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去过越南的有很多，甚至还有跑到河内去的。他们步行穿越深山老林，有的吃树皮，硬是找到援越的中国军队。”原军委铁道兵副政委郭延林回忆说。
郭延林那时在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指挥部当政委，他在1961年已获得少将军衔，1966年在北越，他接待了不少中国红卫兵。
当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越南的反法战争正处于艰难时期。在英美的支持下，法军重新入侵，追随英军在越南南部登陆，占领了西贡，并逐步向北方推进。从1964年11月开始，法国侵略军陆续占领了海防、河内和南定等地。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做出了派遣数十万大军支援北越的决定，而这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兴起的1966年。许多红卫兵跨出国门，来到越南，投身于“反帝反修”的前线。
中国总理周恩来专门就此事作出指示：对越境的红卫兵，中国援越部队要做好解释工作，并负责将其接收送回。
红卫兵表示：“我们前来援越抗美，越南人民一定欢迎！”
然而，正值北越陷入国内动荡之际，他们需要稳定，需要全国团结一致。对于到处“炮打司令部”的中国红卫兵，北越人民并没有好感。
无论这些红卫兵如何真诚，怀着怎样的热情来为越南人民贡献力量，甚至付出生命，他们的付出在北越人眼中并不会得到认可。
一次，几名红卫兵穿越友谊关进入越南领土，却被越南人逮住。这些红卫兵多数来自中国北方大城市，不懂越南话，也不懂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当地语言。尽管他们试图用打美国的手势示意，仍然被关押起来。
经过简单的审讯，有关方面通知了中国援越部队，部队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报告，并迅速派车接回，将这些年轻人立即送回国内。
红卫兵的热情有时令人惊叹。
郭延林回忆说，北京某兵种一位副司令员的红卫兵儿子前往北越，找到援越高炮部队，他坚持要参加战斗，学会了操作火炮，非常聪明，掌握得很快。
一次战斗警报拉响，他随同高炮部队投入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被敌机炸得肚肠外露，事后部队为他记了二等功。
还有一些红卫兵直接前往河内。
那个时代，红卫兵抵达河内可谓艰辛。美国飞机频繁轰炸，铁路交通经常中断，再加上这些红卫兵多数是来自北京的热血学生，语言不通，行动异常不便。然而，他们仍以超人的毅力到达了河内。
当时，寻找中国驻越大使馆的红卫兵不计其数，有些甚至独自一人。经过周恩来签署的建议要送部队锻炼的不多，大多数人是按照他的另一指示被遣送回国。
然而，并不是所有红卫兵都会听人劝。
曾有一次，几位红卫兵在大使、参赞和武官多次劝解下，仍然坚持不肯回国。当时，中国驻越大使馆工作繁忙，因为中国大量援助北越的部队驻扎在那里，需要与北越政府和两国军队进行沟通和协调，这些成批的红卫兵几乎成了使馆的负担。
在异国他乡的首都，中国公民突然涌入，这种情况需要谨慎对待，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引发外交纷争。
然而，这些红卫兵都得到过主席的明确支持。使馆工作人员并没有轻易批评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只是以理服人，不断向他们解释中央和政府的指示精神。
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根本不理会你的善意劝说，甚至威胁说，如果使馆不同意，他们会直接去找胡志明或北越政府，或者选择走胡志明小道，前往越南南方进行游击战。
考虑到这批红卫兵可能在河内引发骚乱，使馆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将几名红卫兵戴上手铐，通知援越部队派车前来，连夜将他们送回国内。
除了这些自发前来援助的红卫兵，从1965年8月到1969年，中国还陆续派出了8批精锐的陆军师，总人数超过10万，参与北越的战斗。
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各类武器装备，包括11.6万支枪械、420门火炮，以及大量的弹药、通信和工兵器材等。
1956年，中国刚刚开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尽管自身尚未配备，但优先援助越南了5万支。1960年，新研制的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了越南。
从1953年到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建设了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同时提供了轻武器、汽车、通信设备、工程工具和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
在抗法阶段，中国提供了全面支持，随后的抗美阶段也依然依赖着中国的援助。当时，中国对于越南的援助几乎是无微不至。
从1950年开始计算，中国的援助数量更为惊人。从1950年到1978年，在自身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中国为越南提供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90%以上是无偿援助。
这笔援助金额甚至远远超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吸引的外资总额（截止1990年，外资在中国实际投入的金额为160亿美元）。
此外，中国还向越南派遣了两万多名经济、技术专家和顾问，还提供了机车、汽车、船舶、钢材、煤炭、石油产品、药品以及大量的粮食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
从1950年到1975年越共攻占西贡，中国军人先后到过越南参战的多达32万人。
中越两国的恩恩怨怨，当然不是一本书，几篇文章就能讲得明，记得清的。如今，中越关系早已正常化，当年中国援越的事，不知双方还愿不愿意旧事重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