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受挫折
回到开封以后，我又转入河南陆军卫戍病院继续养伤，经过20多天治疗，伤口才基本愈合。我雇了一辆脚踏车，开始四处打听，先找到我当新兵时的连长，接着又见到了营长和副营长。他们都说："部队现在虽缺兵员，但干部还保留着，你回来吧！"伤口还没有全长好，我就回到了原来的部队。
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后，为了表示服从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任副总司令，胡兼第二军军长，孙兼第三军军长。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国民军第一军占领了河北大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分别进入河南和陕西。胡景翼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河南省军务督办。他一到河南，就收编了许多直军部队，积极扩充国民军第二军实力。我们营被收编后，扩充成一个团，编为河南第一混成旅第一团。我在一营营部担任了书记。曹锟、吴佩孚失败之后，奉军成了北方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他们开进关内，四处扩张地盘，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和盘踞在长江下游一带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等，同时受到奉系军阀的军事威胁。形势的变化促使冯、孙二人结拜为兄弟，并秘密结成军事联盟，准备共同对付张作霖。
1925年10月，孙传芳首先在江苏发动讨奉战争，并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指挥这次战争，直系其他将领纷纷响应。冯玉祥因和孙传芳早有密约，所以在孙传芳发起讨奉战争后，也给国民军第二军下达了讨奉任务。河南督办岳维峻（胡景翼已病逝）接到命令，便派他的参谋长、河南省城卫戍司令李纪才率领一支部队开赴山东，进攻奉系的张宗昌部。
1925年冬天，我们混成旅随李纪才由开封出发，经过巨野、嘉祥、济宁和兖州等地，向泰安方向挺进。
我们旅一到泰安就上了前线。军佐和后勤人员驻扎在车站、县城一带。这时候，双方在泰安以北地区争夺很激烈，枪声、炮声从前线接连传来。由于对方援军不断，顽强固守，打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未能突破他们的防线，双方僵持不下。不久，战局突然发生了逆转。
原来，吴佩孚第二次上台后，开始虽然实行的是"和冯讨奉"策略，但实际上他最恨冯玉祥。为了报复冯玉祥和岳维峻，派靳云鹗跑到徐州，收回了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暗中与奉系的张宗昌进行勾结，指使田、王、陈三部按兵不动。结果，我们这一路进攻部队失去了协同，成为孤军深人，而奉军却能集中兵力，反攻一面。
记得那一天夜里11点多，我因患感冒，刚服完中药睡下发汗，忽然接到撤退的命令，在奉军猛烈反攻下，我们这个新成立的混成旅很快支持不住了，旅部决定机关军佐人员和后勤先撤，部队随后掩护，退回河南。
队伍经金乡、鱼台，退入河南商丘，在这里进行了一番整顿，然后，又从商丘撤到许昌。
国民军第二军在山东惨败之后，吴佩孚的实力渐渐雄厚起来。他的翅膀一硬，就公开改变了原来的策略，变"和冯讨奉"为"联奉反冯"了。
1926年1月，吴佩孚派兵分三路向河南发起全面进攻，于二三月间相继攻占开封、郑州等地。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随即瓦解。
我们旅被靳云鹗部收编，因为过去是直军老部队的缘故，被扩编成河南陆军第十五师。马吉第旅长当了师长。全师近万人，虽然武器不太多，但编制比较齐全，除两个旅之外，还编有骑兵营、工兵营和炮兵营等特种兵分队。我们副营长调到骑兵营担任营长，我跟他一块儿来到骑兵营，在营部担任书记长。
1926年春末，奉吴佩孚的命令，部队开始向北进发，去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一步进到了保定。靳云鹗是这次作战的前敌总指挥。
我们陆军十五师担任进攻的左翼。任务下达后，由保定出发，经满城、易县，向涞水一线发起了进攻。
涞水一带山峦起伏，地形险要，骑兵受到了限制，而步兵进到一定位置就和国民军第一军僵持起来。这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加之对方工事坚固，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战事又形成了胶着状态。我们骑兵营奉命进入涞水县的石亭镇待命。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练兵。
天气转凉之后，部队又开始了全面进攻。我们首先占领了琢鹿县，以后又攻克怀安等地。而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失守之后，便开始逐步后撤，退向内蒙古、绥远一带。正在这时，南方国共两党合作，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威胁着吴佩孚的后方，进攻才不得不停止。
