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被国民党秘密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周月林被认为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她却无数次含冤申诉。
直到1979年春天,一份国民党旧报纸的出现,不仅解开了这段悬案,也让周月林得以昭雪。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周月林又为何会蒙冤入狱呢?
战略转移,不幸被捕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因此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此关键时刻,由博古领导的中央“最高三人团”作出决策:由伤势未复的陈毅留守,领导剩余部队继续抗争。
陈毅与此同时,留守人员的名单也尘埃落定:包括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年迈体弱的何叔衡、以及因怀孕而行动不便的项英之妻张亮,还有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与国民经济部部长重任的邓子恢等同志。
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瑞金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清剿行动。
尽管积极动员群众进行抵抗,但面对强大的敌军,形势异常严峻,瑞金已经守不住了。
中央分局和政府办事处,不得不撤至于都的宽田和龙泉一带,隐蔽在山林中。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执行委员周月林是上海人。
她长期在上海生活并进行地下工作,对上海的社会情况非常了解。
因此,1935年2月初,留守的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周月林带领几位因老弱病孕而留下的同志,经香港转移至上海,接受治疗并从事地下工作。
2月11日,五人小组由两个班的战士护送启程。
到达长汀的四都山区,他们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会面。
在万永诚的安排下,他们休整了数日后,又由一个连的战士护送至永定。
他们先是藏身于商贩队伍中,随后又化装成被红军押解的战俘。
至23日夜晚,瞿秋白一行人安全抵达了长汀灌田区的水口镇,想要尽快过汀江。
然而国民党已在汀江加强了防守,只能趁夜色掩护渡江。
护送他们的红军战士,迅速搭建起简易的抬架,轮流抬着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趟水过江。
其余两人则由战士扶持,艰难地步行涉水。
可惜他们刚刚渡过汀江,就被敌人发现了。
敌营长李玉迅速下令开枪追击,瞿秋白一行人不得不分散逃入山中。
他们计划在护送队伍的掩护下翻过山岭,再寻找机会进行突围。
邓子恢从前在这里打游击,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率先突围成功。
何叔衡却在下山过程中,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
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刚刚躲进长汀县小径村路边的草丛里,敌人的搜捕队伍就紧随而至,三人不幸落入敌手。
悬赏十一载的瞿秋白最终落网,这对国民党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
坚守信仰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名门望族。
他精通多国语言,才华横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文学事业的先驱。
国民党方面一直都希望,能将这位名震中外、威望极高的人物招至麾下。
瞿秋白如今瞿秋白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认为在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他终究还是会屈服低头的。
然而,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经历了软禁优待,还有多次残酷的审讯,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信息。
之后,他被转送到了长汀三十六师宋希濂的师部。
瞿秋白曾在黄埔军校给宋希濂上过课,所以宋希濂对他一直很敬重。
关押期间,宋希濂特意给瞿秋白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并给予他优厚的待遇。
宋希濂他想要利用师生之情来劝说他投降,却被瞿秋白严词拒绝了。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胜于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国民党派王杰夫、陈建中、朱培璜等人前往,企图以温情攻势与心理战术劝降瞿秋白。
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却仍是一无所获。
瞿秋白始终保持沉默,不为所动。
在汀州狱中,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一文:
“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同志’相称……永别了,我挚爱的朋友们!……永别了,这绚烂多彩的世界!”
他已抱着必死的信念,要坚守自己的信仰与气节到最后一刻。
国民党见劝降瞿秋白无望,遂起杀心。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向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发出了处决瞿秋白的命令。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日子。
他留下了绝笔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仃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随后,他在遗言末尾,写下了“秋白绝笔”四字。
瞿秋白保持着从容的神态,缓缓走出大门。
前往刑场的路程逾两华里,他镇定自若,步伐稳健。
途中,他高唱《国际歌》与《红军歌》,并高呼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
随着枪声响起,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
失联多年,含冤入狱瞿秋白英勇就义后,周月林与张亮依旧被囚禁着。
在阴森冷峻的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
她们相依为命,在狭窄的铁窗内艰难地度过了两年。
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在官场中有一位挚友名叫陈士明,在福建龙岩地区身居要职。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宴会上得知了龙岩监狱中两名共产党员的情况,其中一人正是周月林。
陈士明心生恻隐,便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疏通关系。
再加上“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抗击外敌。
在政治气氛的转变下,周月林与张亮于1938年5月被释放。
周月林重获自由离开龙岩后,首要之事便是寻找党组织。
在前往南昌的路上与张亮失散后,她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期望能找到八路军驻武汉的办事处。
遗憾的是最终未果。
随后,她又前往丈夫梁柏台的故乡浙江新昌县,探听到他的消息。
可是,就在周月林被捕后的第十天,梁柏台也在突围时负伤被俘,最终在信丰小汾牺牲。
心灰意冷的周月林,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上海。
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座孤岛,他的父母也已经去世。
为了维持生计,在别人的介绍下,年仅31岁的她嫁给了一个贫苦的船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盘龙岗,空运至北京,并专门拨款为其修建陵墓。
同年6月18日,正值瞿秋白英勇就义20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遗骸安葬仪式。
此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瞿秋白纪念馆、纪念塔、故居及塑像等纪念设施相继落成,供后人瞻仰与缅怀。
瞿秋白的英雄形象,也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
然而,关于瞿秋白的就义,始终有一个未解之谜:他究竟是如何暴露身份的呢?
