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本无今古之别，我国八十年代大力崇尚竞技，故竞技武术应运而生，遂成现代武术之主流。

但竞技武术渐行渐远于传统武术。

古时武术，出于原始之争斗，竞争与夺取，大约是为了一口吃食。

古代战乱无常，社会风气崇武尚力，武术实为生存之技，杀人取胜之术。

那时的武术，并非彼此在擂台之上竞技，而是真刀真枪的生死相搏。

83年的武术比赛意外伤亡多少人？签生死状才可参赛，比赛始末

武术传承，难觅其踪

武术，这一东方艺术的珍珠，与中医、京剧、书法等并列，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如孔子学院之于国外，吸引众目集焦，我国武术亦是名扬四海，其影响力迅猛如雷。

中华武术，以其独特的技击功能、健身价值及深厚的美学内涵，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

不可否认，现代的武术，已逐渐演变为一项普及的健身运动。

而古时，其技击性更胜一筹。

往昔的镖局，承担着重要的物资押运责任，那时候的镖师对武艺的要求极为严苛。

昔日镖师的选拔制度严格异常，非同小可。

与今日某些保安公司只求人手充足、体格健壮不同，当年镖师必须历经重重考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武艺非凡、出类拔萃。

那些只会花拳绣腿的，只能旁观边缘。

若无真正的本领，难以加入，更难长期坚守岗位。

据史料记载，某些镖师为防被暗器所伤，竟日常微服砒霜，以锻炼身体对毒性的抵抗力。

为生计奔波，实非易事。

从历史记载看，民间武师极为讲究门派渊源，切磋交手之前，总要先报上门派来历。

有时，为避免纠纷上升至官司，擂台比武前，还需签下生死状。

那是实打实的较量，绝无虚设。

传统武术的对抗，分为公开擂台与私下较量两种。

公擂场上，往往不受既定规则束缚，双方于比赛前签订生死状，彰显一种“生死由命，胜负由天”的豪迈情怀。

因此，双方常将对方身体的致命要害视为主攻目标。

而现今社会的武术比赛，如散打等，对比赛的禁忌部位有了严格的规定，旨在保护运动员的安全，确保比赛的公正性与人道性。

传统武术之对抗，内容丰富，手法多样，既有踢打摔，亦有擒拿插眼诸多绝技。

用这些技艺，人身安全难保，如若使用插眼之术，对手很可能直接就瞎了。

故现代武术比赛，为了保护运动员，已去除了最危险的技巧，只保留踢打摔三种方式。

这种几近于生与死的真实对抗，使得中华武术一代代精炼，从粗放走向精致，实现了优胜劣汰，各派风格鲜明，争奇斗艳。

然而，在我们大力推崇尚武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说，那些曾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独门武艺，传人日渐稀少，急需抢救而时光不待人。

在如今的社会里，习武之风大多局限于武校或政府办的体育学校。

那些清晨或夜晚，在乡间院落里练武的情景，已渐渐难以寻觅，民俗的香味也越来越淡。

由于武术竞技的特殊性，民间武师的交流主要停留在表演和观摩层面，不敢轻易触及法律红线，引发人身伤害的风险。

因此，那些场面激烈的技艺比拼，现已难觅其踪。

武术擂台，生死由命

1983年10月31日，全国武术大比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众多武术队（门派），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前所未有。

由于是首届举办，组织方经验尚浅，再加上当时物资匮乏，护具不足，使得比赛显得异常激烈，可谓是真刀真枪的较量，甚至很多使用冷兵器的选手也未受任何限制。

在比赛前，所有参赛者必须签署生死状，表明一旦上台，生死由命，无论何种后果均不追究法律责任。

此举将比赛的传统性推向了极致，每一次冷兵器对砍，都火花四溅，铿锵有力，每一秒钟的碰撞都紧张至极。

比赛中，因激烈对抗不幸伤亡的选手频出，紧张的氛围中，比赛不得不被紧急叫停。

不仅场上有悲剧发生，场下各门派之间也有不少私下的对决，同样伴随着伤亡。

据统计，此次事件中，共有23位伤亡，其中北京市占七位，河南省五位，山西省三位，广东、湖南、江苏、四川及云南各省各损一位。

其实在古往今来的武林中，互相之间比试有人员伤亡实属常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二月初二，成都青羊宫外的花会上，搭建起一座高约60公分、长宽各达800公分的木制擂台。

这个擂台上铺设的都是坚硬的厚木板，以此迎接四川全省各地的英雄豪杰。

他们纷纷自发来到擂台下，踊跃报名，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生死状，以此表明对自己武艺的自信及对武术传统的尊重。

