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初，金国大举南侵，兵临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当月二十五日，汴梁外城告破，宋钦宗赵桓出城请降。

仅仅23天，这个存在了167年的庞大帝国，便在金人的铁蹄下轰然倒塌。但客观地来说，靖康之变时的北宋，谈不上多么鼎盛，但也根本没到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地步。

徽宗执政期间，虽然洪涝蝗灾时有发生，但对于广袤的国土而言，并非灭顶之灾；山东、江南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方腊农民起义，但不久即被招安或镇压。

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靖康之变发生前不久，北宋的版图还在向外扩张。

1104年，徽宗于青海河湟地区设立陇右都护府，北宋的疆域第一次抵达了西域腹地；1119年，宋军攻克横山之地，几乎将多年的心腹之患西夏逼上绝路。这哪里有半点亡国之兆，分明还有几分复兴气象。

所以，面对靖康之变，在令人无比痛心惋惜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强盛、繁华的北宋帝国，轻易而迅速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纵观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王朝绵延数千年的交战史，如果非要为双方的战争找到原因，无非就是一场关于生存权的争夺。

北方苦寒之地，不适合农作物的种植，也没有培养商业社会的土壤，好在水草丰美，尚能放牧牛羊。

因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这些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无论多么强大，基本上都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本不具备抵抗自然灾害和恶劣气候的能力。

如遇丰年，尚能自给自足，但草场毕竟有限，各部落之间，也会因为彼此抢占生存空间而爆发战争。

而一旦灾荒发生，或者严寒天气降临，草料减产、牛羊死亡，就会严重威胁整个种族的生存。

因为彼此紧邻的地缘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将视线投向南方广阔丰腴的中原地区。而南下抢劫，就成为了便捷而必须的生存之道。

站在汉民族的立场，这样的行为当然是一种野蛮的侵略。

但对于游牧民族本身而言，在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面前，所谓的道德约束和正义与否，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弱肉强食从来都是残酷却最真实的丛林法则。

当然，作为应对，中原王朝在足够强大的时期，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武力、联姻等手段，征服或笼络游牧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修筑长城，构筑战略纵深，以确保北方的安全。

但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机动性远远高于汉族，进则迅疾如风、防不胜防，退则深入茫茫大漠，无影无踪。让整个中原政权即难以在战争中掌握主动，还要持续地受到侵扰。

好在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带来的是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庞大的人口基数又能源源不绝的提供兵源，这也使得南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占便宜，但很难顺利、彻底的吞并中原王朝。

所以，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对峙中，除非有一方特别强大，打破平衡，大多数时候，议和、联姻、你来我往的攻守转换都在持续上演。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与重臣石敬瑭，君臣相互猜忌。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为后唐兵马围困于晋阳（太原）。

为请契丹发兵救援，助其脱困自立，石敬瑭尽然恬不知耻地认下小自己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

不仅如此，为表忠心，这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还承诺，事成之后，将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酬谢。

因为强大的契丹军队介入，晋阳之围被解，随后石敬瑭灭后唐自立，而耶律德光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燕云地区。

而割让燕云十六州这一卖国行为，却给紧随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难以估量的伤害。

燕云十六州是横跨河北北部到山西北部，一块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的狭长地带。

这一区域的北部，耸立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东西横贯着长城和桑干、巨马两条大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军事屏障。

也正因如此，后晋之后的中原政权，都将北伐燕云作为头等大事，后周世宗柴荣，本来是最有可能收复燕云的一代雄主，无奈英年早逝，以致功亏一篑。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自立，建立宋朝，太祖在平定四方之后，也有意争夺燕云，但天不假年，还未等到计划实行，赵匡胤便驾崩了。

此后宋太宗也曾于公元979年和986年两次北伐，但最终都以惨败告终，此后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北方的契丹正逐渐成长为一个足以与大宋抗衡，甚至更加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北伐燕云，就只能成为赵宋臣民心中永远的痛了。

