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清朝，如果将治河之臣排名，靳辅排第二，那么没人敢排第一。但乾隆时期的名臣高斌却也是一个治水狠角色，他耗尽一生心血连治黄、淮、运三条河，可谓功绩卓越，在乾隆一朝也是大放异彩，然而他也没逃出河工结局必然悲惨的怪圈，最终和靳辅一样，晚年倍受打击而郁郁而终。

在高斌治水的生涯中，备受优宠，政绩显赫。乾隆十七年（1752），时任大 学士的高斌七十寿辰，乾隆帝赐诗一首，乾隆帝描述了高斌日夜都为治理河务劳 心费神，维护了京师及沿岸百姓的安全，在读书方面通古论今，一定会长寿延年。 高斌一生都奉献给了河务，勤劳务实是乾隆帝对其真诚的赞美。这一时期是高斌最为荣耀的时期，达到治河政绩的巅峰，但是这也避免不了作为河臣终究扮演了 一个悲剧的角色。在自然灾害面前，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不发达的古代封建治水社会，人类的力量显得是非常脆弱的，而河臣则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高斌也不例外。

十八年七月，洪泽湖湖水泛滥成灾，两闸门被水严重冲毁，以致高邮、宝应诸县被大水淹没。时任布政使富勒赫在学习河务时对萧砀一厅勘查后，认为此次水灾的原因为工料被侵吞所致。只是在抢险、护岸、堵口、筑坝处略有工料储备，而铜沛、邳睢、宿虹、桃源、海防等五厅埽个工程，储备工料根本不足，完全不够抢险。

至于外河、山安两厅处埽早已被水淹没数日，核查当地仓库根本没有储备工料。在富勒赫详加勘察与核实下，原来是上下各级官员集体贪墨，私吞朝廷拨付抢修时用的钱粮，未能及时购买工料，才导致致水患冲决。

他向乾隆上奏应该让河道负责人高斌与张师载迅速审查这起大案，找出亏空工料的贪污官员，严加治罪。后来乾隆帝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前往查勘，得知二闸被冲，工程渐弊坏与无故亏空大有关系，情况属实。

当时乾隆异常愤怒，他原以为高斌与张师载被属下蒙蔽而不知情，但是据策楞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河工贪赃舞弊现象数不胜数，策楞查出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私下侵占钱粮多达两三万，但是高斌与张师载却未查出任何隐情，乾隆帝认为这是失职。

而时任通判周冕在置办工料事宜方面，并未按时完成储备，最终致使两闸口被水冲毁，面对严重水患问题并未如实禀报，意图遮盖事实，此情况及办事态度极为恶劣，应严加查办。通过策楞的如实核查，查出官员办事纰漏频出，隐瞒情况比比皆是。

乾隆帝认为高斌当时心存不良之心，于是下将高斌与张师载革职查办，但可以继续留在河工戴罪立功。同年九月，高宗以高斌与张师载任职河道总督由来已久，身居要职却疏于管理，导致洪泽湖两闸决口，蔓延数十里，应立即被撤职。

面对第一线如此严重的水灾，乾隆帝暴跳如雷，认为高斌等人在位已久，对于河况属员总是“姑息徇纵”，但高宗又念其“尚系旧人，不忍即置重典”。只是国有国法，法有法规，应将高斌、张师载等人绑缚刑场处以斩立决。当时年迈的高斌被绑赴于刑场目睹行刑，身心俱疲，尤其精神遭到打击严重，念其年老多病让其回到河道当一个官员戴罪立功，哪知道在两年后他在任上去世。

一直被公认为谙熟河工、忠厚勤劳而备受瞩目的河臣高斌，同样也避免不了错误。但这也无法抹杀其治河功劳，高宗给予高斌比较中肯的评价。高宗认为虽然在有清一代的河臣中，靳辅治黄之功后人无及也，但是高斌与之齐苏勒、稽曾荺等河臣相比，治河功绩还是超越前人的。

