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末，我们完成了学习任务，奉命回国。

我们是第三批回国的，一共60多人，由校长许光达带队。

清晨，我们告别了送行的苏联教官和当地群众，登上了由莫斯科开往阿拉木图的快车。

车厢在轻轻地摇晃，我们的心儿在激烈地跳动，转眼就要回到离别两年的祖国，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战友，就要驰骋疆场跃马持枪奋勇杀敌，一种盼望、喜悦、激动之情交融在一起。

同志们兴奋地说笑着，像长了翅膀的小鸟恨不得立刻飞回故土。

12月4日清晨，我们在苏境的阿拉木图下了火车，分别乘坐苏造的吉斯五卡车，奔往祖国的新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先后进行了六次谈判，终于在1937年9 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国难当头，新疆督办盛世才赞成统一战线，主张抗日。

他所管辖的新疆之地也暂时成为我们抗战的一个立足地，并由此打通苏联至中国的道路。

这样，我们归国同志方能较顺利地由新疆进入内地。

我们经过一天的颠簸，于傍晚进入新疆。

一夜的休息后，翌日清晨又改乘苫有篷布的卡车(大篷车)前行。

天气很冷，呼呼的西北风夹着片片雪花飞进车内，钻进我们的衣领里，凉嗖嗖的。

大概是心情高兴吧，我们并不觉得寒意，反倒觉得爽快。

我伏在车棚的小窗户向外眺望，见几辆卡车奔驰在大西北草原上。

沿途人烟稀少，在冬季暖阳的照耀下，茫茫草原一望无垠，草原的尽头仿佛与天边连成一片。

草木虽已枯黄，偶尔有一二群放牧的牛羊，那一只只奔跑的绵羊与天空上飘浮的一朵朵白云相互映衬，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我探出头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祖国的空气真新鲜呀！

停车休息，我第一个跳下来，抓起一把路边的黑土，紧紧攥着，仔细端详，真肥沃呀，肥得几乎要流出油来。

祖国每一寸土地都是这样美好，岂容侵略者践踏！

想到此，激愤之情又袭心头，恨不得即刻奔赴战场。

我们晓行夜宿，沿途经过几个村屯，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居住区。

最大的村屯才30多户人家，小村屯20来户。

牧民生活贫困，但朴实热情，邀请我们到家作客。

在一个村屯里，我们五个人被邀到一户维吾尔族牧民家，他们生活属于当地的中等水平。

主人把我们当贵宾招待，拿出自家人舍不得吃的大米和新鲜羊肉，放在一起给我们做饭。

米饭做得香喷喷，羊肉又鲜又烂。

主人把一个涂着红漆的长方形的木盘子放到炕桌上，肉饭盛进木盘里，然后给我们每人一条湿毛巾。

主人又用一小块木板把肉饭分别扒向每个人，热情地招呼我们用饭。

入乡随俗。

我们学着主人的做法，先用毛巾擦擦手，然后用手抓饭吃。

虽然不习惯，但吃到嘴里的饭香喷喷。

我望着主人那诚恳善良的面容，想起东北的故乡，想起密林中的苦战，百姓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我感激、感慨，东北人民、西北人民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啊！

沿途之中，在各个村落里，很少见到妇女，只是偶尔遇到几个老年妇人，但都蒙着面纱，看不清面容。

每当我们离开村屯时，还能见到一些妇女蒙着面纱隔着很高的篱笆向这里观望。

这种风俗与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妇女开朗大方。

在列车上，有的苏联女列车员用俄语和我们开玩笑，说中国的小伙子漂亮的多，不漂亮的少。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风俗各相异。

大篷车颠簸了三天。

12月8日，我们到了乌鲁木齐，当时称迪化，被安排到盛世才设立的招待所里。

前两批归国的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王明、陈云、邓发、滕代远、高志里等领导都在这个招待所住过，王明、康生已由张海龙(即东大时的李有)陪送飞往延安。

我们住下后，接到上级组织的命令，让我们回延安。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夜不能寐。

延安，革命的圣地，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心脏，那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

