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38年8月10日，就是我到办事处的第11天。

下午，我到李克农办公室汇报工作，汇报完，无意中向窗外望了一眼，一辆黑色小车驶入办事处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英俊潇洒的中年军官，又下来一位个头儿不高的年轻军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军官在前，年青人在后，进了楼。

“他们是谁呢？”我心里想。

一会儿，门开了，那位军官风度翩翩地走了进来。

看样子他40来岁，颀长的身材穿一套黄呢子军装，肩章是中将军衔，腰扎皮带，足登马靴，佩带一把短剑，仪表堂堂，浓黑的剑眉下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眸子又黑又亮，闪着智慧之光。

啊！好一个威武漂亮的将军， 他的风采，他的气度，谁见了都会为之钦佩的。

李克农立即起身迎过去，高兴地说:“周副主席来了！”

“周副主席？他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那位让敌人既闻风丧胆而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周副部长？”

我急忙站起来，睁大眼睛望着他。

李克农见我这傻乎乎的样子笑了，把我介绍给周恩来:

“周副主席，这是交通班长蒋泽民，从延安来的，去苏联学习过。”

我赶紧立正站好，敬礼，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您好！”

周恩来微笑着点点头，把右手伸向我，我急忙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是那样温暖，那样有力，我感到浑身暖融融的。

我知道他们要研究工作，用崇敬的目光望了一眼周恩来，便对李克农说:“李秘书长，我回去了。”

说完就往外走。

“蒋泽民，先不要走嘛。”

周恩来把我叫住了，拉着我的手让坐下，亲切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东北人。”

“你们交通班有几个同志？"

"5人。”

“他们也是从延安来的吗？都是什么地方人？"

“是的，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也是东北人。”

“你们念过书没有？"

“有的念过，但是不多。”

“有没有城市里的人？”

“没有。”

“哦，你们没有在大城市中生活过，文化水平低，会遇到许多困难的。”

周恩来说到这儿把话停住了，慈祥地望着我。

他的目光好亲切呀，像一缕春风轻轻地吹进我的心扉，扫尽那紧张的情绪。

我仿佛置身于和蔼的师长面前，聆听他的教诲。

他继续说:

“武汉是统战区，又是大城市，什么人都有，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学会识别各种各样的人。目前，我们交通工具少，任务重，有许多困难，你们要有计划组织好，完成运输任务。我们用的司机都是从旧社会中来的，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有责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要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可是，他们的社会经验比你们丰富，在这方面你们还要向他们学习。”

李克农在旁边插话:

“泽民他们几个虽然刚来几天，但是工作干得不错，踏踏实实，虚心学习。”

“哦，好嘛，要继续努力。”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并向我投来鼓励的眼神。

事后，李克农告诉我，跟随周副主席来的那个青年人，是他的副官，叫吴志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

我牢牢记住他那亲切的教导，这是我们交通班工作的方向。

尽管周恩来不直接领导交通班，但是在他身边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每次为他出车，他总要询问一二句，问问工作或生活，如果实在太忙，他也要冲我们微笑一下，轻轻点点头。

这亲切的目光、关心的话语，含有多少领袖情怀啊！

我们心里甜滋滋的，决心干好工作，不辜负周副主席期望。

为加强党的领导，交通班成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

办事处是党支部，罗炳辉是书记，廖士光是组织委员，我又兼宣传委员。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周恩来的教导，我们交通班开始紧张的工作，投入到那如火如荼的抗战中。

交通班第一个任务就是保证首长用车，做好保卫工作。

长江局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凯丰、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等十几位首长。

统一战线形成后，我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兼任国民党军、政部门领导，周恩来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等人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

全国人民全面抗战已经开始，武汉又是统战区中心，首长工作特别繁忙，很少在办事处，经常外出、联络、开会、交涉、谈判，夜以继日地操劳着。

当时办事处仅有两台小车，加上以后从香港买的那台，才3台车，远远不够用。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给周恩来专配一台车，董老外出坐人力车，即使这样，小车任务也特别繁重，一天24小时昼夜值班。

我们有3个小车司机，沈学贵、王应绪、吴松桥，他们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道路熟悉，是交通班中技术骨干。

尽管他们私心较重，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坏习气，但是，他们深知办事处是抗战的领导中枢，明白自己手中方向盘的价值，每到值班时非常认真，随叫随到，保证首长用车，安全准时地将首长送到指定地点。

8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对武汉进攻，经常派飞机偷袭，遇有情况，拉响警报。

警报一响，我们立即组织小车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把首长拉到法国租界地，保证首长的安全。

最紧张之时，我们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实在困乏了，坐在车子里打个盹儿，如果首长用车，我们连眼皮也不敢合一下。

