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县泥河村的，高中毕业后去县城打工，在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那会儿刚好碰上老板扩大规模，招来了不少城里大学毕业的管理人员。阿强就是其中之一。
刚来那会儿，阿强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个黑色公文包，走路带风。我和车间里的姐妹们都笑话他：“这穿得跟去相亲似的。”没想到两个月后，他还真找我相亲了。
那天，他在厂门口等我下班，手里拿着一杯奶茶。我看见他，就想绕道走，他叫住我：“小兰，等等，这杯给你的。”
我接过奶茶，那是我第一次喝，塑料杯上还印着个卡通兔子，我舍不得扔，回家洗干净当水杯用了半年。
“你为啥请我喝奶茶啊？”我问他。
“我…我想跟你处对象。”他说着，脸红得跟我妈腌的辣椒似的。
2009年5月，我俩领了证。婚礼定在他家城里办，因为他是独生子。他爸早年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太利索，但脑子清楚，对我还算客气。他妈就不一样了，见我第一面就上下打量，嘴上不说什么，但那表情像是在菜市场挑不满意的白菜。
婚前，阿强妈找了个”谈心”的机会，把话说明白了：“你知道，我们家在县城也算有点体面，阿强又是大学生。按理说，彩礼该你们家出，但看你家情况，我们也不提这个要求了。不过按我们这边习俗，嫁女儿要给儿媳妇准备’三金’的，你妈准备了吗？”
我愣住了。我妈哪有钱准备什么”三金”？家里为了我弟上大学已经借了一屋子债，我打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去还债了。我只能老实说不知道这个规矩。
婆婆叹了口气：“也罢，你们乡下可能习俗不同。不过结婚当天的红包总该有吧？这可是我们市里人结婚最看重的。”
婚礼前一天，我妈坐了三个小时大巴车来县城，带了十斤自家种的花生和一篮子鸡蛋。她没见过城里的电梯，拎着东西在楼下站了半天才敢上来。
婚礼那天，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看起来跟城里姑娘没什么两样。阿强妈忙前忙后招呼客人，脸上笑得跟花似的。到了该给红包的环节，我妈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千块钱，那是她攒了大半年的。
婆婆接过红包，笑容僵在脸上：“就这？”
我看见阿强脸色变了，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婚后我们住在阿强家，我辞了服装厂的工作，在附近超市找了份收银员的活儿。每次发工资，我都会拿出一半寄给家里。阿强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只是偶尔问我：“你妈还好吗？”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无奇，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我和婆婆处得不咸不淡，她从不掩饰对我出身的嫌弃，但也不会故意刁难我。有时候，她会在饭桌上说：“你看隔壁李家的儿媳妇，人家可是市里医院的护士长，每年给婆婆买这买那的。”
我只是低头扒饭，阿强则会接话：“妈，咱家不缺那点东西。”
日子匆匆过去了八年。那年春节，我妈打电话说她老是觉得腰痛，去镇卫生院看了也不见好。阿强二话没说就开车带我回了趟老家。
我妈住在村子最边上的老房子里，砖瓦房，院子里养着几只鸡，还种了几棵柿子树。柿子树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柿子，大概是去年忘了摘的。门口晾着两条洗得发白的毛巾，我记得那是我高中时候用的。
阿强第一次进我家门，看到屋里的情况愣了一下——泥土地面，塑料布糊的窗户，一个老旧的木板床，床边放着个不锈钢脸盆，里面泡着准备洗的衣服。墙上挂着我初中时候得的一个”三好学生”奖状，边角已经发黄卷曲。
妈看起来比上次见面瘦了许多，但见到阿强来了，忙着张罗着要杀鸡。阿强连忙拦住：“阿姨，别忙活了，我们带您去县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县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中期。医生说需要手术，但手术费加后续治疗至少要十几万。我们当场就懵了。我和阿强这些年虽然都在工作，但一直租房住，存款不多。
回到婆婆家，我鼓起勇气向婆婆借钱。婆婆听完，脸色立刻变了：“你妈得病关我什么事？这么多年，她给过我们家什么？连结婚红包都只给那么点。再说了，我们家也不是开银行的，哪来那么多钱？”
我默默回到房间，一个人哭。阿强进来，抱住我说：“别哭，我有办法。”
第二天，他去银行贷了十万块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可能用了我们租的房子做抵押。
妈的手术很成功，但术后恢复期间，婆婆的话变得更难听了：“你看看，娶个农村媳妇，净给家里添麻烦。你妈病了，是她儿女该管的事，凭什么花我儿子的钱？当初要是娶个城里姑娘，哪有这些事？”
阿强每次都会打断她：“妈，够了。小兰是我老婆，她妈就是我妈。”
