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为何说中国的救星就是毛泽东？延安一行，几个细节令其叹服

世人皆知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却鲜有人知他曾在1940年做出一个惊人的判断：中国的救星就是毛泽东！这个结论，来自于他对重庆与延安的亲身考察。当时的陈嘉庚，带着11亿元的华侨捐款来到内地，原本是打算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然而在重庆，一个普通司机的贪婪、达官显贵的奢靡，却让他心凉至极。而在延安，一个小战士与毛主席同坐长凳的场景，一位乡邻大娘送来的一只鸡，却让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所见所闻，让这位慧眼识珠的华侨领袖下定如此决心？延安八天，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重庆之行的失望与震惊

1940年3月的重庆，细雨绵绵。陈嘉庚一行人刚刚抵达这座战时陪都，国民政府就派来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这是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崭新锃亮，在当时的重庆街头格外醒目。陈嘉庚原本以为，这代表着国民政府对华侨的重视。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那位被派来的司机姓张，第一天接送时就向陈嘉庚的秘书暗示，要＂买包烟抽抽＂。起初，秘书以为这只是司机的玩笑话，并未在意。可接下来的几天，这位张司机变本加厉，每次用车前都要讨要＂车马费＂。

有一次，陈嘉庚要去拜访当地的华侨团体，张司机竟然以＂汽油不够＂为由，直接向陈嘉庚本人索要50大洋。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生活费用。陈嘉庚虽然付了钱，但这件事却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疑问：一个政府派来的司机，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

更令陈嘉庚震惊的是重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次参观军需工厂的途中，陈嘉庚看到路边衣衫褴褛的难民，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而就在同一天晚上，他应邀参加了一场国民党高官举办的宴会。

宴会设在重庆最豪华的＂大华饭店＂。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仅一道燕窝就价值百余大洋。酒过三巡，觥筹交错间，陈嘉庚听到这些官员们谈论着各自的＂生意经＂。其中最令他愤怒的是，有位官员公然炫耀自己如何利用职务之便，低价收购了几家破产的民营工厂。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偶然得知，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竟然私设了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借着＂官商勾结＂的便利，垄断了重庆的盐业和煤炭生意。而这些本应用于抗战的战略物资，却被他们炒作成奢侈品，哄抬物价。

在一次视察军需仓库时，陈嘉庚发现了更令人心寒的事实。之前华侨捐赠的大批物资，竟然被某些官员中饱私囊，转手倒卖。那些本该发放给前线将士的棉被和药品，居然在黑市上公开叫卖。

正当陈嘉庚为这些现象忧心忡忡时，一场意外的遭遇让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真实面貌。一天清晨，他在街头偶遇一位老者，此人正是他在南洋时的故交。让陈嘉庚没想到的是，这位曾经的富商，如今竟然沦落到靠卖报为生。老者告诉他，自己的工厂被国民党高官强行低价收购，而他本人则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所有积蓄都被没收充公。

二、延安之行的转机与希望

1940年5月初，陈嘉庚向国民政府提出前往延安考察的请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蒋介石立即派出亲信劝阻，声称延安道路不通，匪患严重，无法保证安全。但陈嘉庚坚持己见，表示既然来到中国考察抗战情况，就应该全面了解各方势力。

在陈嘉庚据理力争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但提出了诸多苛刻条件：必须由国民党派人全程陪同，不得单独与共产党人接触，停留时间不得超过三天。对此，陈嘉庚不动声色地一一应承下来。

5月28日，陈嘉庚一行从重庆出发。途中，国民党方面设置了重重阻碍。先是声称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后又以天气恶劣为由拖延行程。一位随行的国民党官员甚至暗示陈嘉庚，如果放弃延安之行，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补贴＂。

经过四天的艰难跋涉，陈嘉庚终于在5月31日抵达延安。让他意外的是，延安方面并未安排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只有几位穿着普通军装的干部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衣着虽然朴素，但精神昂扬，态度诚恳。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邀请陈嘉庚共进早餐。这顿早餐的地点既不是在豪华的宾馆，也不是在气派的会议室，而是在一个普通的窑洞前。窑洞外搭着一个简陋的凉棚，几张粗糙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几个简单的菜品：一盘炒青菜，一碗小米粥，一盘咸菜。

最特别的是桌上那只清炖鸡。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邻居王大娘特意送来的。王大娘的儿子生病在床，家里就这一只老母鸡，平时舍不得杀。但听说有远道而来的贵客，便宰了鸡表示欢迎。说这话时，毛泽东的语气中既有感动，也有歉意。