从7月末交通班成立到10月下旬办事处撤离武汉，我们3台小车在复杂的情况下，按时、准确、安全地完成了接送首长的任务，完成了运送文件的任务，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交通班第二项任务就是负责转运物资和往来人员。

这些物资都是抗战的军用物资，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的，有南洋爱国华侨支援的，也有我们地下党组织购买的。

这些物资中，有的是前线急需的，有的是特等机密的，也有的是怕压怕碰的贵重物品。

物资运到武汉三镇后，由我们负责组织卸到车站或码头，再用汽车装走，通过水路或铁路运往各地，通常是往南运给新四军，往北运给八路军。

当时，交通班仅有7台大车，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艰巨的。

8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兵分5路进攻武汉，南北运输线多数被切断，火车、轮船经常停运，运输的货物没有固定的到站时间。

因此，我们派专人到武汉三镇各车站、码头上等候，一天24个小时不断人。

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复杂混乱，而车站、码头更是混乱的中心，特务、扒手处处皆是。

每当货物卸到货场时，我们立即派人警卫，及时运走，保证不丢、不损。

有时深更半夜来了货，找不到装卸工人，我们几个既当警卫又当装卸工，忙得团团转。

每装完一车货时，一个个累得大汗淋漓，双腿发软，解开衣服擦汗时，发现肩膀都被货物压出一道道血痕。

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的。

在艰巨的运输任务面前，我们党小组规定，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任务时实行四包:

一是千方百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二是保证各种物资不丢失、不损坏、不发霉、不变质；

三是绝对保密，教育装卸工人对运送的物资不闻不问，不要外讲；

四是对接近我们的工人、学生、 市民、商人等，做好抗日宣传工作。

每个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完成运输任务，我们雇用了一批装卸工人。

他们是压在社会最低层的无产阶级，生活贫寒，深明大义，爱憎分明，当得知装卸的货物是抗战的物资时积极热情。

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办事处除了正常发给他们工钱外，还进行适当的生活救济。

他们深受感动，积极性更高了，不怕苦，不畏难，竭尽全力去完成每项任务。

分配他们看货，他们寸步不离岗，守在货堆旁，无论是烈日炎炎的中午还是在寂静的子夜，始终如一，保证货物不丢、不损。

分配他们装车、卸车，个个如猛虎下山一般，争先恐后，干得又快又好。

8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而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在这个季节里更是灼热难忍，气温高达摄氏40来度，地面的沙土都烫人，空气都是热的。

这样的天气别说干活，就是到街里走一会儿也热得汗流浃背。

可是，我们的装卸工人要把沉重的货物从火车、轮船中卸下来，再把它们装到汽车上，运往各地，这要付出多少汗水呀！

他们光着上身扛着货物在那几尺高颤悠悠的跳板上吃力地上下着，在货场上奔跑着，一个个往来如梭，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那紫铜色的脊梁滚落下来。

每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时，那一个个负荷着重物的汗水淋淋的紫铜色的脊梁就在眼前晃动。

这是中国的脊梁啊！

除了完成南来北往的物资转运外，我们还承担着《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一些书刊的发行工作，在特务监视下，把一捆捆报纸、一卷卷杂志送到指定地点。

交通班成立三个月，经我们的汽车运走的大批物资，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而且安全及时。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在那复杂的统战区，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努力完成运输任务同时，我们又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深入到司机当中去，首先弄清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没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们放心了。

我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他拍着我的肩头，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要继续努力，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我们借与司机们一道出车，一起吃饭休息之机，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开车的经历，摸清了他们的思想脉搏。

他们的技术都是在资本家或官僚买办阶级那儿学来的，学艺艰难，学习刻苦，技术学得比较扎实。

他们大部分是从上海、南京迁到武汉的，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使他们失去了安宁。

他们痛恨战争，仇恨日本侵略者，也厌恶国民党特务，这是他们的大节。

但是，他们以前有的人给资本家开过商车，给国民党官员开过小车，而且时间较长，沾染了许多恶习。

他们常讲， “车轮一滚，钞票一捆；马达一响，黄金万两。”

然而，到八路军办事处开车，管得严，受约束，别说捞外块，就连倒卖汽车零件和汽油都不允许，什么“黄鱼”也捞不着，又不太愿意在这儿开车，心里很矛盾。

鉴于他们的经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在技术上请教他们，并与他们身上的不良习气作斗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有时候，我们与他们一起出去采购汽车材料，他们就从公款中拿出钱，买回好吃的，笑嘻嘻地请你吃，这是一种试探。

如果你吃了，他们有了把柄，下次买的更多，甚至用公款干别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回绝，一口也不吃，然后耐心地向他们讲明公款私用的错误。

