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建立后，老蒋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苏区和红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时，博古和李德的到来却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差点被改写。

博古来到苏区后，依仗王明的支持，迅速把持了苏区的最高权力，将毛主席排挤出了决策层。此外，博古还将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李德奉为上宾，让其全权指挥红军作战。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李德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的军事经验，从而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苏区也几乎全部失陷，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为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然而，博古在做总结报告时，却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于反动力量的强大，拒不承认他和李德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博古的行为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不满，一时间，会场的气氛空前紧张。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就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问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上的失败，并在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随后，毛主席在发言讨论的过程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又系统的阐述了自己对当前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对今后红军作战的规划。

最后，会议决定解除博古的指挥权，免除他的职务，任命张闻天为党中央书记，军事的最高指挥权交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指挥。

然而，对于这次的决定，博古并不服气，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博古不愿放弃权力。拒绝交出中央的印章和文件。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为落实遵义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准备再度召开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周恩来特意找到博古，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说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但我们对中国国情都不是那么了解。从南昌起义开始，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当领袖。你和我都不适合当领袖，只适合做具体事情。”

博古听了这番话，似乎若有所思，但却没有表态。周恩来见状，又说道：“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争取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的一番肺腑之言，最终打动了固执的博古，他的思想疙瘩被解开，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在历史关键时刻，周恩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这就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独特的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