由于燕云地区的缺失，使赵宋在立国之初，北方便天然地丧失了长城的庇护和山区复杂地形的缓冲。一旦战争爆发，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敌长驱直入中原腹地，这也让赵宋王朝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问题上，比此前的中原政权更加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更要命的是，国都汴梁地处华北平原之上，本身就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北面又无险要山川，只余黄河一道屏障，渡河之后，将是一马平川。北宋为保证京师安全，不得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设置前沿阵地，但国土广袤、边境漫长，又往往防不胜防。

宋初最大的一次军事威胁，便是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绕开宋军重兵布防的定州，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汴梁北方门户的澶州城下，弄得宋真宗差点准备迁都，后来才有了力挽狂澜的寇准和宋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不可否认，北宋是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但在高度重视精神内核建设的同时，其对于军事力量的培养，国防制度的建设方面，是存在重大问题的。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武将专权，这些对于宋朝而言，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960年，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谋取了后周的天下，宋朝君主更是从基因血脉里就防备着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武将被提防、受限制，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稳定，成也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底层逻辑。

对于潜在的武将拥兵问题，宋太祖巧妙地设计了“更戍法”加以预防和制衡，将京城的禁军和边防的戍军每隔两三年便进行一次对调。

以隔断将兵之间的联系来防止叛乱的发生，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恶果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军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为加强中央集权，宋朝又在军事上一直沿用太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指导思想，精锐部队大半集中于京城的禁军，其余各地包括边境，都是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或者杂牌部队。

如此一来，藩镇割据势力得到有效遏制，但抵御外辱时却变得格外捉襟见肘。

不仅如此，为充实禁军的力量，北宋历代君主都热衷于不断募集士兵，甚至在灾荒年份直接将流民引入其中。

禁军成为庞然大物的同时，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即乏训练又难管理，表面上军队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战斗力反而在断崖式的下降。

宋初禁军曾一度达到八十万，神宗时经王安石变法，对禁军进行裁撤，但人数也一直维持在四十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必然带来惊人的财政消耗，也导致“冗官、冗兵、冗费”这“北宋三冗”，成为阻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沉重负担。

而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宋朝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内部发展倾斜，军事将领的作用在降低，科举取士、培养人才自然是当务之急，“重文抑武”就更成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基调。

在靖康之变前，北宋的主要对手，是北方契丹创立的辽国和西北党项建立的西夏，三大帝国互有交手，但总体而言维持着平衡。

但北宋末年，长期受辽朝统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接着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辽展开了进攻。

眼见辽亡在即，为了从其手中重新获得梦寐以求的燕云故地，当时的宋徽宗赵佶，竟主动遣使赴金，并于1120年达成“海上之盟”，宋金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辽国。

“联金抗辽”，可以说是靖康之变的导火索和催化剂，更是一次自取灭亡的重大战略性失策。

首先，唇亡齿寒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维持了百年和平，辽国不仅没有威胁，而且它的存在，始终是牵制金国的力量，也可以从北面保障宋朝的安全。

其次，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但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金军依然神勇，而宋军却惨败于残辽。

伐辽失败，不仅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使得宋朝彻底转入战略劣势，，完全无力再战，甚至取燕也要依赖金人的能力。

如果没有“海上之盟”，即使女真灭辽，但实力得以保存的北宋，尚有自保之力，面对金国，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快的全面崩溃。

最致命的是，通过伐辽的窝囊表现，让此前并不了解北宋真实战斗力的金国，更加坚定和加速了亡辽之后再灭宋的决心。

面对空前强大的女真金国，北宋是何其不幸，既有宋徽宗这个“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昏庸皇帝，又有蔡京、童贯这帮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佞臣，君臣联手，又搞出“海上之盟”这种看似投机取巧，实则愚蠢至极的战略，又岂能不亡？

