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虽然是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十余年之后，并因此正式打开了新旧两党恶斗的潘多拉盒子。但是，北宋党争的历史，最早却可以上溯到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二十多年的“庆历新政”时期。

范仲淹在仁宗时期推行的庆历新政是北宋最早的变法活动，其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因为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遭到了谤议和攻击，并将推动改革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诬陷为朋党，指责他们是结党营私。

范仲淹等主张改革的人士，因为公忠体国，问心无愧，对此并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特别是支持改革的欧阳修，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声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都是因利而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为了大义，而不顾私利的君子才可能结为朋党。他虽然是想说明朋党并非都是有害于国家的，但是，却使得反对派所指责的朋党之论不证自明了。

宋仁宗虽然相信范仲淹等人的忠心，也知道他们没有谋私。但是，作为皇帝他却不能容忍手下的大臣相互结党，即便不营私，营公也是不行的，这是专制皇权最大的忌讳。因此，对朋党的顾虑，应该就是促使宋仁宗最终选择不再支持范仲淹，而使庆历新政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起党争，并不是北宋才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并且始终都是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一大恶瘤。在宋代之前，比较重要的党争就有东汉的“党锢之祸”以及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之后又有明朝的“东林党争”。它们虽然都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产物，并成为导致政权最后垮台的重要推手。但是，产生的背景以及表现都各有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朝的“东林党争”，都是代表坚守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士大夫阶层与代表皇权的宦官腐朽势力之间斗争。

另一类是唐朝的“牛李党争”和北宋的元祐党争，这两次党争都与皇权没有关系，而是面对重大的社会危机，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但是，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构成却又有所不同。

唐朝的牛李两党，分别代表的是旧有的士族阶层与日益强势的新兴庶族阶层，两党还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但是，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到了宋代，旧的士族阶层早已消失，士大夫阶层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新晋级上来的庶族，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已经没有阶层的差别了。因此，北宋的元祐党争更多体现的是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危机，士大夫阶层内部在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理念、政策上因为分歧而引起的争论，并逐步演化为没有原则的政治恶斗，最后升级为没有底线的政治迫害而成为一场民族的浩劫。

宋代的党争，虽然出现于仁宗庆历新政时期，但是，它的祸根却是由宋初太祖、太宗确立的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的国策埋下的。后来经过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被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引爆后，几经反转，且愈演愈烈，由新旧两党最初的政治争论发展到政治恶斗，再由政治恶斗演变升级为政治迫害，最终酿成了靖康之难的惨祸，可谓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