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0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越来越无法承受美军在追击志愿军中承受的损失，宣布停止追击，就地转入防御。

至此，第五次战役落下了帷幕。

此战志愿军歼敌8.2万人，其中光是志愿军就歼敌6.7万人，但我军伤亡、失踪人数加起来也有8.5万人之多，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志愿军第三兵团混乱失踪最多，达1.6万人，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整师。

美国人在当年5月下旬宣布俘虏1.7万中国人，占整个抗美援朝战役志愿军被俘人数的80%。

尽管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有他积极的一面，比如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时的被动局面，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可也不能否认此次战役中我军因各方面准备不充分，仓促发起进攻导致重大的损失。

也难怪彭老总后来把此战列为生平败仗之一。

多年后，彭老总谈起此战来，仍然有些惋惜的说：

“当时，洪学智的意见是对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数次聊起过有关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细节问题，特别是围绕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

“第五次战役打的确实急了一些。”

在杨迪的回忆录中，曾记录了第五次战役前，志司开会的场景。

鉴于新的志愿军部队已经入朝，接替了入朝以来就一直顶在前线的六个军后，彭老总就决心遵照中央指示，打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

当时，会上虽然有不同的声音表示反对，但彭老总仍然固执的按照自己的方案进行。

不仅如此，出席会议的各兵团司令，也都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对即将到来的作战充满了自信乐观。

特别是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更是乐观的表示：

“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当然，在后来第五次战役中，第三兵团因为冲的太靠前，加上准备不充分，损失特别大，三个军合计3万多人，尤其是陷入敌包围的180师，气得陈赓司令员后来也大动肝火：

“我看这个王近山呀，主要问题是想一口吃个胖子，以为打美国兵和打蒋介石兵一样，想一下子消灭美军几个师，什么美第25师啊，什么土耳其旅啊，想一下子都消灭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王近山呀！”

杨迪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自己出席会议，因为他级别不够，没在会上发言，但他悄悄拉着参谋长解方汇报：

“现在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师，4月20日还只能到达进攻出发地，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二三十公里，炮兵还没有进入发射阵地，各军、师与炮兵的步炮协同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拟制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解方只是嘱咐了杨迪一句：

“你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进去，洪、韩副司令都不便说话，我怎么说，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在场的诸位兵团司令员中，其实也有不同意见者，比如时任十九兵团司令的杨得志以及打过长津湖战役的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

可囿于当时志司的情况，他们最终也没表达过什么意见。

第五次战役爆发以后，曾思玉率领64军开赴前线，接到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命令，要求部队按照野司指示，于4月22日发起进攻。

曾思玉一听就急了：

“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问？”

杨得志又何尝不知道实际情况，但他也没办法，只是在电话里冷冷地说：

“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

曾思玉一直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直到1986年，任沈阳军区参谋长的杨迪转道去大连探望他，才对他解释了当年志司发生的这一切情况。

“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已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杨迪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详细的讲了当年第五次战役打得有些急了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新部队刚入朝鲜，彭老总有了一定的底气；另外一方面则是从情报来源判断，从我东海岸元山一带实施登陆，从侧后向我军进攻。

应该要指出的是，当时毛主席也主张打出去。

尽管毛主席在朝鲜战争一事上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但也仍然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解决。

“双方应尽量避免僵持在三八线上。在第二番入朝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以2个半月时间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成建制消灭敌军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地区推进。”

杨迪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主席对第五次战役的决心：

“根据以上对敌人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判断，当时毛泽东主席的决心是:应力求避免长期相峙在“三八线”，待第3、第19兵团到达后，我军应准备趁敌人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时，对敌人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力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5个师(其中有美军3个师)数万人，然后向南推进。”

毛主席的这个想法也与彭老总的想法不谋而合。

彭老总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立即下令志司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第五次战役的整体方案，与第三次战役差不多，都是首先从正面突破敌人的防御，然后再向纵深穿插迂回。后来这个方案被拿到志司会议上讨论。