用餐期间，陈嘉庚注意到，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干部都用的是同样的粗瓷碗筷，吃的也是同样的饭菜。没有特供，没有额外待遇。这与重庆官员们觥筹交错的奢华宴席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让陈嘉庚印象深刻的是，窑洞里的陈设异常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和标语。这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起居之处。毛泽东说，全延安的干部都住这样的窑洞，他也不例外。

饭后，毛泽东亲自带陈嘉庚参观延安。他们走过梯田，穿过村庄，一路上看到的是忙碌的农民、训练的战士和读书的学生。每到一处，当地百姓都会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完全没有因为是最高领导人在场而显得拘谨或者刻意。

当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陈嘉庚亲眼目睹了延安干部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和其他干部二话不说，卷起裤腿就冲进雨中，和群众一起抢收晾晒的粮食。他们的身影在雨中忙碌，完全顾不上自己已经湿透的衣服。

三、细节之处见真章

在延安的八天考察中，陈嘉庚发现了许多令他震撼的细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折射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作风和治理上的巨大差异。

首先是关于军队纪律的对比。一天傍晚，陈嘉庚在延安街头散步时，遇到一群八路军战士正在搬运物资。其中一名战士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大娘担着的菜篮，造成蔬菜散落一地。这名战士立即放下手中的箱子，帮老大娘捡菜，并执意要赔偿损失。老大娘则连连摆手说不用赔，还说八路军的同志最懂礼数。这一幕让陈嘉庚想起在重庆时，常常看到国民党军官在街上横冲直撞，即便撞倒了平民也从不道歉。

其次是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在参观延安机关工厂时，工厂会计向陈嘉庚展示了一本账簿。这本账簿记录详尽，每一笔收支都清清楚楚。最让陈嘉庚惊讶的是，工厂领导的工资竟然和普通工人相差无几，每月仅多出几元钱。而在重庆，他曾看到某军需工厂的厂长月薪高达数百大洋，还享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

在延安，陈嘉庚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几乎所有干部都参加生产劳动。一天上午，他在参观农场时，看到了正在锄地的朱德。朱德穿着粗布衣服，和农民一起干活，若不是同行人介绍，根本认不出这就是八路军总司令。当天下午，陈嘉庚又在一个手工作坊里遇到了周恩来，只见周恩来正在和工人们一起修理机器。

关于伙食问题，陈嘉庚做了详细的调查。他发现延安的官兵伙食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等级之分。在食堂里，他亲眼看到彭德怀端着饭碗，和普通战士坐在一起吃饭。菜品很简单，就是白菜、土豆和咸菜。当他询问为什么不给高级干部改善伙食时，得到的回答是：＂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更值得一提的是延安的医疗制度。陈嘉庚参观了当地医院，发现病人不分军民、干部群众，都享受同等待遇。一位重伤的普通战士和一位师级干部住在同一间病房，用同样的药品，享受同样的护理。这与重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重庆，官员们享有专门的高干病房和进口药品，而普通伤病员却常常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而得不到及时救治。

在文化教育方面，延安也显示出独特之处。陈嘉庚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物理实验。让他意外的是，这些实验器材大都是用废旧零件改装而成。一位教授告诉他，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延安人民发挥创造精神，把打仗缴获的报废装备改造成教学用具。而在重庆，他曾看到某些学校的实验室里，价值连城的仪器却蒙尘已久，无人使用。

令陈嘉庚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一天深夜，他在窑洞外散步，看到毛泽东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他看到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第二天一早，他又看到毛泽东出现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早饭。这种不事张扬、夜以继日的工作作风，与重庆官员们的奢靡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

四、回程途中的重重阻力

1940年6月8日，陈嘉庚结束了在延安的考察。回程路上，他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阻挠和干扰。这些事件进一步印证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与国统区的巨大反差。

当天清晨，陈嘉庚刚登上返程的飞机，就接到一份来自重庆的＂紧急通知＂，声称因天气原因航班需要推迟。然而透过机舱窗户，他看到的是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等待，飞机终于起飞。这显然是一次蓄意的拖延。

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时，当地警备部门以＂例行检查＂为由，对陈嘉庚一行人的行李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搜查。他们翻检每一件物品，甚至连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也未能幸免。陈嘉庚身边的一位随行人员携带的几张延安照片被当场没收。警备人员声称这些照片涉及＂军事机密＂，必须上交。

