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内部因为“三冗”而导致的积贫积弱的困境；外部因为契丹、党项等游牧民族的崛起而构成的严重威胁，早在抗击西夏入侵的仁宗朝就已经表露无遗。

当时士大夫阶层内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觉悟者，面对这些严重的内忧外患，于庆历年间希望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拯救国家。但是，因为官僚队伍中绝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已有的利益。因此，范仲淹试图通过整治吏治来摆脱危机的庆历新政，最终在官僚们的集体阻挠下夭折了。但是，这次改革却引发了改革派与保守派，即所谓新旧两党之间的论争，这实际上就是北宋党争最初的缘起。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北宋在原有的轨道上又继续维持了二十多年，等到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神宗所面临的内外局势与庆历新政时期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承平更久，积弊更深而已。因此，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也较范仲淹的新政更加激进，这又激起了既得利益集团更大的反对。另外，因为宋朝的祖宗之法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这也更加助长了反对派们执意反对以及任性上书的行为。

这些因素导致王安石变法时期，党争的意味更加明显和激烈，新法的施行全靠执意要变法的神宗的支持。但是，等神宗一病逝，整个新法立刻就被全部废除了。此后虽有反复，但是变法已经沦为了政客沽名以及利益集团相互争斗的工具，出发点都是私利，已经全无富国强兵的初衷了。因此党争却愈发尖锐、激烈，最后升级为政治迫害。

北宋的党争，前后经历五朝，历时半个多世纪，仿佛就像病毒一样，侵入了北宋统治阶级的机体，撕裂了士大夫阶层，破坏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最终将国家带入了深渊。正如史家所言：“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靖康之难，实因党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