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冀东的大地上弥漫着战火与硝烟。为了巩固平西根据地，开辟冀东、平北等抗日根据地，冀热察挺进军在八路军第4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的基础上组建，由萧克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然而，就在冀热察挺进军刚刚成立后不久，一封神秘的“告发信”却突然改变了冀热察挺进军的命运。
信中，告发者煞有其事地指出冀东抗日联军的司令员高志远“勾结军阀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国”。
萧克在看完这封“告发信”后非常纠结，于是立即召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开会，当时的委员会成员分别为：萧克、马辉之、伍晋南、邓华和宋时轮。
最终，这次会议以三票对两票的结果，通过了高志远为“叛徒”的决议，而投下反对票的便是邓华和宋时轮。
邓华
1939年4月27日，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高志远和参谋处处长李荣久被执行了枪决。邓华和宋时轮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之后愤然离开了冀热察挺进军。
那么，被认为是“叛徒”的高志远到底冤不冤？“勾结吴佩孚”这事又是从何而来？冀热察挺进军的未来又如何呢？
高志远1907年出生于河北滦县多余屯的一户富农家庭，由于良好的家境，他自幼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一直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梦想。
1933年，在长城抗战爆发后，高志远深受触动，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招募200多名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奔赴长城参与抗战。
然而，他的队伍在行军途中遭遇土匪，由于缺乏作战经验，队伍被打散，高志远辗转前往了北平。
在北平，高志远结识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王仲华，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心中也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与日寇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塘沽协定》签署
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令高志远痛心疾首，为了保护家乡人民，他于该年末返回家乡，并将剩余的家产变卖购买枪支，组建了马城三区自卫民团，自己担任团长。
1934年底，冀东伪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刘佐周为了给日本鬼子献媚，不断兼并有实力的民团。
高志远不愿意与刘佐周同流合污，于1935年2月21日发起“马城起义”。
然而，由于高志远的民团实力远远不如刘佐周的部队，他们的起义最终被血腥镇压，高志远则在我党地下组织帮助下，逃过一劫。
该年8月，高志远与我党地下组织合作，趁着刘佐周去火车站迎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机会，化装成厨师，潜入车站，将其暗杀。
高志远此举立刻引起了整个冀东的轰动，高志远也因此被冀东人民视为抗日英雄，受到了冀东人民的广泛拥戴。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志远的老友王仲华来到冀东，组织武装抗日的工作。不久后，冀东抗联组建完成，高志远被任命为冀东抗联第一路军司令员。
1938年5月，邓华、宋时轮所率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来到冀东，并在之后与冀东抗联一起参与了著名的冀东农民暴动。
同年7月，高志远与邓华、宋时轮紧密配合，一举光复了倴城。
宋时轮
这一战令本来就在冀东颇有名声的高志远威望更隆，他也在进城后被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
此后，高志远又与邓华、宋时轮一起率部攻克了滦县火车站，火烧滦河大桥，令日寇的交通线中断了半个月之久；接着又一举光复当时冀东最富庶的县——乐亭，并且成立了昌、滦、乐抗日联合政府，高志远亲自担任县长。
在高志远的巨大号召力下，冀东子弟纷纷加入他的麾下，冀东抗联就此进入最鼎盛时期，兵力一度高达2.5万人。
然而，冀东地区作为华北的咽喉要地，日寇又怎会轻易放弃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地方。
1938年10月，日寇调动大量日伪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冀东抗联和八路军第4纵队进行了围攻。
高志远、邓华、宋时轮虽然率部浴血奋战，但是无奈武器装备的差距实在太大，部队损失惨重。
为了保存实力，邓华、宋时轮跟高志远商讨后，决定将部队撤至平西地区。
当时，高志远曾向冀东子弟们承诺，这次转移只是为了保存实力，待明年开春就率部队打回冀东。
然而，抗联的这次平西之行并不顺利。由于叛徒出卖了抗联的行军路线，他们在一路上多次遭遇日寇的阻击，高志远的司令部更是损失惨重，共有二十多位高级干部壮烈牺牲，其中就包括副司令员陈宇寰。
经过一路的浴血奋战，原本2万余人的抗联当到达平西时仅剩2千多人。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的基础上组建，萧克担任了司令员兼政委。
萧克
由于高志远曾经向战士们承诺会在次年春天返回冀东，因此他向萧克提交了出征冀东的申请。
可是，当时按照上级的命令，冀热察挺进军的第一要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挺进冀东的事还需要从长计议，因此他的申请被萧克驳回。
高志远在获悉后，向战士们做了耐心的解释，请求他们在平西坚持战斗下去。但是抗联的战士们思乡情切，对高志远的解释并不理解，执意要返回家乡。
没有办法的高志远只好向吴佩孚发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接济冀东子弟们返回冀东。
高志远作为八路军的干部，他不遵从上级的指示，私自放自己的部队返回冀东这本就是严重犯错，又让吴佩孚接济，这难免使人浮想联翩。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叛徒”。特别是曾跟高志远共同战斗过的邓华、宋时轮，他们深知高志远的为人，相信高志远只是想送部下返回家乡，绝不可能做出叛变的事情。
然而，即便邓华、宋时轮二人据理力争，萧克、马辉之、伍晋南依然认为高志远有“叛变”迹象，最终对高志远以及抗联参谋处处长李荣久执行了枪决。
这一事件令邓华、宋时轮与萧克产生了重大矛盾，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久后，他们二人先后申请调离了冀热察挺进队。
前文说过，这个挺进队本来就是以高志远、邓华和宋时轮的部队为班底组建的。高志远被杀后，冀东抗联军心涣散，几乎跑了一大半。邓华、宋时轮被调走时则把直属于自己的两个团也带走了。
萧克虽然坚持领导了部队两年，但是最终在日寇的“大扫荡”下消耗殆尽，于1941年2月被撤销番号。
1994年，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陈发等人对高志远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他“阴谋叛国、丧节投敌”的罪证不足，并将相关资料和质疑寄给了萧克，希望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但是萧克在之后回信，再次明确表示“高志远是叛变分子”，“处理是正确的”。
虽然萧克对高志远存在“叛变投敌”的行为，且对其处决，一直表示无误，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志远被错杀的可能性较大。
2008年，在萧克去世后，对高志远的平反工作再度被提上日程。
在高志远后人以及邓华、宋时轮后人的努力下，高志远最终被定为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