果不其然，辽亡不久，金国便以宋朝收留叛将张觉，背盟弃义为名，于1125年发兵攻宋。

靖康之变时，金国东西两路大军共计约十五万兵马兵临城下，对于北宋而言，形势确实万分危急，但绝非山穷水尽。

类似的经历，在300多年后的明朝也曾发生过，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精锐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几乎全军覆没。

“土木堡之变”，明朝的武装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皇帝还做了瓦剌的俘虏，随后瓦剌首领也先也是大举南下，兵临北京。

明朝当时的情况，比之北宋，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于谦的领导指挥之下，顽强抵抗，甚至瓦剌人在攻城时，将英宗做挡箭牌，于谦都敢下令放箭，就是这种玉石俱焚的心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转危为安。

再来看看面对国难，北宋君臣的荒唐表现：

1125年，金兵第一次攻宋，东西两路大军联袂南下，西路军围攻重镇太原时，负责太原防御的宣抚使、大太监童贯，以传递军情为借口，第一时间溜之大吉。

逃回东京的童贯带来了太原被围的坏消息，宋徽宗赵佶眼看山雨欲来，连忙宣布禅位，让儿子赵桓登基，承担保卫京师的重任。

谁知赵桓也不傻，这明显是让他当亡国之君，坚决不从，父子几乎要为了推辞皇位的问题而翻脸，最后赵桓还是在众人挟持之下，哭喊着被强迫登上了皇帝之位。

1126年1月，钦宗继位，改元靖康，随后金国西路军又攻克相州，开始分兵渡过黄河。

因为黄河南岸的驻军早已逃之夭夭，从正月初三到初六，在金兵长达四天的渡河时间里，没有遭遇宋军任何的阻挡和抵抗。

天险一失，太上皇赵佶更是连夜南逃。但好在宋徽宗临走前还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可用之人——名臣李纲临危受命，组织起东京保卫战。

此时金国西路军深陷太原，无力南下，汴梁城外仅有东路军的七万人，其中还有大量契丹、渤海的雇佣兵，真正精锐的女真人，只有三万。

而北宋的京畿附近集结了超过五十万人的卫戍部队，名将种师道率领当时宋朝最精髓的十万西军，星夜挥师回援，各路勤王兵马也是旦夕将至。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宋钦宗依然对金兵充满了恐惧，以割地赔款换来了金国退兵。

从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下开始，宋廷的主和派便一直占据上风，他们从未想过抵抗，或凭实力去赢得胜利，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割地赔款，出卖国家尊严换来苟延残喘的机会。徽钦二帝更是性格软弱，面对战争毫无血性可言。

金兵一退，主和派立刻又占据上风，有功于国的李纲被罢免，卫戍京师的部队以耗费财力甚巨为由遭遣散，谁知第二年，尝到甜头的金军再次南下。

这次金兵更猛，西路军攻克太原，与东路军会师汴梁，而宋徽宗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是组织军民积极抵抗，却相信神神鬼鬼的术士，以纸甲纸兵在城头抗敌，结果可想而知，仅仅23天，汴梁外城即被攻破。

吓破胆的钦宗立刻出使金营求和，为显示诚意，甚至下旨遣散了各地勤王的军队，“檄止诸军勿前”，几乎把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就这样，北宋皇帝在都城尚未完全沦陷，卫戍部队和勤王兵马具在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抵抗，束手就擒。

此后数月，金兵开始疯狂劫掠，北宋成为待宰羔羊，在抢得无数金银珍宝后，徽钦二宗被虏北上，宋室王公大臣悉数为奴，后妃宫女具皆受辱。北宋甚至汉民族历史上最悲惨、屈辱的灾难——靖康之变在北宋的轰然倒塌中上演。

谁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又应该对靖康之变的灾难负责？是徽钦二宗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却不是全部——是大宋君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次次拙劣、荒唐甚至致命的表现，合力葬送了延续176年的锦绣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