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立国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即将迎来终局。李自成此时正率其“大顺”农民军向北京进军，给明王朝予以最后一击。而另外一位农民军的领导人张献忠，正率步骑十多万向四川进军，“贼健闾者十余万，负载者倍之，号四十万，横四十余里，左步右骑，翼舟而上”，于六月二十一日攻占重庆。八月初九，成都城西北角崩塌，张献忠的农民军一拥而上攻占了成都城。至此，张献忠部在四川立足。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定国号为“大西”，年号“大顺”（看这架势，一看就是想和李自成对着干）。以成都为京，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以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掌管军事，张献忠流动作战了十多年，看样子算是有了一个治理班底，很显然是想以四川为根据地拓展事业。

但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很不稳固，在其建国之后，就受到大大小小十多支明朝的残余势力和地方团练武装攻击，就连一度攻占的川东重镇都得而复失，被明朝参将曾英、兵备道马乾重新占领。南明朝廷随即以王应熊为督师，传檄各路兵马对其进行围攻，不能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疲于奔命，实力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大西国也陷入了疆土日蹙的局面。《明季南略》记载：“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故献忠虽拥兵数十万，妄自称帝，而其威令所慑伏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

张献忠

在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张献忠的大西国形势愈发不利，陷入了被四面包围的境地，被杨展、曾英、李占春、谭宏等势力围困夹攻。面对大西军的屡屡受挫，张献忠可谓是恼羞成怒。当然，对围攻他的残明势力和地方武装力有不逮，他只好将仇恨发泄到四川的老百姓身上，遂在其占领区大开杀戒。这种报复因为行为又加剧了四川百姓的反抗，使其迅速丧失民心，加快了其败亡的速度。“贼初志帝蜀，虽好杀，犹时有所纵舍。及兵出屡败，列城多叛，谋下荆、吴，又惮英为阻，益愤恨，攘袂瞋目，以咀嚼蜀人为事”。

张献忠自料在四川难以立足，产生了撤离成都，另谋出路的想法。也就在三月，大西军十数万顺流东下，意图前往湖广，结果在彭山江口被杨展击败，大西军损失惨重，入楚之路被堵住。同年五月，明总兵曾英又率兵向成都推进，张献忠闻讯，又向川北撤离，意图由川入陕。在烧毁成都后进发。于九月到达顺庆府所属的西充地方，驻营凤凰山下。就在这儿，张献忠又改变了入陕西的想法，在当地“大治舟楫，将复入楚”。但张献忠已经等不到入楚的那天了，他那纵横将近20年的人生就要在这西充凤凰山划上句号。

清廷弃抚用剿

在张献忠驻扎于西充凤凰山之时，浑然不觉北方的清廷已经是对其虎视眈眈。在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的这两年，清朝击败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占领北京，随后忙于组织大军南下消灭弘光政权和在西安的大顺军残部。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多尔衮决意攻占四川，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才进入了清廷的视野。

而此时在四川大西政权对清廷的占领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据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魏琯奏，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十三日，“在文县地方过河，杀张千总猪二口，抢去荞麦，人民尽行逃走”，表示“若不急加剪除，必为秦患”。

张献忠

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朝决定先礼后兵，对张献忠颁布了带有威胁的招抚诏书，指出“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所部将近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但张献忠完全对清廷的诏书置之不理。清廷见招抚不成，又下了一份“告四川文武各官兵人等”的谕旨，明确针对张献忠一人，“文武官员兵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但显然单纯的招抚没啥效果，清廷兵不血刃下四川的计划破产。清廷决定派兵围剿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清廷兵力分析

清廷为了征剿陕西大顺农民军余部和南下四川，前后三次向陕西地区派兵。第一次是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正式设立西安驻防，以大臣何洛会掌之。据《清会典事例》记载，这批兵力有“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二十八名，铁匠五十六名”，共2084名。

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清廷派遣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率兵与何洛会会合办理四川事宜。这批八旗军数量不多，成分有满、蒙佐领76个，每佐领选2名披甲；汉佐领70个，每佐领选3名披甲组成，合计360人。值得一提的是，此军出发与颁布对张献忠的招抚诏书乃是同日，之所以投入军队尚少，可能是清廷对张献忠投降之事比较乐观。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见张献忠无降意，决心全面消灭张献忠，这批兵马最为庞大，由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率领征讨张献忠，兵力从满、蒙、汉佐领中拨出“护军各三、马兵各五、甲兵、前锋各半”。据《清会典事例》，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有满洲佐领330个、蒙古佐领126个、汉军佐领181个。由此可知，此次豪格大军是由前锋营（由满、蒙佐领中抽调2人为前锋）456人、护军（由满、蒙佐领中抽调17人为护军）1368人、骁骑（满、蒙佐领中抽调40人，汉军佐领抽调30人为骁骑）3185人、步军（满、蒙佐领抽调18人，汉军佐领抽调20人为步兵）5914人组成，共计士兵10923人。

