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座中原古城既无控扼九边之利，需另设京营牵制戍边大军；又失江南财赋之便，全赖漕运千里输粮。更兼黄河如悬剑高悬，洪患频仍。
有趣的是，这座对朱明皇室毫无根基羁绊的城池，竟同时集南北两京之短——既要承受南京远离前线的尴尬，又得面对北京漕运艰难的窘境，更平添两京皆无的河患之忧，堪称"集大成者"。
中原地区自五代以降频遭"以水代兵"战术摧残。从白起水淹鄢郢到花园口决堤，军事集团惯用水利设施作为战争工具。金元时期此种破坏尤甚：宋金对峙导致汴河漕运体系崩坏，蒙元南征时屡决黄河阻敌。至元末，京杭大运河已因工程质量低劣彻底淤塞，治水工程反成民变导火索。
《明史》记载的洪武年间水患触目惊心：
十四年八月，原武河堤溃决十五年二月，河南全境爆发严重洪灾十七年开封城遭洪水直击，数十里汪洋二十三年归德、开封连续决口，官仓没于浊流二十五年阳武决堤波及十一州县青兖诸府与黄泛区连年受灾，仅洪武朝就有九次重大水患记录。这种生态背景下，周王朱橚编纂《救荒本草》的济世之举，恰折射出中原地区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
当朱棣审视开封建都方案时，面临三重战略困境：
军事层面需在边军之外另建京营形成制衡，财政上依赖千里漕运维系中枢运转，更需直面黄河改道的生态威胁。这种困局折射出中原核心区的深层次矛盾——历经金元两代持续四百年的生态破坏（1128-1494年），黄泛区耕地盐碱化面积达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及江南五分之一。如此脆弱的生态基底，根本无法承载帝国中枢的物资需求。
元明漕运体系演变揭示更深层矛盾：北宋依托汴河构建的黄河漕运网，在金元战乱中彻底瓦解。元朝试图以京杭运河替代，却因工程质量低劣形成"运漕—淤塞—治水—民变"的恶性循环。至洪武末年，从开封转运漕粮至北疆，损耗率高达六成，较南京至北京线路多耗二十万民夫。这种运输效率的悬殊，最终促使永乐帝放弃"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
元朝治水工程暴露出政权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缺陷：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决堤后，元廷征发十五万民夫治河，却因官吏贪腐引发红巾军起义。这种"治水—民变"的恶性循环在明初仍未缓解——洪武三十年间，仅河南境内就发生九次重大决口，平均每三年半爆发一次全流域水患。周王朱橚在开封封地编纂《救荒本草》的善政，恰似荒漠中的清泉，反衬出中原生态系统的崩溃已至临界点：洪武末年河南耕地亩产仅相当于江南四分之一，盐碱化土地占可耕地面积三成以上。
综合军事、经济、生态三重维度，朱棣的迁都决策实为理性选择：北京控边优势可节省二十万边军给养，海运替代漕运使运输损耗降低四成，燕山屏障更消解了黄河水患威胁。反观开封方案，既需重建汴河漕运体系（预估耗银八百万两），又得整修黄河堤防（年均投入五十万两），还要维持冗余的军事建制——这种三重负累，对洪武末年岁入不足千万的明王朝而言，实为不可承受之重。
《明史·五行志》记载的洪武水患构成触目惊心的生态图谱：从洪武十四年（1381）至三十年（1397），黄淮流域共发生17次重大决口事件，平均每年0.63次水患记录。其中二十三年（1390）七月开封决堤事件最具象征意义——洪水不仅冲毁民居，更侵入开封府仓廪，暴露了所谓"天下之中"在生态安全层面的致命缺陷。这种高频次、高烈度的灾害模式，彻底瓦解了传统漕运体系的地理基础：北宋时期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水故道，至洪武末年已淤塞达七丈之深。
定都之争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的深刻转型：随着唐宋以降经济重心南移与生态基底恶化，传统"择中建都"理论逐渐失效。
朱棣"天子守边"的创新实践，本质上是应对黄泛区生态崩溃的被动选择。这种空间重构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使明王朝获得九边防御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南北经济失衡——直至明亡，朝廷始终未能解决漕运成本占岁入三成的财政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