事实上,瞿秋白、周月林与张亮三人,在被捕前就秘密商定了对策:他们更名改姓,并统一了口径。
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周月林化名“陈秀英”,张亮则自称为“周莲玉”。
起初,敌人只是根据瞿秋白的衣着和他携带的财物,以及有武装人员护送的情况,猜测他可能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但在审讯时,三人的口供高度一致,敌人未能发现任何破绽。
因此,敌人也只是对他们实施了普通的关押措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竟然暴露了。
敌人究竟是如何发现“林祺祥”就是瞿秋白的?这背后显然有叛徒的出卖。
1955年,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查明背叛并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中央相关部门立即行动,成立了专门调查组。
而重点调查人物,自然就是与瞿秋白一同被捕的张亮和周月林。
当时,他们三人一同落入敌手,共同制定了应对策略。
包括各自的化名,也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瞿秋白不可能自己说出,那么可能的泄密者,就只剩下张亮和周月林。
而由于张亮在解放前就已失去踪迹,调查组因此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周月林身上。
重启调查,沉冤昭雪公安部门迅速确认,周月林尚在人世,居住在上海。
1955年8月24日,根据上级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周月林逮捕。
随后,她被押送至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囚禁生涯。
直至196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正式以“背叛并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罪名,判处周月林有期徒刑十二年。
周月林成了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但她始终拒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周月林不断提出申诉。
她反复上诉,屡遭驳回,也从未停止过努力。
虽然周月林深知自己可能已无法扭转局面,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就要为自己洗刷冤屈。
从秦城监狱到山西榆次劳改工厂,由于“罪行重大”,12年刑期服满后,周月林仍然没能获得自由。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月林终于等来了沉冤得雪这一天。
1979年11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决,为周月林恢复了名誉。
那年春天,周月林鼓起勇气,再次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诉书。
这一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对她的申诉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迅速启动了复查程序。
依据周月林提供的线索,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最终,在一份国民党的旧报纸上,发现了重要线索:“闽省共产党书记之妻投降,并指认瞿秋白为匪首”。
这一报道与“郑大鹏秘密指认瞿秋白”的材料相互印证,彻底推翻了之前关于“两名女性出卖瞿秋白”的错误说法。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郑大鹏和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1935年2月17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了万永诚,徐氏也认出了瞿秋白。
同年4月,万永诚在战斗中捐躯,徐氏随后被捕,向敌人透露了瞿秋白的行踪。
敌人依据徐氏的供述,在被俘人员中锁定了瞿秋白。
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敌人还暗中安排了在苏区有过工作经历的叛徒郑大鹏进行指认。
最终确认,化名“林祺祥”的正是瞿秋白。
至此,事件的全部真相已经完全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于天下。
然而周月林平反之时,已是七旬高龄,她在冤狱中,足足度过了25载春秋。
获得自由后,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为周月林恢复应有的待遇。
依据政策,她可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的待遇。
再加上她1925年就投身革命的资历,可以领取行政14级的干部薪资。
但周月林却觉得,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未能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
如今年岁已高,只求安稳生活,因此只接受了17级的干部薪资。
1997年12月28日,这位饱经风霜的红军女战士,平静地告别了人世,结束了她91年的传奇人生。
参考文献
王振江、曾能芳、赖荣恩《瞿秋白就义的历史细节》
孟昭庚《瞿秋白就义,是谁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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