出乎意料的是，志司不少人都反对这个方案。

洪学智在现场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新的作战方案构想。

“我主张把敌人放到金化、铁原地区再打，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们出击，敌人一缩，达不到成建制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一些来，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可以以逸待劳，多一些准备时间。”

简单概括洪学智的建议就是，他主张将敌人放进来再打。

不过很明显，洪学智的这个提案，并不符合中央与志司的要求。

彭老总在会上就明确表示反对：

“我们不能再退了，把敌人放到这一线来坏处很多。铁原是平原，是很大的开阔地，敌人坦克进来，对付起来很困难。另外，让敌人打进来，物开里那里还储存了很多物资、粮食，怎么办？不行，不能把敌人放进来打，还是得在金化、铁原以南打。”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志司不少人都对洪学智的意见表示赞同，如邓华、解方、杜平（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就连当时尚在前线的韩先楚（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后来也都表示赞同。

当时，洪学智负责后勤工作，所以彭老总提问：

“如果把敌人放进来打，那放在物开里的物资怎么办？”

“那好办！”

洪学智拍着胸脯打包票：

“我保证2夜之内将它全部向北搬完。”

尽管当时志愿军的后勤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但在洪学智接手以后，已经初步解决了一些困难，比如增加了不少苏制的汽车，增设高射炮用于反制敌机轰炸等等。

洪学智有足够的底气说这样的话。

可即便如此，彭老总仍然不赞同。

整个会议不欢而散。

彭老总对于整个战役，当然有自己的考虑。

除去毛主席指示外，彭老总考虑的更多的是，要在敌人从志愿军侧后登陆之前，抢先一步向敌人发起进攻，粉碎敌人登陆的企图。

中午吃饭时，洪学智陪着彭老总吃饭，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老总啊，我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了两次建议，现在，我再向你提最后一次建议，最后由你决定。”

不过即便如此，洪学智也没能说服彭老总。

1951年4月6日，彭老总在会上正式拍板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当然，出席的各大兵团司令员每一个都信心百倍，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志愿军整体实力与入朝之初已经大不相同，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都焕发了苏式装备，并组建了特种兵纵队，火力上大大增强。第九兵团自长津湖一役中也经过了整补，亟待雪耻。

不夸张的说，志愿军有这样的底气，同敌人之间来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只是不能否认的是，确实有轻敌的思想。

当时，先期入朝的6个军对后来的部队介绍经验时，称美军的防御就像鸡蛋壳，最适合我军打穿插，新入朝的部队盲目的接受了这个经验，下意识的认为，只要我军拿出穿插这样的致胜法宝，美军就只剩下投降。

可事实上，美军在作战中也经过了学习，特别是对我志愿军第一阶段的打法整体有过系统的研究，第四次战役时，李奇微想出的“磁性战术”，专门就是针对我军的，可惜在这一点上，入朝的老部队并没有向新入朝的部队进行传达。

更为关键的是，志愿军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增强以后，物资消耗也大大增加，但在后勤运输这一块上的补充却非常小。

果不其然，战役一开始，志愿军后方就遭到敌人猛烈轰炸，志司也遭到了轰炸，洪学智在转移途中不幸遇到车祸受伤，就连彭老总、邓华住的防空洞以及房子也被敌机子弹打的千疮百孔。

志司尚且遭遇如此火力，就更别提后勤运输上遭到的袭击。

尽管志司当时筹划组建专业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但也远水不解近渴。

第五次战役开始以后，我军一路高歌猛进，战果却非常少，彭老总在了解前线情形以后，才发现李奇微实际上是在有计划的后撤，每天撤20公里，刚好是我军一个晚上能打到的位置，等到第二天一早上，美军又凭借事先构筑好的坚固工事反击。

志愿军想打近战贴不上去，打夜战当夜不能解决战斗，想速决又僵持不下，又打成了最忌讳的一线平推。拖到最后，志愿军后勤出现严重不足，只能后撤。

等到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时，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完全断裂，急要后撤，可这是敌人已经反包抄上来，志愿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终致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