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529年，即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的时期，北方大地上传唱着这样一首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那些智谋过人的名帅与英勇无畏的虎将都感到胆怯，使得众多军队望而却步呢？答案是一支仅有七千人的白袍军以及他们的统帅——白袍将军陈庆之。
陈庆之率领这区区七千白袍军深入敌方领土，竟战胜了超过三十万的大军，并成功占领北魏的国都洛阳。
白袍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从铚县出发直至洛阳，在一百四十天的时间里，平定了三十二座城池，经历了四十七场战斗，一路势如破竹。”
陈庆之那冲天的豪情壮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法达成的奇迹。
然而，随着陈庆之的锐气在洛阳那繁华的街巷中逐渐消退，白袍军也在汹涌澎湃的黄河前止步，在嵩高山间分散，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最终终结了南北朝这段最为传奇的故事。
命运的起点或许卑微，但选择沉沦只能怪自己缺乏斗志。
陈庆之出身贫寒，既无家财又生于江南一隅。南朝社会分为三等：北方移民为上等，楚地人为中等，本地江南人为下等。
东晋本应归入南朝体系，因其统治阶层多来自北方。所谓楚人，主要指淮河以南、长江以西地区居民，他们在宋齐梁三代因皇族背景地位上升。即便梁武帝萧衍生于江南，其家族也是从江北迁徙而来。
真正的南方土著处境最为艰难，《魏书》记载中原人士称江东人为“貉子”，视同野兽。当时南北对立严重，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当地人被贬低为未开化的族群。即便像陶渊明的父亲陶侃，立下赫赫战功，仍因乡音而遭歧视。可见当时南方人的普遍境遇。
陈庆之来自义兴国山（现在的江苏宜兴西南部），在南朝时期被视为三等公民。他并非出身富贵之家，而是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自幼起，他就不得不去别人家做奴仆来维持生计。
奴仆也有不同的等级，这取决于他们所服侍的对象。幸运的是，陈庆之跟对了主人，他的主人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萧衍。萧家住在常州，而陈庆之则来自宜兴，两地相距不远。
然而，在陈庆之的父母将他送到萧府的那一天，他们并没有想到萧衍会成为未来的皇帝，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如果是在清朝，像陈庆之这样从小跟随王公贵族的人，将来进入仕途，甚至成为高官显贵，这并不罕见。更何况他的主人从一个皇族远亲、地方官员一跃成为了皇帝。但是，他生错了时代，在南朝那个社会，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的机会本就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奴仆了。
然而，六镇大起义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仅成就了尔朱荣，也让陈庆之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北魏内乱之际，梁武帝萧衍见机而动，再次挥师北伐，兵分三路出击。
十七载岁月匆匆流逝，梁朝昔日名将纷纷凋零，曹景宗、马仙琕、昌义之与韦睿等良将相继离世，仅余裴邃独撑大局。然而，随着这位老将病逝，三路大军最终无功而返。
在台城保卫战中，敌军嘲笑梁朝：“城内并非无人（卒），只是缺乏统帅（将）罢了。”
江南之地，民风不及北方粗犷豪迈，难以孕育出勇猛善战的将领，这也是南人屡次败于北人的原因之一。
东晋至宋、齐、梁时期，朝廷不愿重用南方人为将，一方面出于对南方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则因地理和风俗差异导致体格上的劣势。