为了纪念处在高宗时代的高斌，乾隆帝认为高斌可以与前三位治河名臣共同入主贤良祠，应成为后人及国家学习的榜样。高斌是乾隆朝唯一一位入主贤良祠的河臣，他的治水功绩及经过多年治河累积起来的经验，是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的。由此可见，高斌治河的地位在乾隆时期是其他河臣无法企及的，他的治河思想为后继治河者提供了范例。

高斌注重吸取并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顺其水性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期达到最好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康熙朝的靳辅治河思想“刷黄助清”对高斌的黄河治理影响至深。公元1735年，雍正任命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处理江南水患等河务。乾隆元年十二月，河南永城、江南萧县等处的黄河段发生水患，危害当地各州县的生计安全。

面对严重水患，高斌亲临水灾现场进行实地查勘，随后又与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等商量筹办疏通办法。于是高斌提出对毛城铺迆下河道挑浚来解决此次黄河水患。高斌认为毛城铺减水坝不宜再建坝，疏浚即可，他分析了毛城铺等处当时的情形。

毛城铺位于徐州府碣山县黄河南岸，此处建有一座减水石坝。而萧县王家山附近建有天然减水石闸一座，邳州睢宁县峰山处有四座减水闸。这几座石坝与石闸都修建于康熙时期。高斌试图通过这几处石闸石坝来“分黄导淮”，达到“以水治水之善策”。

但由于年久淤浅，易发水患。高斌查勘毛城铺原有河流洪沟与巴河，为了减少黄水故道的水流压力，于是使水流趋向南行，最后注入祝家口。在河水干涸后，再将洪沟与巴河疏浚深通，并且于河头处挑宽百余丈，于洪沟、巴河上游逼近毛城铺口门之处，将旧有的蒋沟河进行疏通。

在祝家口、潘家口等处又修筑夹土大坝，以拦截南流，这样就不会使减下之水流入蒋沟、洪沟、巴河后支流分散水流，而永城、碣山县一带，也不会受漫水淹浸之害，可谓一举两得。高斌又查勘了王家山天然闸减下之水，闸下有旧引河，自齐村桥至个集这一河段，淤泥沉积严重，致使宿州境内的灰谷堆、燕子口等处有淤浅，应一律彻底疏通。高斌后来又亲临峰山减水四闸查勘，经久历年，“自闸塘以至孟山湖六十余里，引可多淤，应一并估挑”。

高斌通过亲临河段进行多次查勘，得出应该在原有石坝和石闸基础上进行疏浚，开挖引河，不必再添几座石坝。康熙时期，在靳辅的修筑下建成毛城铺减水坝，由于当时徐州一带两岸“山势夹束，河水屡屡为患”。

为了使减下之水能够流至洪泽湖，达到刷黄助清的效果。自从靳辅建成毛城铺减水坝以来，黄河上游与下游民众生产生后都得到了一定保障，免受洪水灾害。但现如今因年代久远，毛城铺石坝以下旧有河身被大量淤泥阻塞，需要大力疏浚。

对于当时毛城铺是否开凿石坝一事，引起了一系列争论。乾隆二年四月，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联名向乾隆帝陈奏，认为毛城铺引河不便开通，如果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城必会遭受洪水，并且淮河与运河岸边的民生安全也受到威胁。

乾隆帝以为夏之芳等生长于淮扬，深谙当地实情，随即召集高斌进京，并令总河会同该督抚悉心筹划相关事宜，并多次批示高斌不可固执己见。高斌与赵弘恩来京，向乾隆帝进呈河图并陈奏实情，这时乾隆帝才知夏之芳等所奏之事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当时。淮扬百姓由于夏之芳的倡议进京请求不得开挖引河，并且夏之芳连当地河道都没去过，说的话自然没有可信度。

