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琦
编辑|文琦
《——【·前言·】——》
1939年，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发话：“高士一可以不交田地，他是真心抗日，敌人烧了他的家，杀了他侄子。他这种人，抗日需要。”一句话，让原本还在议论的干部们哑口无言。
毛主席为什么会为一个地主破例？高士一，这个出身河北任丘地主家庭的大户人家子弟，为何能在抗战中崭露头角，成为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一员？
家族的分裂与高士一的选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河北陷入战火。日军快速推进，乡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许多大户人家的田地被洗劫一空。
高家四兄弟分家后各自经营，但都住在任丘县的“高家场”。这里是方圆几十里最富庶的地主庄园，高士一掌管着其中一大部分。
高士一排行老四，早年读过几年私塾，文化不高，但性情豪爽，深得乡民信任。
成年后，他接管家族的生意，和地方官员打交道，担任过河北省的河务委员。大家称他“高四爷”，既是尊敬，也有些畏惧。
七七事变后，日军接连攻陷北平和天津，高家庄子外，零星的流民沿着村路涌来。
高士一亲眼看到，有人背着棉被，有人抱着孩子，沿路乞讨，脸上写满恐惧。他心中一阵发紧：“做地主有什么用？鬼子来了，地再多也守不住！”
1937年10月，高士一的朋友杨琪良找到他。杨琪良是中共党员，长期在河北发展地下抗日活动。
这次来，他的目标明确：希望高士一利用家族影响力，组织一支抗日武装。
“高四爷，鬼子来了，不打退他们，老百姓活不下去。”杨琪良直言不讳。高士一没有立刻答应，只是沉默。
第二天，他从粮仓里抓了一把粮食，装进口袋，骑马跑到乡间。他一路看，一路想，终于决定：“国破了，地主也当不成。得抗日！”
不久后，高士一组织了“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自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初期只有几十人，武器装备很差，但吸引了不少乡勇和青壮年加入。杨琪良担任政治主任，负责队伍的思想工作。
高士一的选择，让家族内部出现了激烈矛盾。
大哥高士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队伍，跟着高士一一同抗日。二哥高士奎保持沉默，不说好，也不说坏。
而三哥高士芬反应最激烈，他甚至召集家族会议，当面质问高士一：“你知道杨琪良是共产党，跟他们掺和，不是毁了高家吗？”
高士一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三哥继续激动地说：“你不想想，高家多少田地，多少雇工，要是你带着兵闹下去，鬼子来了，咱家的家业保得住？”
听到这里，高士一终于开口：“我也不想闹，但国都亡了，地再多又有什么用？我们分了家，各管各的，你别拦我。”
三哥气得摔门而去，还把前来联系工作的共产党干部侯玉田软禁在家。
高士一听说后，连夜赶回庄子，硬是赔礼道歉，才把侯玉田救出。这件事，让高士一下定了决心：“家没了可以再建，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抗日武装的崛起与危机
高士一的“人民自卫军”初期发展迅速，三个月内从几十人扩展到几百人，到1938年初，已经有了三四千人。部队主要在任丘、河间一带活动，针对日军据点展开袭扰。
部队壮大后，物资成了大问题。士兵没鞋穿，军官没枪用，连粮食都供不上。
1938年春节，士兵们在大雪地里吃着稀粥，许多人眼巴巴地盯着队长，连一句话都不说。
高士一看在眼里，急得直跺脚。他对杨琪良说：“不能让弟兄们过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党组织提出召开地主绅士座谈会，动员地方富人捐款捐粮。高士一听了，主动站出来：“我带头捐五千大洋！”
高家场的大地主带头，其他人也不好推辞，不少人当场捐了几百甚至上千大洋。靠着这笔钱，部队熬过了物资最紧缺的阶段。
日军得知高士一的部队崛起后，展开了疯狂的打击。
1938年12月，日军派出五百多人，突袭高家场。他们烧毁了高家一部分房子，还抓走了高士一的侄子高万峰做人质，并放回一名家人传信：“交出高士一，放了人质。”
侄子高万峰对高士一说：“四叔，他们要我的命不要紧，不能让您屈服！”高士一当场撕毁了信件，对部队说：“家烧了可以再建，人死了不能白死。咱们抗日不投降！”
不久后，日军杀害了高万峰，并扬言再抓高士一的家人。面对威胁，高士一毫不妥协。
他对部下说：“家里的事不要管，咱们要让鬼子知道，河北人有骨气！”
从地主到八路军旅长
1939年春，“人民自卫军”被八路军冀中军区改编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正式成为八路军一员。
和他合作的干部是来自红军的幸世修和杨琪良，政治思想和军事指挥都更加系统化。
部队改编后，高士一积极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努力学习八路军的管理经验。
同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地主身份的地方武装领导人，转变为八路军的抗日将领。
刚进八路军的高士一，面临着身份质疑。一些老红军战士议论：“地主也能当司令员？他会不会是假投诚？”
高士一听到这些话，没有解释，而是用战斗表现争取信任。
同年3月，他率部参加了河间齐会战斗。这是一场八路军与日军的硬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高士一的部队歼灭了日军七百多人，缴获大量武器。
他的指挥能力受到冀中军区的高度评价，贺龙更是称赞：“高士一是打仗的好手！”
尽管战功显赫，地主身份始终是高士一的“标签”。
毛主席得知后，亲自为他平息争议：“高士一是真心抗日。他家被烧，侄子被杀，他跟共产党是认真的。”毛主席还特别批示，允许高士一家保留部分土地，以安抚其家族。
这一决定，不仅巩固了统一战线，也让高士一在八路军中站稳了脚跟。
建设抗日根据地，保卫党中央
1940年，高士一的部队被调往晋西北，参与根据地建设任务。他带领部队修工事、打游击，与敌人展开激烈对抗。
为了鼓舞士气，他常对战士们说：“党中央给了我机会，我就得替老百姓守住这片地。”
1942年，他的部队调往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高士一在防线上巡视，常常亲自与士兵同吃同住。
他对战士们说：“延安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死也不能让敌人踏进来。”
抗战胜利后，高士一离开部队，进入地方建设工作。他先后担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为新中国的经济和交通建设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陕西省交通厅厅长，负责接管西北交通系统。他总是亲自下乡视察，解决地方交通运输中的实际问题。
他平静地度过了晚年，1968年因病去世，享年75岁。
高士一的经历，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从地方名绅到八路军旅长，他的选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家乡的抗战进程。
他的地主身份，让他在党内外饱受争议。但他的抗日行动与坚定立场，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和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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