接着，我们奉命折回河南。部队从怀安出发，经过下花园、八达岭，然后进到北京门头沟以西的三家店休整。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扩充，十五师编成两个骑兵营，我们的营长调动了，从别处另调来一个新的营长。有些熟人和同事们曾向我打招呼说："老营长调走，新营长上任，你这个书记长怎么办？"因为在旧军队中，一般都是营长最亲近的人才担任书记长，所以有些好心人悄悄劝我辞职另找工作。而我觉得，新营长上任，你来你的，我干我的，心里也没在意，没想到后来果真吃了亏。
部队稍事休整之后，就返回了河南，在许昌外围一带驻防。
吴佩孚由"和冯讨奉"一变而为"联奉讨冯",任意改变直军的战略，接着又撤换靳云鹗。这些刚愎自用的行为，遭到孙传芳等人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了直军内部的分崩离析。同时，广东的北伐军以破竹之势攻入湖北。吴佩孚亲率重兵在汀泗桥、贺胜桥与北伐军作战，遭到惨败。接着，又丢掉了武汉，被迫退入河南。
正当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撕下了"结拜兄弟"的假面具，开始趁火打劫。他不顾吴佩孚的多次反对，打着"援吴讨赤"的旗号，派兵沿京汉路节节南下，夺取了河南的部。远在苏联的冯玉祥也疾驰回国，在绥远一代招集旧部，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率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直逼吴佩孚。
这样，吴佩孚完全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最后不得不再次下野，于1927年5月仓皇逃入四川。
这时，河南政局变得十分紊乱。从1925年到1927年上半年，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平民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在我陆军十五师这个地方，形势也很混乱。自己亲眼目睹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况，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不断地思考：各路军阀终日混战，今日讨贼，明日联贼；忽儿握手言和，称兄道弟，转眼又拔刀相向，大动干戈。这哪里是救国救民？分明是在祸国殃民！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愈来愈沉重了。
面对这一黑暗混乱的现实，自己报国为民的愿望无法实现。我对现实由不理解、怨恨，以至发展到消极厌世。忧愁、烦恼、悲观、无望和战乱的社会现实，不安的思想情绪，使我陷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
我的思想刚刚稳定下来，新上任的营长突然把已经在山东济宁当了多年和尚的老书记请来了。这个人50岁左右，一副滑头滑脑的模样。显然，营长是想用他来顶替我的。
一次，师里某参议官到驻地考核我们骑兵团（这时已经成立了团部）。首先要由书记长点名，那天我正好头痛没有参加，由这个老和尚替我。结果他做了坏，把花名册上插红签的病号、逃兵的名字全都交上了。我们营显得开小差缺勤的很多，团长被弄得下不来台。因为这事，团长对我特别不满意，但我是因病请假，加上平时工作不错，又找不出理由撵我走。
硬的不行，他们使出了软招子。一天，一营、二营的书记和团里的副官等八九个人，突然把我请去了。我奇怪地问："你们请我干什么？"他们说："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天咱们共结金兰之交。"说着，连推带拉就来到了关帝庙，向关夫子磕了三个头，彼此又互相磕头，就算拜了把子，开始称兄道弟了。记得我排到老六。不想，拜完之后，老大和老二就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老弟，现在团长和营长都不太喜欢你，我们看你还是退下来休一下，然后大家再帮你想办法。"我心里也感到，再干下去，上司可能会给我小鞋穿，就听了他们的话，请了个长假，说家中老母有病，需要回去照顾。结果报告送到团里，很快就批下来了。
从部队搬出来之后，我住在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许多人为我打抱不平，有的人问："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请长假？"有的甚至气愤地说："你就在这里住着，看他敢怎么样！"但没过几天，我那些"弟兄们"又来劝我了："老弟，你还是到许昌城里住的好，在这里夜长梦多，搞不好有人会暗害你！"我白这是在下逐客令，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得已只好离开此地，来到了许昌。
绝路逢生