当时还有一些官员公然阻挠高斌疏浚毛城铺引河一事，如御史甄之璜、钟衡抗疏陈奏乾隆帝，他们认为如果将毛城铺开挖引河，会动摇淮扬地区百万民众的稳定之心，造成恐慌。这种说法在乾隆帝看来简直是荒谬至极，乾隆帝看到奏折后，批判道：淮、扬地区与直隶省相隔数千里，直隶地区发生旱灾与开挖毛城铺引河毫无关系，认为他们二人胡言乱语，纯属妖言惑众。甄之璜、钟衡二人因此折被革职，并交吏部严审定议。至于夏之芳等人也因阻碍河务实施，巧言令色欺瞒，以下犯上，被严肃处理。

在处理毛城铺减水坝一案上，乾隆帝断然力挺高斌，可见高斌的治河方略与为人深得乾隆帝赏识。乾隆三年四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明高斌毛城铺减水坝的疏浚取得了一定成效。高斌在得到允许后，制定计划修筑毛城铺石坝。首先，缩小减水坝坝口的宽度。

其次，在临河各漫水处依照原有进行修筑并堵塞，而下游定国寺至勾水支河一道，分泄郭家口支河一道，使其顺水而归，这样减下之水与往年相比缩减一半。最后，疏浚下游一带的淤浅河道。水流流经徐州、萧县、睢县等州县至泗州的安河陡门，一路约六百余里，途经孟山等五湖。可见黄河之水明净，停蓄有秩。高斌在靳辅修建的石坝基础上进行修筑疏浚引河，最后使得地方永受其益。

在处理黄淮运三条河流的水患问题上，高斌从全局出发，把黄淮运看成并存的一个整体进行规划治理。乾隆五年七月，高斌视察黄运湖河堤工，亲临堤工，勘察汛期时湖河的水势。期间他视察各处的汛堡夫工作，看他们如何堆积土块，这些土块堆在关键处至关重要，但所见的大多为闲置的土块，且土块堆积的并不结实牢固，很多地方有坍塌。一些堡夫为了省事以旧作新、虚报灾情，这样的情况由来已久。高斌得知此情后下令彻查堡夫，给予失职者重罚。

鉴于此种状况，高斌在黄河两岸临河一面的河堤上改筑子堰，在运河两岸的堤顶入里一面改筑子堰，以便于漕运往来，不易被摧毁。在人员管理方面，汛员应实力监查汛期水势，不得懒惰，赏罚分明，按律惩处。

此外，还安排一些河工在埽工处所堆积土牛，以防抢修之用，使黄河、运河及湖河顺流入海，不易漫水。乾隆十一年七月，运河汛期河水较往年盛涨，河水泛滥，伏汛易发洪水，秋汛亦使黄河及湖河等漫水，乾隆帝担心无法整治，随即命高斌往运河一带查勘灾情。

在江南管理河工的高斌，心系运道民生，兴利除害，以预防为要。任职江南河道总督以来，高斌治河方略颇为得当，在治河的同时注重以民为本，真正做到兴水去害，旱涝保收。乾隆十五年夏季，江南地区猛降暴雨，多地水田民屋被淹没。乾隆帝命天津镇总兵王进泰详查速奏受水灾民众及收成情形，随后两江总督黄廷桂回奏称，江南地区六月份大雨不断，致使河塘堤坝冲决，多处危及百姓生存。

虽有河臣高斌等亲临抢修，但是“漫決既广”，沿河两岸的居民房屋被水淹没冲毁，流离失所。尽管如此，高斌的治理与赈抚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高斌亲往灾区查看灾情，抚恤灾民，对于缺乏食物者酌量给予粮食，房屋倒塌者给予修葺费用，帮助灾民搭建房屋。高斌的治河思想及经验既有传统哲学理念之精华，又继承了靳辅的治河思想，后又经亲身实践探索出自己的治河思想，这对后辈治河者来说是难得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乾隆帝曾赐诗称赞曰：“禹功万古仰乎成，疏浚随时赖俊英。潘、靳嘉猷编简在，千秋惟尔继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