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即位之初，曾经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徽宗还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放弃了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用于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后来讲求奢华享受而营建艮岳，迷恋声色犬马而留恋青楼，痴迷艺术创作而写瘦金体画鸟兽，却将国事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去祸害，完全不顾民众疾苦的徽宗，完全是判若两人。

徽宗的这一转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本人固有的轻浮、任性的文人秉性；二是蔡京的教唆和利用。

徽宗本质上，就根本不是一位治国理政的政治家，这一点早就被宰相章惇看出来了。在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召集大臣提议由被封为端王的他来继位的时候，宰相章惇就曾经警告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坚决反对由他来接班。但是，因为朝中其它大臣支持向太后的意见，最后还是由端王继位，最终将北宋带入了死亡之境。这一悲惨的结局不幸被章惇所言中，真是一语成谶！

如果抛开皇帝的身份，单纯地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赵佶确实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书法更是自成一体，独创了瘦金体。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大宋国第八任皇帝徽宗之后，艺术家的所有才情瞬间都变成了政治家的大忌，表现出的是一位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奢靡放纵，行事轻佻、治国无术的昏君。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治国理政上，而是整日沉湎于艺术的创作以及声色犬马的享受之中。

徽宗的这一转变就发生在改元“崇宁”之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为“六贼”之首的蔡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