在许昌，有一个步兵营长过去和我比较熟，我先找到他，说明来意，暂时住下了。后来，听说在许昌以北的淆川、尉氏一带要新成立一个旅。我有一个同事，叫曹光弟，我在营里当书记时，他在连里当书记，过去一直很要好。这时他也在许昌，我们两人便一起来到尉氏，通过别人介绍到旅部，帮助扩充队伍。
一次，我由尉氏去许昌招兵买马，但就在这时候，旅长突然被另外一个部队扣住了。结果双方动起武来，我们旅很快就被打散了。混乱之中，老曹只拿了我和他的两床被子跑回许昌，其他东西都丢光了，特别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写的日记，共十五六个笔记本，一本也没剩。当时我伤心得还哭了鼻子。
从此，我只好在许昌住闲。那时，河南的局势仍然很乱。自从吴佩孚逃到四川后，部队群龙无首，今天投张三，明天归李四，战事迭起。马吉第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把陆军十五师带到老家安徽去，另谋一条出路。我们新编旅的参谋长金霖信回教，马吉第正好也信回教，金便通过这个关系，到十五师当了副官长。我和老曹也一块儿跟他回到十五师，随部队经河南商丘向安徽的三河间、涡阳、蒙城一带进发了。
我回到十五师后，先在副官处帮忙，后又调到参谋处工作。参谋处长年近五十，留着两撇小胡子，不知怎的，他看我总不顺眼，经常找些别扭。一天晚上，他突然把我叫到跟前，要我去某旅送行军命令。当时已经九点多了，天又黑，路又不太熟，既没派通信员，又不发灯笼（灯笼上有记号，才能通过岗哨）。我提出要一盏灯，最好再派个通信员一起去。谁知，参谋处长蛮横地说："我不管这些，部队明天拂晓出发，送不到命令，砍你的脑袋！"说完，再也不理我了。
从参谋处长那里出来后，我想了一下，便直接到重迫击炮营。这个营的营长姓张，是河北省沧县人，算是老乡，我把刚才的事讲了，他也很气愤。同时安慰我说："老弟，不要急，打着咱们营的灯笼去，我给你派个通信员。"这样，我们夜里10点出发，走了20多里路，一点钟才到。旅长签字盖章后，终于在拂晓之前回到驻地。部队临出发时，我到参谋处长那里报告。谁知他看完收条，态度依旧那样蛮横：
"你不是说不能送到吗？"
"我不能等着你砍脑袋呀！"
"噢，还是能送到嘛！"最后，他倒打一耙，把我又训了一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在旧军队中找个罪名给你加在头上，搞不好职务被撤消，饭碗就砸了。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虽然有很多事情看不惯，却逼着你不能讲实话，逼着你要学会逢迎，否则，就很难存在。
经过一段长途跋涉，我们到了安徽。不料，那里的部队不欢迎我们，到处碰钉子，只好重新折回河南，退到固始县期思集、乌龙集一带。
盘踞在这一地区的部队是被蒋介石收编的河南杂牌部队和当地一些架杆的土匪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牌部队和当地一些架杆的土匪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叫任应歧。我们一到这里，就遭到他们的袭击，部队当时已精疲力竭，士无斗志，没怎么打，稀里哗啦就被人家缴了械。任应歧把士兵留下一部分，干部则一个不留，没收了武器、钱财和衣物之后，全部给解散了。
部队被缴械后，马吉第走了。这一带信回教的很多，金霖被他们保护下来，我和老曹则无处投身。当时，镇子外面红枪会很猖狂，他们拿着梭标，听到口音不是本地的就扎死，所以没敢出这个镇子。我和老曹身上已无分文，只好分开各谋生路。
我找到一个小店，磨破口舌，并立下字据，保证将来成倍地偿还，才借到一块光洋，靠这一块光洋，我整整支持了16天。那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就是几个素包子，晚上住在一个寡妇家牛棚的草堆里，半夜还要给牛喂草。
在受困期间，我认识了期思集西面祠堂里的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50多岁，精通文字，待人很热情，出家已30来年。我每天吃完饭，都到他那里喝碗开水，闲扯一会儿。他时常劝我，虽然被缴械，受困于此，但要经得住，他还引佛经里的话，什么经受住折磨，幸福就到来了，等等。我也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他询问佛教里的一些规矩，懂了点佛教常识。
老和尚看守的这座祠堂叫"楚令尹孙叔敖祠"，据说是清朝初年重修的。里面有塑像，有碑。碑文字体核桃大小，概括地叙述了孙叔敖一生的经历。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这个人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才干，而且品质很好，曾经"三得令尹而不喜，三失令尹而不怒"。古人的优秀品格激发了我在困难中坚持奋斗的信念。决心一定要向孙叔敖那样做个正直的人。
当借来的一块光洋花完之后，生活就无法维持了。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摆脱了困境。
一天，我到期思集西边的空场去看戏，场子中间摆着桌子，坐着几个架杆部队的干部，由他们点戏，恰巧我离得不远，其中一个人总是看我，我觉得有点面熟，但又不敢去认。那时我的头发很长，脸也很脏，已经阴历十月中旬了，还穿着单裤单褂，破破烂烂的，生怕认错人。就在这时候，那人站起身主动走过来，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干过事。当我说到曾在开封陆军军士学校受过训时，他说他也在那里学习过。原来，我是二营八连，他在七连，都在一个操场出操，经常见面，一说还是同学，就亲近起来了。
