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明元年春，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前，12岁的唐僖宗手持鞠杖，将马球击入风流眼。这场决定西川节度使人选的马球赛，暴露出晚唐皇权已沦为宦官掌中玩物。当黄巢大军逼近潼关时，这位“击球定节度”的少年天子，正是十年前被三名宦官从懿宗八子中挑选的傀儡。
咸通十四年七月，唐懿宗弥留之际，神策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与马坊使田令孜达成密约。西安出土的《神策军调防敕牒》显示，三人以“护驾”名义调动三千精兵封锁十六王宅，将时年11岁的普王李儇抬入宫中。
这种宦官集团内部罕见的一致行动，源于唐宣宗时期对北司势力的清洗。会昌伐叛后，原本分掌禁军的枢密使、观军容使等职被裁撤，神策军指挥权收归左右中尉。至懿宗朝，刘、韩二人已掌控京城七万禁军，形成“中尉共治”格局。
洛阳新发现的《李渼墓志》揭开唐末宗室生存实态——这位懿宗第四子被囚禁在十王宅达二十三年，直至黄巢破城被杀。自玄宗创设十六王宅，宗室成员便丧失参政通道，起居受宦官监视，婚姻由内侍省包办，形成实质性的“圈养政治”。
这种制度导致咸通年间出现皇位继承真空：懿宗八子中，最长者郢王李佾已二十八岁，却因长期幽闭几近失语；幼子凉王李侹年仅六岁，尚在襁褓。田令孜选择十二岁李儇，恰因其母早亡、易于操控。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咸通政事堂会议录》残卷，揭示宰相班子在皇位更迭中的彻底边缘化。当刘行深宣布懿宗“遗诏”时，十九名在朝宰相无一人参与见证。这种权力格局源于德宗以来的使职差遣制——财政归盐铁使、军事归神策中尉、人事归枢密使，三省六部沦为执行机构。
更具讽刺的是，李儇登基典礼上，礼部尚书竟需向北司索取《大唐开元礼》抄本。南郊祭天时，太常博士发现祭器图谱已被宦官篡改，加入道教符箓元素。
会昌六年，唐宣宗废除枢密院，将宦官机构精简为二十四内侍省局。这项旨在遏制宦权的改革，却意外催生神策中尉的集权。出土于法门寺的地宫账簿显示，至僖宗朝，左右中尉不仅掌控禁军，还通过“宫市使”“五坊使”等职染指财政，岁入相当于江淮八道税收总和。
田令孜的崛起更具象征意义：这个马坊使出身的宦官，通过掌控天子私库与禁苑马政，竟能架空神策中尉。当王仙芝围攻江陵时，他私开左藏库犒军，未经过户部审批即调拨绢帛三十万匹。
唐僖宗继位事件，实为安史之乱后皇权异化的终极形态。当大明宫最后的马球声消散时，这个曾经诞生过“天可汗”的帝国，已在北司宦官的操弄下走向命定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