我参加义勇军时就听说了“朱、毛”，历尽艰难，四处寻找，没有见到。

而今六个春秋过去了，这回我就要奔赴延安，也许能见到穷苦人的大救星毛主席！多年的夙愿或许能实现。

啊，太好啦！……

我越想越兴奋，手舞足蹈起来，简直像个孩子。

因为缺乏交通工具，我们只得暂时在乌鲁木齐招待所住下。

闲暇之时，三五成群出去走走转转。

乌鲁木齐犹如一个大屯子，房屋破旧，道路狭窄，全是土路。

道路两侧有一些东倒西歪的小店铺，卖些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

全城没有树木，光秃秃的。

街道萧条，行人稀少，只是过往的苏联运输人员、国民党的一些官兵和我们归国的同志，给这小城带来一些生机，显得热闹些。

难熬的十几天过去了，经过联系协商，许光达等首长决定租用当地汽车赶路，临行前每人发一支短枪。

然而事有不顺，我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我接过发给的短枪，硬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要与大家同行，却被许光达校长制止了，扶我躺下，命令我在此休息几天，与身体弱的甘凤琴、毛成、李玉珍等人后乘飞机前往。

我心有志力不足，只好服从命令，眼巴巴地望着许光达校长率同志们离开这里。

许光达

四天后，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便与毛成等七名同志搭乘苏联为国民党运输物资的飞机去兰州。

这是四引擎的大型运输机，以后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机仓内装有大型物资箱子。

我们七人被安置在前仓。

飞机上有驾驶员和领航员六人，全是国民党空军，另有两名苏联技术人员指导。

飞机起飞后，航行中由于偏离了航线，当飞到西康上空时，苏联技术人员发现不对，认真校正航行图，又飞回新疆的哈密。

此时夜幕已经徐徐拉开，天空黑沉沉的，不便飞行，决定在此过夜。

我们与机组人员乘汽车来到招待所。

晚饭后，这些吃喝玩乐惯的国民党空军人员要跳舞，要找妓女相陪，小小的哈密城难以满足他们的欲求。

他们感到百般无聊，就在屋内放起了留声机消磨时光。

我们来到他们的房间，与他们攀谈起来。

他们情绪沮丧，唉声叹气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几个同学前几天在南京空战中死了，他们也是有今日没明天，说不准什么时候阎王爷就把命索去，今日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吧。

望着他们这一个个醉生梦死的样子，我有点儿恶心，这样的情绪能打仗？

以前在东北，我没有和国民党正规军正面接触过，今天见到他们，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坚持抗战呢？我有点儿失望。

12月12日早饭后，我们又登上这架飞机，在苏联战斗机的护航下，于中午抵达兰州。

我们下飞机后，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招待所。

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食宿。

那一声声“同志”，叫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异国学子终于回家了。

此时，许光达带领同志们还没有赶到，我们在这里等候。

我抽出时间也到街里走走。

兰州强是甘肃省的省府，却也比乌鲁木齐强不了多少。

当地群众编了三句顺口溜，概述了城貌，“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

沿途所见所感，古老的祖国犹如一个极度虚弱的病夫，遍体病伤，处处症结，真让人心痛、心焦啊！

12月14日，许光达校长带领同志们赶到兰州。

我们会合了。

在招待所我们休整五天，于12月19日奔赴西安。

我们共乘八辆苏造吉斯五汽车，车上罩有羊毛篷。

我们归国人员和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共有100多人，每人佩带一只驳壳枪，全队带八挺苏式转盘轻机枪，可谓一支大队人马。

为防止沿途敌人盘查，我们将护照等一切手续准备齐全，一律穿苏联制做的光板皮大衣，并规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沿途经过国民党宪兵设立的一个又一个检查站时，宪兵们总是挖空心思进行搜查，企图发现蛛丝马迹，阻止我们通行。

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手续齐全，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只好放行了。

夜间，我们宿营在车内，车子周围设了岗哨，严密警戒。

宪兵特务们虽然暗中包围了我们的车子，但见我们防守严密，他们难以下手，奈何不得。

这样，我们通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行程4天，到达古都西安。

西安是陕西、甘肃、新疆三个省中比较像样的一个城市，两条比较宽阔的街道上，来往行人川流不息。

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七贤庄， 占地面积较大，房前有个大空场。

这八辆羊毛篷汽车整齐地停放在那里，我们住进办事处东院的招待所。

林伯渠(林老)是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是副处长。

我熟悉的颜泰龙在给林老开车。

休息两天后，林老给我们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报告内容丰富，许多是我们在国外不知道的，听后耳目一新。

林老首先简要地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又讲述了我党最先在西安建立办事处的经过和办事处的任务。