这个同学叫冯为民，是个连长。他见我这副模样，便说道："大哥，你真受苦了，到我那里去住吧。明天就给你做衣服。"正在大难当头的时刻，突然遇到一位熟人，真是如鱼得水，绝路逢生。我马上想到老曹，把他的情况也向冯连长说了，通过冯连长的关系，老曹被介绍到另一个连里工作，我在冯连里当书记。
一连几个晚上，我和老冯互相谈了个人后来的经历。通过几天的接触和交心，我们俩很快成了一对好朋友。
我在连里大约住了个把月，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比较惬意。但时间一长，没想到又带来了新的难题。由于我和连长关系比较密切，连里三个排长起了疑心，他们害怕自己的位置难保住，对我开始另眼看待了。
我很快觉察到这一点，经过再三考虑，才对冯连长说："老弟，你的三个排长对我已经冷淡了，如果再呆下去，估计对你不利，所以，我想到西北军或别的部队去找点事做。"
他想了一下，说："你讲的这些我也有所感觉，到别处去也好。呆在这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会给你一下子。"
他送给我30块光洋和一些衣物。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离开了期思集，朝汉口方向走去。
兵站投友
这时，听说我兄长已从开封警察训练所到罗山，在任应歧的部队里。我们二人已长时间没见面了。于是，在汉口只住了三天，就乘火车到达河南信阳，从那里雇了个小推车，来到罗山县寻找兄长。
到罗山后，先找着了原来跟着兄长当勤务员的张思霖，从他这里打听到我兄长确实在任应歧手下一个警卫连当过连长，张思霖当传令兵，现在他俩都离开了，兄长住在张思霖家里，我来到时，兄长正巧到开封拜会朋友去了。
罗山县县城不大，但布局很紧凑。一天，张思霖领我到各处去转，在街上的报栏里，偶然发现我过去一个同事，现在新乡西北军第二十三军某师兵站担任副站长。这人叫李树芳，我在十五师骑兵营当书记时，曾和他共过事，因为兄长出远门了，短时间回不来，我就决定到新乡去。走前，我给兄长留下一封信，然后便从罗山回到信阳，乘火车直奔新乡。
在新乡兵站，我见到了李树芳。一见面，他诚恳地说："你来了，这儿有吃的，有零花钱，但马上要找事做，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他是副职，我知道他的难处，就先住下了。
这时，已是1927年的年底了。一天，李树芳和王宝丰关切地问我："眼看过年了，我俩凑了些路费，你要不要回家看看？"我觉得，自己眼下一无钱，二无职，回去亲戚朋友也看不起，不如在这里过年。他俩听后都表示赞同。
不过，这时我心里不断地嘀咕，总住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再不能给朋友增加麻烦了，怎么办呢？我一着急，便跑到城里的文具店买了几个好信封，十几张宣信纸以及笔墨等，熬了三四个晚上，给二十三军的军长写了一封信。
这位军长叫秦德纯，号少文，山东人，是北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过去曾跟着吴佩孚和靳云鹗当过师军大学的毕业生，过去曾跟着吴佩孚和靳云鹗当过师长和参谋长，比较有学识。
信送出三天后，秦德纯的警卫员到兵站找我来了，说是"军长有请"。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我的信发生了作用，便高兴地来到军部。
军长大约40岁左右，中等个儿，双眼皮，大眼睛，相貌俊秀，很有精神。
屋子里很静，秦军长自己则踱来踱去。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个人，以后才知道这人是参谋长，名叫李炎，也是北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是秦的同学，秦当军长以后，邀他来当参谋长。
"你的信我看了，写得不错。"秦首先对我鼓励了一番。然后，问了我的经历和学历等方面的简要情况。
在谈话时，参谋长始终用眼睛盯着我。军长边走边谈，我一直拄着根棍，立正回答问话。大概谈了15分钟，最后秦军长说道："部队归编冯玉祥以后，条件比较差，在这里干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苦？"我说："我是从苦里面打出来的。军长不怕苦，我更不怕！"我接着又说："听说军长待人敦厚，才识渊博，我愿意跟着军长干，学点本事。"
"那好，先回去吧，以后给你安排工作。"他笑着说。
年后两三天，关于我任职的命令下来了。上面写着："委任孙毅为二十三军上尉办事员。"接到命令后，我由兵站搬到了二十三军参谋处。
我刚到新乡时，二十三军参加了冯玉祥指挥的与奉军、直鲁联军的作战，围困孙殿英部，取得了胜利，士气比较旺盛。在参谋处，我的任务主要是检查操课，工作比较紧张。每天一早，爬起来就到操场上去，检查军直属部队出操的情况，然后向参谋处长汇报，每隔三天，写一份书面报告材料送给李炎参谋长。
由于工作认真，两个月后，我便被提升为少校参谋。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