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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5日，周总理的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周总理看着眼前的客人感慨万千，自从上次一别，如今已有22年了。
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这次回来要对党有个交代。”
话外之意便是，想要恢复党籍，那就必须要答应毛主席给出的条件。
他深知，作为一名叛徒，如今还能再回来，是毛主席和党的宽容与不计前嫌。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立下了铮铮誓言：一定会给毛主席和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又是因何原因背叛我党的呢？毛主席所提出的条件又是什么？
1.与我党断绝关系1927年，在北伐频频获胜的大背景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集团终是暴露出了狼子野心，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祸不单行，和蒋介石同属于一丘之貉的汪精卫，抱着“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原则，也在不久后对我党挥起了屠刀。
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社会进步人士与我党成员惨遭国民党的屠戮。
革命火种险些熄灭，我党因此被迫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经过众人的反复商榷，中央决定将起义的地点定为南昌。
同时，为进一步排除起义失败的可能性，周总理提前将包惠僧派往南昌，做好起义前期的准备工作。
包惠僧
8月1日，南昌起义如期进行，战士们很快就占领了整座南昌，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被迫南撤，计划退往广州再伺机北伐。
按照最初的计划，包惠僧也要随军撤退，可他却积劳成疾病倒了，在旅店养病，整日间高烧不退。
在撤退前的最后一晚，周总理亲自前来探望包惠僧，并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惠僧决定就地休养，养好病再去寻找组织。周总理不放心他，坚持要把包惠僧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养病。
包惠僧告诉周总理，自己有个生活在南昌的亲戚，并已和他取得联系，接下来就去亲戚的家中养病，同时亲戚也会确保自己的安全。
话已至此，周总理才放下心来，仍叮嘱包惠僧要好好养病，病好了就尽快寻找组织，最后还给他留下了一些钱财与一封介绍信。
可南昌这座城市毕竟是起义的中心，事后少不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搜查与清算。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许多因伤势过重而被迫留在南昌养伤的同志就惨遭特务的抓捕，进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包惠僧也多次险些暴露自己的踪迹，不得已他只能乔装打扮回到黄冈老家躲避敌人的抓捕。
包惠僧
没想到，湖北的风声同样很紧，包惠僧只得不断更换自己的藏身地，先后躲避在武昌、高邮等地，最后又来到了上海。
然而，包惠僧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躲避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凶残，对我党简直是赶尽杀绝，一切有嫌疑的人员都没有躲过特务们的魔爪。
如果自己落入到了特务的手中，将是何等凄惨的下场？
包惠僧越想越害怕，悲观、绝望、灰心等负面情绪，在这一刻彻底达到了临界点，彻底浇灭了他体内的那团革命之火，甚至对革命的未来也抱以悲观心态，他最终还是做出了退党的决定。
尽管我党后来曾派人寻找包惠僧，但他仍不愿意回归，自此与我党彻底断开了联系。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年后待我党再次听闻包惠僧的消息时，他却出现在了国民党的报纸上。
2.背叛，投靠国民党1931年，屡次“围剿”我井冈山苏区革命根据地未果的蒋介石，也不得升起了其他方面的心思。
一是，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不断造谣、抹黑我党；二是，不断加大拉拢力度，并许以高官厚禄，企图用糖衣炮弹诱惑我党成员投降。
而包惠僧自然在国民党拉拢名单的范围之内。
根据当时我党获取到的信息，蒋介石居然破天荒地任命包惠僧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甚至连一些也在不断称赞包惠僧的行为属于是“弃暗投明”。
不久后，包惠僧的官职再次提升，授中将军衔，领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的职务。
在蒋介石眼里，包惠僧的利用价值太大了，因为他并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
包惠僧于1894年出生，自1917年完成学业以来，就以记者的身份，先后就职于《大汉报》、《中西日报》等多家媒体报刊。
在他担任记者期间，他看到了彼时中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地主、军阀一日三餐大鱼大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每天都要为食物而来回奔波……
慢慢地，包惠僧不禁开始思考，要怎样做才能改造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
直至数年后，他从陈独秀的口中找到了这一答案，即共产主义。
1920年2月，受文华大学的邀请，陈独秀乘坐轮船来到武汉。
武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革命氛围始终十分浓厚，陈独秀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所以武汉人民对于他的到来都报以极大的热情，一路上到处都是邀请陈独秀演讲的人和采访他的记者。
最终经多方推荐，包惠僧得到了采访陈独秀的机会。
二人基于社会制度、五四运动与婚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此次采访，使得包惠僧受益良多，当他后来每次回忆起此事都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在未遇到陈独秀先生前，自己的思想宛若一匹野马，思绪五花八门，未能形成体系，行为也亦是如此，在遇到陈独秀先生后，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还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独秀
同样的，包惠僧这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记者，也给陈独秀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陈独秀有了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念想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包惠僧。
