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逻辑上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如果通过关税壁垒可以实现的话，我想很多还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家，它早就发展起来了。关税壁垒肯定和我们现在经济学所说的，基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逻辑，背道而驰。
近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对自加拿大、墨西哥进口产品加征25%。另外，他还警告金砖国家说，他将要求这些国家承诺不会采取行动创造一种新货币以替代美元的使用，并再次威胁要征收100%的关税。此言再次引起市场激烈反应。
高盛预测，至2025年底，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率应减缓至2.4%，然而，若全面征收10%的关税，该通胀率将上升至3%以上。此外，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7%，但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美国，高盛将欧元区GDP预测下调至低于共识的0.8%，亚洲新兴市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保护主义思想的系统关税政策出自1664年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其政策包括：（一）严格的保护关税。运用高额关税限制国外制成品的进口；（二）降低出口税率，选择性提升进口税率。鼓励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和国内所必需的工业原料如羊毛、铝、铁的进口；（三）建立保税仓库，实行推迟纳税，或出口免税的鼓励政策。1667年法国提高了关税税率，引起英国和荷兰的报复，史称“引发战争的关税体系”。此后英国不断提高法国货物进口的关税，并长时间阻止法国货物进入英国；荷兰则干脆禁止进口法国葡萄酒，并对法国奢侈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荷法之间的贸易冲突最终导致双方交战，战争结束后，法国降低了自己的关税。
关税成为治国重器的政治思想主要来自独立后的美国。美洲殖民地因反抗英国对茶叶进口实行差别关税而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后两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美国诞生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授予国会征收关税的权利，对美国政治而言，对外国商品征税要比开征国内税容易得多。在首任财长汉密尔顿贸易保护主张影响下，美国建国即选择高关税政策，理由是美国国内新工业尚处早期，发展效率不髙，需要用关税壁垒进行保护，直到可以在免税基础上与外国同类商品进行竞争；汉密尔顿同时提出一项意义深远的发展制造业计划，建议将保护性关税作为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杠杆。
1806年美舰“切萨比克号”遭英国海军袭击，美国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驶往外国港口，意在切断英国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意外的是，禁运期间美国的制造业由于没有外部竞争而得以发展；加上1812年开始的第二次英美战争，进口品的缺乏也为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战后，美国政治家真正将高关税作为鼓励和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的手段，1816年《关税法案》是重要标志。该法案对国内有足够供应的工业产品征收高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对国内只能部分供应的产品征收较低进口关税；对不能生产的产品只征收最低的财政性关税；关税税率不仅上调，还引入海关估值的最低定价，直接打击了低价进口货物，并促成此后一系列保护主义的法案诞生。
1828年第三次《关税法案》出台，上调棉花和棉纺织品、羊毛和羊毛制品、以及钢铁和钢铁制品关税率，进一步阻止欧洲尤其是英国同类商品的竞争，同时保护国内农民利益，因其进口关税平均超过25%，史家称为“可憎的关税法案”，为后来南北战争埋下政治导火索，因为在南方人眼里，最无法忍受的恶政是针对奴隶身穿的英国劣质羊毛服装提高关税的法案。
当1861年《莫瑞尔关税法案》再次要求提高关税时，南北战争终于爆发，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联邦政府顺利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1864年关税平均税率为47%。从此，支持高度贸易保护的政策成为美国商业和政治生活的主导特点之一。
关税壁垒与汇率崩盘之间也存在多方面的关系。当一国设置关税壁垒时，会增加他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导致需求减少，进而缩小出口国的贸易顺差甚至扩大逆差。例如，美国对器西哥加征关税后，墨西哥出口受阻，其外汇储备积累受到影响。外汇储备不足时，该国调节汇率的能力减弱，本币汇率易受冲击，增加了崩盘的风险。 关税壁垒还可能引发市场对相关国家经济前景的担忧，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外流加剧。 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加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大量资本流出使本国货币供过于求，推动汇率大幅下跌，持续外逃可能导致汇率崩盘关税壁垒影响出口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如果一国出口主导型企业因关税壁垒订单减少利润下滑，整体经济将受到拖累。为刺激经济，该国可能会降息，但与未降息国家形成利率差，加速资本外流，进一步冲击本币汇率。
关税壁垒还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为控制通胀，央行可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流入,暂时稳定汇率。但如果通胀过高，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经济形势恶化，投资者预期改变，资本外流，汇率仍可能崩盘。 对于设置关税壁垒的一方，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购买进口产品，生活成本增加。企业依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关税壁垒会使这些进口品价格上涨，增加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影响竞争力。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影响市场的有效性，造成“死重损失”（deadweight loss），即社会总福利的损失。此外，实施关税壁垒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导致本国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失业率上升。
对于经历汇率崩盘的国家，本币贬值会导致外债负担加重。例如，一个企业原本借了100万美元外债，在汇率崩盘前只需100万本币偿还；汇率变为2：1后，则需200万本币偿还。汇率崩盘还会使进口商品变得更贵，推高国内生产成本和消费品价格，引发通货膨胀。同时，外国投资者信心受损，资本外逃，出口企业面临订单减少、利润下降等问题，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
可以说，一旦关税成为经济格局的永久组成部分，它们就会破坏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力，并迫使消费者花大价钱购买低质量产品。这种关税壁垒迟早都会倒塌。
对于关税这种不太友好的国际贸易工具，未来既有可能出现保护主义的回潮，也可能促进更加开放和合作的贸易环境。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保护本国产业和促进国际贸易之间找到平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形势。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包括：
一、数字化与智能化。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关税和贸易壁垒的管理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可以提高关税征收的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并提供更透明的贸易流程。
二、绿色贸易政策。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未来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国家可能会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同时对环保型产品提供减免，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三、区域贸易协定的兴起。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USMCA等）可能会更加普遍。这些协定通常会减少或消除关税壁垒，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四、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增加。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国家可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这些措施可能会被视为关税壁垒的延伸。
五、 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继续存在。国家可能会通过提高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尤其是在关键行业。
六、多边贸易谈判的挑战。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如WTO）面临挑战，谈判进展缓慢，可能导致各国转向单边或双边贸易政策。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
七、社会责任与伦理消费。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伦理消费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企业可能会在生产和贸易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责任。这可能会影响关税政策的制定，促使国家对某些商品的贸易实施更严格的标准。
八、供应链的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尤其是在疫情后，可能促使国家重新评估关税政策。国家可能会考虑保护关键供应链，以增强经济韧性和安全性。
九、技术进步与自动化。技术进步可能会改变生产和贸易的方式，从而影响关税壁垒的必要性。自动化和智能制造可能会降低生产成本，使得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十、 国际合作的加强。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社会可能会加强合作，减少关税壁垒，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