婆婆气得摔门而出：“你被她迷了心窍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往返于医院和超市之间，累得像只陀螺。有天下班回来，看见阿强在翻抽屉，抽屉里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存折。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他笑了笑：“没什么，一点小钱。”然后把存折塞回抽屉，转身出去了。
两个月后，妈身体刚有好转，婆婆突然病倒了。医生说是胆结石，需要手术。家里人都乱作一团，老丈人因为腿脚不便，只能在家干着急。
手术当天，医院要交手术费和药费，大概七八万。婆婆丈夫在家翻箱倒柜找存款，却只找到了三万多。阿强站在一旁，脸色凝重。
就在这时，阿强掏出了那个我曾经看到过的存折，对我说：“小兰，这钱够了。”
我接过存折一看，里面居然有十五万！阿强说：“这是我这八年来每个月都存一点的钱，本来是想给你妈治病用的，现在先救我妈要紧。”
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攒下这笔钱的。要知道，他的工资也不算高，每个月能剩下来的钱本来就不多。
婆婆手术很顺利。麻药劲儿过去后，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和阿强守在床边，微微动了动嘴唇。
“妈，您有什么想说的？”阿强凑过去问。
“那笔钱…是你攒的？”婆婆声音很小。
阿强点点头：“是，这八年来每个月都存一点。”
“为什么？”
“以前是想留着给丈母娘养老用的，她一辈子不容易，供我老婆上学，还供她弟弟读大学。”阿强诚实地回答。
婆婆沉默了，眼角有泪水滑落。那一刻，我感觉她第一次真正看我，不是看一个农村姑娘，而是看她儿子的妻子。
病房里静得只剩下呼吸声和走廊上护士的脚步声。窗外，一年四季不修剪的银杏树把阳光切成碎片，洒在病床的白单子上。墙角的输液架旁边，还放着上一个病人留下的橘子皮，谁都没顾上扔。
三天后，婆婆出院回家。她躺在床上，叫我过去，声音比平时温和了许多：“小兰，把我床头柜第二个抽屉打开。”
我按她说的做了。抽屉里有个红色的绒布盒子。
“打开看看。”
盒子里是一套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手镯，我从没见过婆婆戴过这些。
“这是我当年结婚时候我妈给我的，我一直留着…本来想着，如果儿子娶个城里媳妇，这就是我的礼物。”婆婆顿了顿，“后来儿子娶了你，我就没拿出来。这些年，我一直对你有成见，觉得农村姑娘配不上我儿子…”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我错了。”婆婆突然说，“一个女人的好坏，跟她是哪里人没关系。”
她艰难地坐起来，把那盒子塞到我手里：“这些，现在是你的了。还有，你妈手术后的康复费用，我和你爸会出。”
我惊讶地抬头看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那么看着我，”婆婆别过脸去，“你是我儿媳妇，你妈就是我亲家。本来嫁女儿就该给红包的，这么多年没给，就当补上了。”
第二天，阿强开车带着我和婆婆去医院看我妈。路上，婆婆一直沉默着，手里紧握着一个红包。进了病房，我妈看到婆婆也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我按住。
“躺着就好，别动。”我妈身上还插着各种管子，脸色苍白得吓人。
婆婆走到床边，二话不说把红包塞到我妈手里：“这是我这个做婆婆的给您的。本来八年前就该给的，现在算是补上了。”
我妈愣住了，看看红包，又看看我和阿强，眼里泛起泪光。
婆婆继续说：“等你好了，搬到县城来住吧。我们家房子大，有空房间。”
病房里突然安静下来。我看着窗外，阳光正好，院子里银杏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隔壁床的老人正在剥一个苹果，苹果皮一圈一圈地落下来，在床头柜上堆成一小堆。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一天会来。
现在，我妈和我们住在一起已经三年了。婆婆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说是要把我妈养胖点。两个老人经常一起去楼下的小公园散步，有时候还会一起跳广场舞。阿强依然每个月默默地存钱，只是存折上的名字多了一个我的名字。
去年，我妈病情复发，再次住院。婆婆在医院照顾了她一个月，寸步不离。出院那天，我在医院走廊看到婆婆扶着我妈慢慢走着，两个人都瘦了一圈，但笑容很温暖。
那一刻，我才明白，生活从不因为出身而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而爱，可以跨越所有的隔阂，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让坚冰融化。
院子里的柿子树上结出了新的果子，红艳艳的，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阿强爸爸找来梯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分给四位老人，自己却一个都不吃。阿强问他为啥不吃，他笑着说：“留着给你妈和丈母娘吃，她们都爱吃这个。”
岁月终究抚平了所有的棱角，生活的痕迹深深浅浅印在每个人脸上。而我们，都在这印记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