拘束”举例的曹禺，领悟总理虽为“批评”，实是希望自己放下沉重包袱，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到了广州会议又听了陈毅报告，脱掉曾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释然之下敞开心扉，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针对话剧创作实际，和盘托出深刻而独到的“真知道”体会：“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一个剧本总是有‘理’有‘情’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情’和‘理’”，“都是从生活斗争的真实里逐渐积累、孕育而来的”。“真知道要写的环境、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很不容易。只有不断地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体验和思索，才能使我们达到‘真知道’的境界。对环境、人物的思想没有理解透，甚至不太明了就动笔，是写不出很动人的作品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创作多达16部话剧的老舍，以持续高产赢得剧坛“劳动模范”之誉，但其作品大多都是趋时应制，不乏“赶任务”“写不好”的无奈与苦恼。受邀与会聆听周恩来、陈毅讲话、报告，他深为允许作家发挥专长、自由选择题材进行写作，倡导心情舒畅从事艺术活动而大受感染。他在大会发言中，不仅公开了始终未放松创作质量要求，孜孜以求向各方面学习、锤炼语言的心得，而且透露了自己“正在写小说”的创作秘密，即酝酿很久、规模宏大的“写我的家史”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与会代表为之兴奋不已，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位文学大家的小说新作了。虽然由于后来文艺形势变化终未完成，但一向谦逊谨慎的他能公之于众，可窥开放、宽松的会议氛围，给其带来的难以抑制的欣喜与激情。

在话剧界素以学贯中西、勇于创新著称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兼总导演黄佐临，为自己精心修改、执导搬上舞台并拍成电影的《布谷鸟又叫了》，曾产生广泛强烈反响却遭严厉批判，终在广州会议上获得平反而感奋不已。他响应周恩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主动申请在大会上作了《漫谈“戏剧观”》的著名发言。针对话剧领域戏剧观念封闭、演出样式单调、独尊写实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依据自己多年探求“写意戏剧观”的艺术实践，极具创意地提出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三大戏剧体系融为一体，促进中国戏剧艺术实现既有民族特色又能面向世界的革新发展。他大声疾呼“突破一下我们狭隘的戏剧观，从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的澎湃气势出发，放胆尝试多种多样的戏剧手段，创造民族的演剧体系，该是繁荣话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令戏剧同行耳目一新，很为震动。

会上所涉及的戏剧创作表现时代精神、戏剧题材风格多样化、戏剧冲突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创造英雄人物和典型人物、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歌剧与儿童剧艺特点、戏剧的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戏剧语言和结构，以及剧作家深入生活、提高思想和艺术修养等问题，对重新激发创作活力、促进艺术质量提升，起了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孕育、催生了一批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优秀剧目。

广州会议所产生的良好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又一次戏剧创作高潮，虽是一时兴盛、短暂繁荣，但充分印证了它“是开得成功的”，“是一个民主的、学习的会，一个加强团结、鼓舞干劲、促进创作的会”，“在我们话剧、新歌剧创作发展史上应该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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