而此次擂台实际上是川军部队为选拔武师而特意举办的。

在民国，武术比赛与现今的规整大不相同。

无那一系列详尽的规则与禁止条款来保护拳手，竞技场上，无论体重级别、搏击方式、打击部位，皆无严格限制。

可以说一场大杂烩，规则简单至极。

拳打脚踢、肘击膝顶、擒拿点穴，只需将对手打倒求饶、流血投降或是推出擂台，便可自称擂主。

这便是当时的“无量级自由搏击”，犹如现代综合格斗之父，或称之MMA。

这种赛事，不拘一格，真正的强者方能在乱流中立足。

勇敢和残酷并存，不仅比拼肉体与技巧，更有心计与策略。

暗中的收买、恐吓、欺骗更是屡见不鲜，以至于擂台上的悲剧频发。

打伤、打残、乃至打死，皆是家常便饭。

竞赛采用淘汰制，层层筛选，淘汰弱者，留下强者。

报名者首先需通过资格赛，证明其武艺非泛泛之辈，此即“打资格”。

资格赛过后，须挂红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俗称“打红”。

打红之后，抽签定对手，每位胜出者获得蓝章，相当于现今赛事中的优胜纪念章。

进一步则是争夺银章，仅限总人数之半，犹如今日之铜牌赛制。

至于金章，更是层层选拔的终极对决，各路英豪，银章在手者方有资格争夺，金章胜者，真正的擂台霸主，其荣耀无需多言。

单就打擂台来说，决定胜负的要素颇多，然而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个重要因素。

首先，真正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打擂台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搏斗，胜负往往取决于对战双方的武艺深浅、搏击技巧与实战经验。

在这种无情的对决中，一招一式都关乎生死存亡，非同儿戏。

不过运气的好坏也极为关键。

由于比赛中参赛者是通过无差别的抽签配对，这其中难免包含了偶然性。

倘若不幸抽到一个体重远超自己的壮汉，对方便可能“一力降十会”，或者碰上一个潜心苦练二十载的武林高手，自己便可能连预赛的门槛都难以迈过。

还有就是武林门派的人脉关系。

在众多武术流派中，除了少林、武当、峨眉等大宗门派，还有无数地方性小派系，拳种套路繁多。

在这旧社会中，武林之中宗派意识极重，参赛者常常能通过自己的门派背景、人脉关系乃至金钱礼物等手段，赢得主办方乃至裁判的暗中偏袒，从而在比赛中取得优势。

有些人甚至会提前买通裁判，之后比赛的时候准备一个装满石灰粉或者细沙土、辣椒面的小布包。

趁着对手不注意便撒到对手面部，目的就是为了使对手看不清眼前景物。

这是杀敌时才能用的搏命招，武术擂台上不允许，但若是收买了裁判，裁判便会视若无睹。

现代武术是体育竞技

自晚清以来，西方文化与坚船利炮纷纷登陆我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与军事的双重震荡。

在这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求民族的复兴与独立。

逐步渗透的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使我国人民激扬了“体育强国”的壮志，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及其后西方部分国家的颓败，却在国人心中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出路。

在此种思潮中，“应崇旧有之武术”应运而生，试图将中华武术与西方的“民主”、“科学”相结合，进行深度的整合与改革。

这样的尝试，意图通过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方式，使传统武术走向现代化。

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外来侵略的压力，催生了对传统武术的改革。

1918年，马良先生提出了“中华新武术”的概念，系统地将武术划分为摔跤、拳脚、棍术、剑术四大类，开启了团体化的武术教学。

至1923年，在上海成功举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上，武术套路首次成为正式的表演内容。

而1924年的民国第三届运动会，则首次将武术套路纳入比赛项目，并简化了手、眼、身、法、步的评价体系。

而真正的武术对抗，则源于“国术国考”。

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随后的几年中，两届“国术国考”不仅明确了多项武术竞技规则，也彻底打破了过往庙会献艺与擂台比试的传统模式，标志着中华武术在竞技化、体系化道路上的重大突破。

遗憾的是，随着民国的落幕，这场武术的改革也随之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过往的积累与经验，武术竞技比赛得以继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华武术在现代体育竞技领域中正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

中华武术，自古至今，分野众多，却未有清晰之界限分传统与现代。

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大力扶植，竞技武术应运而生，迅速崛起为现代武术的主流。

然而，将竞技武术与现代武术画等号，实为不妥。

竞技武术与现代武术，关系犹如树之于林，部分与整体，不容混淆。

竞技武术之兴起，引发部分人对传统武术的再评价。

因竞技武术日益成为现代武术的主导力量，人们常将两者比较，然而，理应在逻辑上做出明晰区分。

现代武术，其实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拓展与演绎，大量吸收了西方体育的理念，成为一种新的体育运动形式。

武术之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物质争夺。

那时，武术不仅是一种竞争手段，更是生存的技能。

古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频繁的战争，更是使武术成为了一种推崇力量与武力的文化现象。

这一时期的武术，纯粹是实战中的杀敌技，是为了资源掠夺和自我保护的必需，与现今的竞技运动大相径庭。

武术的本质，在于其杀伤与防御的能力，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因此，将武术与仅仅作为体育竞技的现代武术运动相混淆，实在是对武术深层次意义的一种误解。

真正的武术，是精神与肉体的综合锻炼，是智慧与力量的结合，是历经岁月磨砺，从生存斗争中诞生的生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