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决定在武汉成立党组织，他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刘伯垂，还叮嘱他到了武汉要在第一时间找到包惠僧，两人共同承担起建立党组织的重任。
面对陈独秀先生的邀请，包惠僧也是欣然应允，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党组织在1920年秋正式成立。
后来，包惠僧更是成为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
当然，包惠僧所做的还不仅限于此。
1923年“二七”罢工运动失败后，即便身负“鼓动工潮”的罪名遭受各地军阀的追捕，他曾在积极总结此次罢工运动失败的原因，避免下次再犯。
还有在北伐战争时期，包惠僧就已成为我党的重要成员，此时他所负责的事情仅次于周总理。
周总理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他因公务暂时离校期间，校内的政治教育工作就落在了包惠僧的身上。
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总理随军在与敌作战，包惠僧就被上级暂命为政治部主任。
如果从资历上来讲的话，包惠僧甚至还要胜过周总理。
可见，将包惠僧拉进国民党的阵营内，将会对我党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除了以上原因外，生活贫困也是包惠僧投靠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他与我党断绝关系以来，仍担忧国民党特务的事后问责，为了不暴露身份，只能重操旧业，依靠卖文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于是，他选择投靠在湖北省主席何晟睿的麾下，成了一名参议，就这样，包惠僧成为了我党的一名叛徒。
然而，就在他以为换个阵营就能升官发财保命时，蒋介石的做法却让他再一次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中！
3.幡然悔悟1931年，包惠僧托人找到了蒋介石，希望能为自己谋一份好差事，蒋介石问询后欣然接受。
不过，蒋介石从未真正信任过他，从头到尾担任的都是可有可无的虚职，在生活方面也都时时刻刻受到特务们的监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可谓正式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我军众志成城的努力下，全国战场形势不断好转，再伴随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终是到了覆灭的边缘。
而一直徘徊在国民党阵营边缘的包惠僧也趁机选择离开，带领家人来到澳门生活，可他仍时刻在关注着大陆的局势。
1949年10月1日，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包惠僧曾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也不禁潸然泪下，但很快他又流露出了黯然的神情。
他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董必武……等人的照片：如果自己当年没有选择背叛，那么站在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是否会有自己？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无比的悲伤。
或许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纸笔，满含悲伤地向周总理写去了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十分简单，不足寥寥百字：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从信中的内容不难看出，包惠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愿意为当年的决定做出弥补。
所以，毛主席在看到这封“忏悔信”后，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还顺便作出批示：同意回来，但有个条件。
这个条件便是，必须要对党有个交代，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看到包惠僧的改变。
这个处理结果周总理也很是高兴，一是又重新见到了昔日的故友，二是又多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人才。
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周总理就立马示意秘书给包惠僧回复了一封电报，表示欢迎他的归来。
看到电报内容的那一刻，包惠僧的内心十分激动，他此刻再也顾不得其他，恨不得立刻就携带家人赶赴北京。
办完了身边事，包惠僧和他的家人于11月正式抵达北京城。
翌日，董必武就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探望包惠僧。
两人之间的友情十分深厚，早在1920年武汉成立党组织时，董必武就是其中的一员。
每每想起好友昔日的背叛，董必武都十分的愤怒，故而在刚一见面时就说道：“你那时投靠了国民党，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董必武
话音刚落，包惠僧就羞愧地低下了头。
董必武此话没有其他的用意，纯粹就是发泄心中的怨气。
酒过三巡，董必武郑重的说道：“你能回来，是党中央做出的决定！”
11月25日，周总理特地在中南海为包惠僧接风洗尘，众人仿佛没有隔阂，仍以老朋友的身份相处，时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
可以这样说，这一天是包惠僧回京后最开心的一天。
最后，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说道：“你昔日不是普通的党员，此番回来要对党有个交代。”
包惠僧听出了话中的含义，并马上做出保证，绝对不会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
这次谈话结束回去后，包惠僧痛定思痛。
他夜以继日伏案潜心写作，最终完成了一份3万多字的“忏悔书——《思想总结》。
他在书中对自己早年的叛变行为表示歉意，并深刻检讨了自己错误。
这份“忏悔书”完成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新中国的领导人也认真阅读批示了一遍，最终一致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周总理与包惠僧（前排左一）亲切交谈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包惠僧的工作与生活很快步入了正轨，在内务部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后来，包惠僧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为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了诸多真实且可靠的资料。
1979年，包惠僧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参考资料：炎黄春秋：《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迷途与回归》2018-01-04
新京报：《包惠僧》
中国网：《包惠僧：最初的荣耀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