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从一品，总督与尚书哪一个地位更高？

昨日我写了篇文章，探讨正二品官员里，巡抚调任六部侍郎究竟是亏是赚。之后有读者在后台私信，希望我再写一篇有关总督调任尚书的文章。秉持着有问必答的态度，我这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总督与尚书的品级与地位关系】

依据清代的官制规定，总督的品级明确为“正二品加从一品衔”。这意味着总督能享有从一品官员的待遇，但和真正实打实的从一品官员相比，还是存在那么一丁点儿的差别。

这里得讲讲总督加衔和品级的事儿。清初时，各省总督加衔情况不规范，有的加尚书衔，有的加侍郎衔，也有不加衔的。雍正之前，六部尚书品级依明制为正二品，所以总督就算加了尚书衔，品级同样是正二品。

雍正登基后对官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六部尚书的品级从原来的正二品提高到从一品，侍郎提升为正二品。此外还明确，总督若被授予尚书衔，会按例兼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若未加尚书衔，都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直至嘉庆年间，总督的品级其实并不固定，有的是二品顶戴，有的则是头品顶戴。不过总督职责权力很重要，自乾隆时期起，给总督加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成了惯例，只有少数总督是个例外。

因为总督肩负的职责与权力极为重要，在皇帝看来，总督的地位较之尚书更胜一筹。这种地位差异在官员的仕途晋升过程中有着明显展现，能看出皇帝对总督更为看重。

依照常规程序，各省总督若被调往京师，若为平级调动，一般会出任各部尚书。要留意的是，总督调任尚书时，较少在吏部和礼部任职，多是去户部、刑部、兵部，毕竟总督专长和钱粮、刑名、军政更为契合。

总督调任尚书属于“平调”，实则有点明着升暗地降的意味。要是皇帝真心想重用提拔总督，会让其升任协办大学士，甚至直接晋为大学士。比如雍正时期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刚到京城就获任大学士、军机大臣。

从另一方面讲，要是皇帝信任某位总督，却又不打算把他调到京城任职，就会在头衔上给予“高配”待遇，比如加封协办大学士或者大学士的头衔。在清代，这类“大学士总督”并不鲜见。

【尚书调任总督如何理解】

若总督调任尚书算平级调动，那尚书调任总督便称得上是提拔了。就拿直隶总督来说，雍正之前，直隶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更换频繁，时而设总督，时而设巡抚，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安排。

清初那会儿，甭管是直隶总督还是直隶巡抚，大多是由京城各部院大臣兼任的。尚书到直隶去任职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不过他们任期通常都不长。直到雍正二年之后，直隶总督这一职位才像各省总督那样形成固定制度。

六部尚书调去当总督，这不符合常规人事调动。从官制层面讲，尚书的品级比总督略高半级。虽说这类调任案例并不鲜见，可背后都另有隐情，总体而言有下面两种情况：

当地方出现重大事件时，往往需要委派有资历、威望高的总督去进行协调处理。乾隆年间的刘统勋便是典型例子，他就曾担此重任，凭借自身条件有效应对地方重大状况。

乾隆十一年，河道与漕运状况糟糕，黄河水患泛滥，漕运严重受阻。鉴于此，乾隆帝火速将工部尚书刘统勋调任为漕运总督。原来的漕运总督资历欠佳，在协调各省关系上显得力不从心。

有的读者或许会质疑，漕运总督并不在八大总督范围里，刘统勋那事儿说明不了啥。先别着急，在乾隆十九年，当时担任刑部尚书的刘统勋迎来新的任职安排，被任命去做陕甘总督了。

清朝开国之后，陕甘总督这个职位极少会委任给汉族大臣。乾隆安排刘统勋担任陕甘总督，并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了对全局的综合考量与权衡。

这一年，西北地区局势紧张，战火气息弥漫。乾隆皇帝对巴里坤、哈密的军事安排忧心忡忡，打算派一位靠谱又有本事的大臣去巡查军务。纵观满朝大臣，唯有刑部尚书刘统勋符合要求。为提高他的地位，乾隆特意加封他为太子太傅兼陕甘总督。

很明显，调刘统勋去当陕甘总督不过是权宜之策，就是让他暂时解个急。临时任命朝臣当总督的事儿挺常见，人选一般是六部尚书。像乾隆朝另一位名臣尹继善，到京城做刑部尚书没多久，就又去当两江总督了。

其二，国家兴兵作战时，会让尚书兼任总督之职。在乾隆帝登基前，朝廷出兵所任命的统帅皆会被冠以“某将军”的名号；乾隆帝即位后，这一规则有了变化，统兵的将领出征时都用总督的名义。

就拿声名远扬的福康安早期经历来说，他当时顶着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头衔，被临时委任为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而后率领军队出征作战，以这些临时官职去履行军事使命。

因军事考量，以尚书临时担任总督一职，其目的主要是管控军事与地方官吏，和常规行政总督差异显著。这类总督地位颇高，与钦差大臣平起平坐，在权力层级上处于同一水平。

要是任用的将领是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鉴于他们地位尊崇，通常不会再给他们加上总督的名号，而是任命为钦差大臣、参赞大臣。比如大学士傅恒、阿桂在领兵的时候，就是按这样的安排来的。

看待总督和尚书的关系需秉持辩证视角。总体而言，总督的地位比兵、刑、工这三部的尚书稍高一些，比吏部尚书要低一点，和户部、礼部尚书的地位大致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