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趁着暑假从苏联回国探亲。见到父母后，刘允若又向上海寄了一封信，上面写道：

“姑母：不久前从国外回来，得知父亲文玉已去世的消息，甚是难过……”

刘允若在信中提到的“父亲文玉”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养父朱文玉。

1933年，3岁的刘允若被寄养到了朱文玉身边，直到13年后才被党组织接走。这十多年来的抚育之情刘允若一直没有忘记，可当他回国时，却得知养父已经去世了，十分伤心。

刘允若在信中还表达了对养父的哀思和感激之情，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也应该感谢另外一个人，她就是朱文玉的继母朱姚。正是这位“祖母”，刘允若才能被安然无恙地送到朱文玉身边。

朱姚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中国妇女，但她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华赤色革命济难会（简称“互济会”）全国总会“坐机关”在编人员。

1932年，刘允若的母亲何宝珍在上海不幸被捕牺牲，党组织就将只有三岁的他送到了朱姚手上。

当时朱姚已参加革命工作五年，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她的家是一个地下交通站，时常有革命同志到这里休息或者开会。每当这个时候，朱姚就会坐在门口，边干活边放哨。

一直到晚年，朱姚都保持着这个习惯，一到闲暇时就会坐在门槛上做活儿。

所以当何宝珍牺牲后，党组织就找到了朱姚，希望她帮刘允若找一个好家庭。朱姚思来想去，想到了丈夫前妻的儿子朱文玉。

朱文玉是个老实人，与妻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一听说继母给他抱来个男孩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那么，朱姚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都是受她的女儿的影响。

朱姚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中，长大后被聘给丈夫朱康甫为继室，定居南通。

早年间，由于朱康甫经常失业，一家六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朱姚替人做针线活、洗衣服和做帮工。

朱姚的二女儿名叫朱文英，天资聪明，从小爱读书。房东在给自家孩子请家教后，朱文英就在一旁偷听，课堂上老师讲的文章她总比房东家孩子背得快、记得牢。

朱姚夫妇见女儿如此好学，便省吃俭用将她送到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朱姚不知道的是，这一决定将要改变他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朱文英在读书期间认识了进步青年刘瑞龙、丁瓒等，从他们那里，朱文英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于是，她心中的革命烈火就此燃烧起来，之后自然而然成为了女师范学校的学生会活动骨干。

然而不久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朱文英也被视作了反革命的眼中钉。

南通无法再待下去了，朱文英就跟着战友朱瑞龙参加了创建红十四军的工作。因其工作出色，之后组织上就将她调到了上海，领导爱迪生电灯泡厂罢工。

但就在她全身心投入罢工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将她抓了起来。在狱中，朱文英饱受折磨，当年5月患上了伤寒症不久就牺牲了，时年20岁。

朱姚得知女儿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想起女儿离家时“要好好掩护机关，照应同志”的嘱咐，她毅然决定投身到女儿未竟的事业中去。

50岁这一年，朱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着女儿生前的同志，朱瑞龙也受到过她的帮助。

后来，因朱姚的优秀表现，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上海，为互济会做掩护工作。也就在这时，朱姚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因其慈爱的面孔和亲切的关爱，使得许多离家多年的同志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所以大家都称她为“革命妈妈”。

1932年，朱姚的丈夫朱康甫生病了，但为了机关的安全，她让同志们将病重的丈夫送进了医院，自己则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不料，丈夫在医院独自忍受病痛十多天就死了，朱姚虽伤心，却并不后悔。

事后，同志们安慰朱姚说：“妈妈，毛主席在江西，虽然不认识你，但你为革命工作不顾亲人病痛的事情他是晓得的。”朱姚听后十分欣慰，革命信心也更加强大了。

除了二女儿朱文英牺牲外，朱姚的儿子朱文标也参加了革命，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名战士。但不幸的是，朱文标在一次策反任务时牺牲了。

后来，小女儿也跟着参加了革命，曾因叛徒保密被捕入狱，受了不少苦头。

新中国成立时，朱文英已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她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但令众人疑惑的是，她并没有住到小女儿家中，而是住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开国元勋刘瑞龙的家里。

原来，朱文英牺牲后，生死战友刘瑞龙就决心像对待自己母亲那样照顾朱姚，而朱姚也把刘瑞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