爱新觉罗・豪格

根据清廷的意志，除了留满蒙八旗400人驻守西安，其余八旗军队一律用于对四川地区用兵。豪格可支配的军队将近13000人。顺治三年（1646年）下半年，豪格基本消灭在陕西的反清势力，准备率领这支力量征讨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

刘进忠降清导引

正当豪格筹划入川之际，突然天降喜讯，张献忠属下的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前来投附清廷。刘进忠之所以降清是有多重因素：首先，刘进忠在驻扎汉中的时候，与李自成麾下将领马科交锋，不幸落败，损失惨重，让张献忠极为震怒，在亲切问候了刘进忠家里的女性亲属后，还要治他的罪，这就让刘进忠恐惧万分。其次、张献忠晚年多行杀戮，“营中纷纷传献忠欲杀川兵”，这就更让刘进忠害怕了。

据《荒书》记载，为了保命，他先投奔了南明将领曾英。后又产生疑虑，脱离曾英的队伍，引兵至保宁、顺庆一带，与摇黄起义军袁韬部结合，号称“新天王”。但又觉得袁韬不足以成事，于是就干脆率部将吴之茂等百余人投降了清朝。

清军狂飙突进击斩张献忠

在刘进忠这个活地图的引导下，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初七，豪格率1万余名八旗军由汉中入川，一路上行军顺利，二十六日到达南部县，抓获俘虏一名，得知了张献忠在西充县境内。豪格遂果断留下机动能力差的步兵，并令“每一牛录一披甲断后”，又命昂邦章京鳌拜、固山额真准塔率1800余名前锋营、护军营士兵为先锋，自率3000余名骁骑营士兵居中策应，清军“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于二十七日黎明到达西充凤凰山。而此时“大雾昼晦”，正是偷袭的好时机。

而当清军正紧锣密鼓准备偷袭时，张献忠对清军的行动毫无预料，此时大西军人众据史书记载有“数十万”之多，数倍于清军，但由于没有准备，被清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张献忠

事实上，老天爷还是给过张献忠机会的。有哨探士卒将清军来袭的消息报告给张献忠，张献忠根本不予以相信，并还将哨探之人斩杀，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无异于作茧自缚，失去了最后一次做出反应的机会，“献忠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清兵近，贼兵又言，献忠又杀之”。

各书载张献忠言辞不同，如张玉书之《纪灭闯、献二贼事》言，张献忠谓：“岂真从天降耶！或秦督孟乔芳兵至耳，一战当立败矣！”《滟滪囊》言，张献忠谓：“外国兵何得至此，不过马科复来耳。”虽言语不同，然张献忠对清军毫无准备却是事实。

直到清军近前，张献忠才率领少量马步兵前往近前观察情况，由于过于着急，就连盔甲都没穿上，“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将出营觇敌”，而刘进忠随清军进军，对清军神射手雅布兰指认了张献忠的位置，雅布兰张弓搭箭，“射中献忠左乳”。张献忠左胸中后，“勒转马首”想撤退，背上又中了两箭，张献忠阵亡。

张献忠

关于射杀张献忠的人为谁，史书各异。《清史稿》谓：“豪格亲射献忠，殪。”但雅布兰的可能性更高，毕竟雅布兰因为这事得了头等功牌，他本人还提起过：“雅布兰仕至翰林掌院学士，当时得头等功牌，巴县刘如汉为庶常时亲言如此。”

张献忠一死，农民军顿时陷入大乱，从豪格的奏报看，豪格“分兵指挥，破贼营一百三十六处，获马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九匹”，很显然农民军分散在136个营地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并没有能够来得及结阵作战，而清军面对麻痹大意的农民军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竟然分兵追击，导致农民军损失很大，被清军居然“斩首数万级”，一败涂地。

至此，大西政权做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覆灭。但这支农民军的余布在孙可望、李定国的率领下，转向云、贵一带继续作战，后来加入永历政权继续进行抗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