他说:这里是延安的大门，是党中央和西北军、东北军联络的中间枢纽，又要接待四面八方往来的人员，每天由这里去延安的人络绎不绝，办事处十台卡车都不够用。

他还向我们介绍了西安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这座古城的历史、风情，讲得很有风趣。

按着，林老讲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军重新编制为八路军，共3个师78000人，国民党每月大约发给薪饷48万元，发给一部分作战物资。

统一战线形成后，我们在西安、武汉和兰州又设立了3个办事处，在其它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通讯处和联络处。

林老介绍完统战形势后，重点讲述了我党的统战政策，并简介了西安办事处周围的环境及我们应当注意的事项。

他要求我们进西安后全部着八路军灰色军装，佩带八路军臂章(后改为十八集团军臂章)， 要集体行动，不准单人佩带枪支外出上街，以防意外。

林老作完报告，许光达组织我们讨论一天半。

同志们根据林老的报告，认真领会我党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政策。

大家表示，离国两年，国内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抓紧学习，跟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元旦第二天，我们整队出发奔向延安。

经过三原国民党检查站时，又受到特务们的盘查和刁难，明明知道我们是从苏联由新疆归国的，却硬是无事生非，问个没完没了，试图从中看出“疑迹”，有个“额外收获”。

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对答如流，他们只好放行。

离开三原又奔富平，由这条道路去延安。

途中，我们见到许多朝气勃勃的青年步行去延安，少则三五成群，多则有五六十人，由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带队。

他们当中有带着眼镜书生气很足的学生，也有穿着破旧衣衫的工人、农民，一个个情绪激昂，排着队、唱着歌行进。

有的青年过于激动，脸上红朴朴的，泛着青春的光泽。

望着这一队队的青年，我心潮起伏。

延安，人民向往的地方，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们，为了寻求真理，参加革命，有的可能冲破家庭阻拦，千辛万苦奔向这里，有的沿途坎坷，一步一滴血走来。

想到此，我只觉得汽车四个轮子跑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奔到延安，投入这革命的洪流中。

汽车颠簸了一天，天色很晚到达洛川，休息几个小时后，我们又迎着黎明的曙光出发了。

太阳渐渐地升起来了，越升越高，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崇山峻岭。

远山近岭尽收眼底。

司机加大了油门，在蜿蜒的山道上急驰。

在那起伏不平的山峦中，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塔峰的轮廓，有的同志喊出声来:“宝塔山！”

巍峨的宝塔山惭渐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它旁边还有一条长长的白玉带，那是延水河。

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英雄城！

我们再也坐不住了，全部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欢呼着。

是啊，谁能不激动呢？

历尽一个月的坎坷，行程万里路，今天终于到达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汽车还没有停稳，我们全都跳了下来。

延安的大小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街道两旁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

“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到底！”……

一队队应征入伍的青年，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城，奔向战场。

同在西北，同在黄土高原，延安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这里没有新疆的落后，兰州的萧条，西安的杂乱，这里有春天般的温暖，有火热的革命激情，催人上进，使人奋发。

我的情绪被这里的革命气氛感染着，感到心胸宽阔而又舒畅，真想大声唱两句。

我们这些人被带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此时，天近黄昏，我们被安排在为我们新打好的窑洞里。

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火红的晚霞从窗户射进屋里，金灿灿，亮堂堂。

我们刚放下背包，招待所的同志就送来了木炭，让我们早晚生火取暖，夜里睡前熄灭，以免中毒。

我们从招待所的同志那里得知，延安生活很困难，木炭供应不上，中央首长也只能少量使用，而我们刚下汽车还没等进屋，招待所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木炭，党中央对我们归国同志的关怀真是细致入微呀！

翌日清晨，我早早起床走出窑洞，立即被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吸引住了，一队队抗大学员在军训，随着洪亮的口令，他们动作准确、有力、整齐；

一队队学员在跑步，步伐矫健，歌声嘹亮。

清晨的延安城沉浸在这充满战斗豪情的朝气里。

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他们来到延河边。

河岸上都是人，熙熙攘攘，每个队、每个单位按着自已的位置在那儿洗漱。

延河虽然表面还结着冰，但去掉那层浮冰，底下已是清清的流水，人们用河水洗脸。

我们刚到，没有位置，等他们洗漱后再洗。

河水凉丝丝的，擦到脸上爽快极了。

清晨一过，热闹的延河边没有一个人影，人们都回到自己单位开始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延安人们生活的节奏是快的，有规律的。

这里不愧为中国革命的心脏，处处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到处都洋溢着革命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