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秋点兵之时,丁盛年仅十七,加入红军后,身经百战,铁马金戈之下成就了他的英勇,得一外号“丁大胆”。
1952年,他任第54军首任军长,携旗入朝,历经战场260余回,金城之役声震敌营,推动停战协议之签订,他功不可没。
1962年,中印边境上,丁盛领54军,指挥130师大胜印度第4军,使这支曾历战二战、击败隆美尔的部队荣耀尽丧。
可曾是英雄的丁盛,却在特殊时期犯下重大过错,被免职开除党籍。
1990年,丁盛到总政部接待室办事,等了好久,没人管!老伴去理论
身经百战“丁大胆”
在那些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丁盛凭借他那超乎寻常的机智与无畏,时常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一次又一次地在战场上书写了惊人的篇章。
1938年秋,他率领部队作为主力团参加了黄土岭围歼战。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他的部队不仅击毙了自诩“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还歼灭了敌军1400余名。
这一战,丁盛的名字开始在军中传为佳话。
到了1940年,丁盛已任晋察军区教导旅的一团政委,他又带兵参加了声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日本人将他称为“守路钉”,因他每每如钉子般牢不可破,使得敌人望而生畏。
解放战争扩张至全局之时,丁盛先后担任24师师长及45军135师师长,他带领部队参与了四平保卫战、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并南下参与渡江战役,其间为解放湘、鄂、粤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0月,白崇禧在衡宝线筹划决战,林彪命令部队待命。
但在10月5日,丁盛率135师敢为人先,深入敌后,其突然的行动成功切断了敌军退路,致使敌方陷入惶恐不安。
在此紧急关头,白崇禧不得已调集四个师的主力回援,意图围剿135师。
然而,丁盛与他的勇士们顽强抵抗,最终反将一军,击溃敌军。
林彪见状,立刻调整战略,全线发动攻击,所有命令需经他直接向135师下达,绝不允许其他兵团干预。
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次日,衡宝战役圆满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尽数被全歼。
此战,丁盛犹如一头猛虎扑入羊群,135师的战车上至今还绘有虎头标志,作为不屈战斗精神的象征。
在新中国铁幕刚刚拉开的1952年,第54军诞生,丁盛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首任军长。
1953年的夏天,他带领这支年轻的军队跨入了朝鲜的战场,参与了254场大大小小的战斗。
金城战役尤为显赫,他们如狼似虎,一举歼灭敌军7000余人,铸就了一段佳话。
至1958年,随着和平的曙光渐露,丁盛率领着第54军,这支在朝鲜战场上赫赫有名的部队,光荣地作为最后一批撤回的军队,载誉归来。
1962年,硝烟再起,这位已被誉为“大胆将军”的丁盛,再次挥师出征,这次他们的对手是印度的陆军。
在这场中印边境的关键之战中,丁盛亲自指挥130师,面对印度陆军最为精锐的第4军。
这支印军曾自豪地宣称参加过二战、有着击败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耀。
然而,在丁盛的精心策略和英勇决绝的指挥下, “瓦弄大捷”彻底击溃了敌军,让这支曾经高傲的部队颜面扫地,使印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一胜利,是中印战争中最为关键的一战,也标志着那场战争的终结。
至今,在印度的军校中,当模拟敌方进行战术训练时,敌军的代号仍旧是“54”,足见丁盛及其部队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大胆将军”丁盛,确实称得上一位无畏勇敢的战将。
54军首任军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硝烟再起,战火迅速蔓延。
到了十月,中华大地的儿女们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地向朝鲜进发。
在那抗美援朝的波澜壮阔中,中央军委作出了战略决定。
部队需轮换作战以维持战力,其中,第四十四军与第四十五军被选中同赴战场。
然而,当两军合编的命令下达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两军的番号问题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四十四军的官兵们自然希望保留“四十四军”的番号,而第四十五军的则坚持要用“四十五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部队的荣耀历史能够延续。
这场争议迅速升级,一级级上报,终于摆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
周总理,只好召集了四十四军军长张才千、政委谭甫仁以及四十五军代理军长丁盛、代理政委谢明到北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会上,双方各执一词,陈述保留各自番号的种种理由。
周总理静静听完,终于展颜一笑,说道:“你们的主张各有道理,自然都希望保留各自的军番号。这个问题,倒也不是解决不了。”
会场内顿时一片静默,众将领不禁暗自揣摩,这究竟将如何妥善解决。
周总理接着道:“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将四十四和四十五两个数字合一,组成一个新的军番号——五十四军。这样,两个军的精神和历史都得以保留,不也是皆大欢喜吗?”