抵达重庆后，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陈嘉庚原本预订的锦江饭店房间突然＂查无记录＂，工作人员态度冷淡地表示客满。最终在几经周折后，他不得不暂住在一家条件简陋的小旅社。

第二天早上，一份重庆当地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不实报道，声称陈嘉庚在延安期间受到软禁，处境艰难。这篇报道还暗示他此行是被共产党＂蒙骗＂。对此，陈嘉庚立即致信报社要求更正，但报社以＂版面安排＂为由拒绝刊登更正声明。

更令人不安的是，陈嘉庚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秘密监视。每当他外出，总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跟随。他去拜访朋友，那些人就在门外徘徊。他去饭店用餐，那些人就在邻桌就座。这种监视一直持续到他离开重庆。

6月15日，陈嘉庚准备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向在渝的南侨同仁介绍延安考察情况。然而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会场突然发生＂电力故障＂。工作人员表示修理需要很长时间，建议改期举行。当天下午，陈嘉庚又收到警察局的通知，称因＂治安原因＂，近期不宜举办任何形式的集会。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多次接到匿名信，警告他不要＂过多谈论＂延安之行。有人还特意提醒他，如果能够＂正确表态＂，将会得到＂相应的关照＂。对这些明示暗示，陈嘉庚始终保持缄默。

临行前夕，一位自称是国民政府高层的人士专程拜访陈嘉庚，带来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稿。声明的内容是批评延安的各种＂不足＂，称赞重庆政府的＂努力＂。这位人士强调，如果陈嘉庚愿意签署这份声明，政府将大力支持他在南洋的企业发展。陈嘉庚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

6月20日，就在陈嘉庚即将离开重庆的前夜，他居住的小旅社突然发生火灾。所幸火势被及时发现，未造成重大损失。但他放在房间里的部分考察笔记和文件却在混乱中＂不慎遗失＂。对此，当地警方仅做了简单的笔录，并未进行深入调查。

五、南洋演讲引发的反响

1940年7月，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延安考察的演讲活动。这些演讲在南洋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招致了各方势力的不同反应。

首场演讲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当天，会场座无虚席，甚至走廊上都挤满了人。陈嘉庚详细讲述了延安的所见所闻，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军队的纪律，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演讲结束后，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一位到场的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是近年来新加坡华人社会最轰动的一次演讲。＂

随后的几天，陈嘉庚又先后在槟城、吉隆坡等地举行演讲。在槟城的演讲中，他特别提到了延安的医疗制度。当他讲述一位普通士兵与高级干部同处一个病房时，台下发出阵阵惊叹。一位当地医生当场表示，要组织医疗队支援延安。

这些演讲的影响迅速扩大。马来亚各地的华文报纸竞相报道，有的甚至整版刊登演讲内容。一些原本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的华侨团体，也开始改变看法。在吉隆坡，一个专门支持国民政府的商会，在听完演讲后立即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准备为延安购买医疗设备。

然而，这样的影响力很快招致了打压。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由，要求陈嘉庚在演讲时不得提及某些＂敏感＂内容。一份原定在叻报上连载的演讲全文，刊登到第三天就突然中断。报社收到了来自当局的＂建议＂。

国民政府驻新加坡的机构也展开了反制行动。他们紧急从南京调来一批演讲人，专门在各地华人社区＂澄清事实＂。这些人声称陈嘉庚的演讲内容＂违背事实＂，是被共产党＂利用＂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参加过演讲的华侨们驳斥。

更极端的是，一些亲国民党势力开始对参加演讲的人进行威胁。在怡保，一家参与组织演讲的华商会馆收到了恐吓信。在新山，几位积极宣传演讲的侨领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跟踪。马六甲的一家报社因刊登演讲相关报道，其社长的住宅遭到人为纵火。

面对这些压力，陈嘉庚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传播信息。他开始在私人聚会上讲述延安见闻，有时是在茶楼，有时是在商号。这些小规模的谈话往往持续到深夜。通过口耳相传，延安的真实情况依然在华侨社会中广泛流传。

到1940年底，陈嘉庚的延安演讲内容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中传播。在印尼，一些华人青年自发组织了读书会，专门研读这些演讲资料。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报纸通过连载小说的方式，巧妙地传播着演讲的核心内容。

这场始于演讲的运动，最终在南洋掀起了一股支援延安的热潮。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来自南洋的捐款、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延安。其中不乏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等急需物资。这些援助大大改善了延安的物资短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