他们哑口无言，碰了两次软钉子后下不为例了。

统战区的武汉是个花花世界，赌馆、妓院处处皆是。

有时我们外出办事把车停在路边，一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妓女们就嘻皮笑脸地前来搭讪，见我们一身正气吓得退了回去，又厚着脸皮去拉司机。

有的妓女一边回头瞪着我们，一边浪声浪气地说:“走吧，哥儿，甭管他，快活去。”

有的司机受不住了，想跟着去寻欢作乐，可是回过头来见我们满脸严肃而又微带怒色的表情时又缩了回去。

拉不着客的妓女们只好悻悻而去。

为了不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时候我们一言不发，可是班务会上，我总要点上一二句。

他们自知不对，面红耳赤，把头深深地埋下去。

经过一段思想工作，他们恶习改掉不少。

有的司机背后评论道: "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真厉害，什么香风也熏不倒他们，真是好样的！”

经常伸出大拇指夸奖一番。

9月，我们从香港买回两台大车、一台小车，司机们很高兴。

沈学贵开的小车轮胎坏了，经钱之光批准换个新的，我与他一起去街里买回一个新轮胎，交给松波入库。

两天以后，沈学贵拿着坏轮胎到松波那儿把这个新的换走，但是，他没有把新轮胎换到车上，而是将它卖了，从别处弄个旧的应付上。

此事发现后，我调查清楚，汇报给钱之光和李克农。

他们说:这些司机在国民党军队开车时，干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在我们这里不行，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李克农进一步指出:

“泽民，你要抓住这件事教育司机，但是， 沈学贵在司机当中年龄最大，也比较有威信，教育时一定讲究方法，既要弄清问题，又要让他受到教育，还不能丢了面子。”

根据他们的指示，晚上收车后，我召集沈学贵、王应绪、吴松桥几个小车司机开会，李克农也参加。

我首先把前段工作进行了总结，诚恳地说:“咱们车班仅有3台小车，办事处首长多，工作忙，大家昼夜值班，不辞辛苦，认真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可是我这个班长没有当好，工作考虑得不周到，管理得不严，前两天买个新轮胎还没有换到车上就丢了，弄个旧的应付上。”

我把话停住了，环视一下3位司机，只见沈学贵满面通红，低垂着头。

一阵沉默后，沈学贵结结巴巴地小声说:

“班长，班长说的新轮胎是我拿走了，给，给了一个私人车主，换回一个旧的，他又给我一点儿钱。这件事做得不对，我把钱交公。”

李克农接过话茬说:“沈师傅平时开车认真负责，起早贪黑，工作干得不错嘛。这回换了轮胎，还能主动承认错误，而且要把换回的钱交公，应当表扬啊！”

接着他批评了我，说我这个班长没有当好，管理不严，没有尽到责任。

他的话音刚落，那两位司机忙说:“这事怪不着咱们班长。”

“不！我有责任，我应当检查。”我分辩着。

“不啊！班长，是我……”

沈师傅说不下去了，眼睛湿润了。

李克农语重心长地说:

“换汽车零件，倒卖汽油都是不对的，希望大家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事情了。”

会议开得很成功，司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育。

会后，钱之光和李克农又把我找去，说这件事处理得很好，要趁热打铁，继续做思想工作，深入到他们家庭当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关心体贴他们。

李克农

我们忙中抽闲走访了交通班所有司机的家。

他们大部分人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那些在上海沦陷后迁到武汉来的司机，几乎和难民差不多。

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我将他们份成三个等级，报告给钱之光和李克农。

领导研究后，对生活比较困难的二三等户进行了救济。

这件事在司机当中反响很大。

尤其是沈学贵逢人就讲:

“共产党和国民党真是天壤之别啊！国民党不拿我们当人看，光让我们开车，不管我们死活，我们偷点，拿点，应该。可是人家共产党办事公道，对人大度，与人为善，总是批评自己表扬别人，视我们如兄弟，关心我们，爱护我们，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党了。我们应该与他们同心同德，不能做一丁点儿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那样就丧尽天良啦。”

从此之后，交通班再也没有发生过偷换汽车零件和倒卖汽油的事，这在当时国统区武汉那种腐败的环境中是很难得的。

抗日战争轰轰烈烈开展后，南洋的爱国华侨集资捐款，买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运往国内，支援抗战。

并运来4台救护车，有2台大车，一台给了新四军，一台给了延安十八兵站；另2台是小车，一台送给毛泽东，一台留给叶剑英。

跟车来了一位华侨司机，叫阿林， 给叶剑英开车。

增车进人，队伍扩大。

我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办事处的领导下，把司机紧紧地团结起来，建设一支充满战斗力的运输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