1952年10月,这样一支新的部队——第五十四军,在中南军区正式成立。
丁盛被任命为军长,谢明担任政委,两人共同肩负起新军的重任。
丁盛的从军经历和他在历次战役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成为了他被任命为首任军长的重要考量。
1953年初,冰雪未融,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支新锐力量——第五十四军,在丁盛的带领下,正式接到奉命入朝作战的通知。
这支部队的战斗旅途,正逢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尾声的关键时刻。
他们的任务便是参与那场决定性的金城战役,为长期的战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金城战役,早已被看作是一场设计好的“收官战”。
志愿军集结了五个军,辅以炮兵、工兵等支援部队,总兵力高达24万之众。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布局,目的是彻底摧毁敌方的抵抗力量。
7月13日的夜幕低垂时,五十四军与其兄弟部队共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经过一夜的激战,中、西集团军成功突破敌阵,五十四军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大显神威,完美完成了二十兵团的所有战斗任务。
到了14日傍晚,南朝鲜军的“首都师”第六师与第八师已遭致命打击,歼敌数达1.4万余人。
南朝鲜的总统李承晚见状不妙,急忙赶往前线督战,命令其部队每日组织三个团进行反扑,企图以400余架飞机与30多辆坦克的压倒性火力实施反击。
然而,志愿军将士们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英勇,特别是五十四军的一三五师,在巨里室北山的激战中,屹立不摇,屡次打退南朝鲜军的冲击,令敌军伤亡惨重,仅此一役便歼敌6250多人。
战斗最为激烈之时,丁盛将军果断调遣五十四军的预备队——一三四师全力投入战斗。
至7月21日,四〇五团在巨里室西北的高地上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夺地战,双方争夺达25次之多。
直至7月27日,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这块被争夺的土地最终牢牢掌握在了五十四军之手。
金城战役,作为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展示了志愿军的坚韧与勇猛,以歼敌超过了预定目标五倍的7.8万余人的辉煌成绩,推进了170多平方公里的战线。
此役不仅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更有力地推动了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
心酸晚年唯空叹
1982年,丁盛因过往错误被撤职开除党籍,其人生似乎进入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暮年。
定居南京之后,每月区区150元的微薄工资,几乎只能维持其破败屋檐下的粗茶淡饭。
然而,情谊尚存,多得昔日战友与部下不时的接济,方才不致于风餐露宿。
后来,丁盛南迁广州,与子女团圆。
但其中过程尽显心酸。
到了1989年,丁盛与夫人抵达广州,与几位老友围坐一堂,共议申诉事宜。
他们共识认为,不断地向上级申诉,或许哪天就成功了。
1990年春,丁盛夫妇北上北京,首站便是中组部,这是个解决他们如此类问题的关键部门。
然而,一位处长却告诉他们,此事非中组部所能处理,应回中纪委寻求“两案办”。
丁盛于是前往中纪委,一位副秘书长接待了他们,最后的答复是:生活待遇问题尚可讨论,案件问题则非议论之列。
丁盛陈述了他的困境,虽被安置于南昌,却因病回南京疗养,现生活陷入困顿,希望能将户籍转移到南京,以便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中纪委官员虽表示可以将他的请求上报,但明确告诉他,解决这类问题需找总政部。
于是他们一道前往总政部,在那里递交了申请材料后,便坐在接待室内等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周围的喧嚣似乎与他们无关,无人询问,无人关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丁盛的夫人忍不住心中的不悦,走向工作人员,她的声音中带着不满与焦急:这位老人已在此等候许久,你们却视若无睹,难道就这样让他置于不顾吗?
工作人员终于请他进去谈话,丁盛将自己的苦衷娓娓道来,却只换得一句“会向上级反映”的敷衍。
此后,他又一次次前往信访办公室,上午的长等换来的只是下午的关门大吉。
这让丁盛深感,这些所谓的机构,实际上是与群众存在着天壤之别,要么是训斥,要么是批评,要么便是冷漠地置之不理。
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奔波,他终于见到了一位主任。
丁盛清楚,与处长们的对话无果而终,因他们无权无势。
他向这位主任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将户籍从南京转至广州,毕竟那里有他的子女,生活或许能得到更好的照料。
主任对此表示,“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我会向上级反映。”
然而,这又一次成了空话。
在北京的数月里,他们夫妇的奔波未曾有过片刻的停歇,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丁盛与夫人租住在一间不甚宽敞的屋子里。
得知老军长来京的消息后,他的老部下们纷纷伸出援手,有的送来大米、食用油、面条、肉类及鸡蛋等生活必需品,有的则安排自家孩子驾车接送丁盛。
这些温暖的接济不仅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也为他们心中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慰藉。
1990年9月,丁盛将军终于上书聂荣臻元帅,表达了自己想要落户广州以便与子女共度晚年的迫切心愿。
时值九月二十四日,聂元帅即速批示刘华清与杨白冰处理此事,丁盛的这一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并且广州军区依师级干部待遇,分配了一处四房一厅的住所给他,解决了住宿问题。
然而,丁盛晚年最为挂心的事——恢复党籍,却始终如鲠在喉。
他数次北上京城,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然而都未能摆脱那“非党员”的身份。
丁盛曾坦承:“我在组织上虽不是共产党员,心里却始终是。共产党不要我,我却要共产党。”
即便是面对非议,丁盛总是激昂反驳,面红耳赤,他会挥拳拍案,用尽全身解数辩护共产党的纯正与伟大,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丁盛对于申诉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
即使到了1998年,高龄八十五岁的他,听闻有丝毫机会,仍旧坚定地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
可是,命运似乎总爱与他开玩笑,就在他努力争取中,1999年,一场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未竟的心愿也随他而去,化为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