梁朝历经长久太平，老一辈将领相继离世，贵族子弟们却沉迷享乐，难堪大任。豪门望族中再也找不出如韦睿、裴邃这般的人才。谁能在北伐中扛起重任？萧衍的目光落在了南方人陈庆之身上。
多年来，萧衍一直未启用陈庆之，直到局势危急才委以重任。南人中亦不乏英雄豪杰，却被门阀制度所压制。从东晋到萧梁，能为将者寥寥无几。陈庆之自幼追随萧衍，终于迎来施展才华的机会。
与优秀者为伍，自身也会变得卓越。萧衍文武兼备，陈庆之在其身边，受益匪浅，其中最出众的便是围棋技艺。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盛行一时，“手谈”“坐隐”这些雅称便是由东晋名士王坦之和高僧支道林所创。
当年前秦大军压境，谢安、谢玄叔侄依旧镇定自若地下棋。
据考证，围棋传入日本大概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多位皇帝如刘裕、刘义隆、刘彧、萧道成、萧赜等都酷爱围棋，陈朝的陈霸先、陈叔宝也不例外。萧衍更是棋艺高超，撰写过《棋品》一书，并举办过公主围棋大赛，这可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全国性围棋赛事。
萧衍对围棋痴迷至极，常常通宵达旦地下棋。“每从夜达旦不辍”，长时间的对弈让对手或侍从疲惫不堪。即使在萧衍未登基时，也少有人能一直陪伴左右，但陈庆之却能做到随叫随到，数十年不变。这种毅力非同寻常，萧衍对这个小棋童格外青睐。
尽管如此，陈庆之初时也只是个小棋童罢了。然而，当萧衍成为梁朝开国皇帝后不久，不到二十岁的陈庆之被任命为主书，负责管理皇帝的书籍。主书虽是中书省的小官，但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
陈庆之体魄强健，性情坚毅，待人谦逊，行事内敛。他虽不事张扬，却绝非缺乏雄心壮志之人。彼时梁朝政坛为士族所垄断，庶族平民若想在仕途上崭露头角，唯有凭借军功方可获得晋升与认可。陈庆之将自身的壮志豪情深深埋藏于心底，践行着“知其雄而守其雌”的处世哲学，默默坚守了二十载岁月。
《梁书》以“散财聚士，常思效用”八个字概括了陈庆之二十年来的经历。他将自己的俸禄和赏金尽数用于结交贤才。一个主书官职之人，为何要广结豪杰？这与水泊梁山的宋江如出一辙，皆是通过手中权力与财富来换取贤能之士的支持。对于渴望成就一番伟业之人而言，人才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真正理解陈庆之心境者，唯其主君梁武帝萧衍一人而已。倘若韦睿、裴邃等名将仍在世，或许陈庆之终其一生也难有出头之日。萧衍不会给予他这样的机会，以免在士族间落下任人唯亲、亲近小人的口实。南朝军事人才匮乏的局面，使得陈庆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然而，出身棋童的主书官，真的懂得兵法吗？
《梁书》对陈庆之的评价是：“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他不追求奢华的服饰，也不热衷于音乐，这些体现的是个人品德修养，与军事才能并无直接关联。至于射箭无法穿透铠甲，骑术亦非其所长，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人又怎能统帅军队呢？
文人领军的传统始于北宋，在唐代之前并不多见，通常是作为武将的智囊。像诸葛亮、韦睿这样的儒将属于特例。人们常说儒将是饱学之士，那么陈庆之算不算呢？别忘了，他最初只是一个主书，也就是图书管理员。
陈庆之擅长围棋，隋朝时曾把围棋棋谱归入兵书一类。除了智慧谋略，陈庆之还具备为将者应有的两大品德：仁慈和勇敢。他会散尽家财帮助他人，这样的人会贪污军饷吗？能得到士兵拥护吗？真正的勇气不是像野猪那样横冲直撞，而是果断而坚毅。陈庆之蛰伏二十年不言放弃，没有大勇是做不到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陈庆之终于等到了展现才能的时机。北魏胡太后重新掌权，徐州刺史元法僧投靠南朝。梁武帝萧衍任命二皇子豫章王萧综负责接收徐州，并提拔陈庆之为武威将军，与骁将胡龙牙、成景俊一同前往。
陈庆之等人顺利接管了彭城，护送元法僧回到南京后，又接到新的任命，改任宣猛将军、文德主帅，护送豫章王赴徐州上任。彭城地处淮北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萧衍将爱子安置在前线，自然会选择最优秀的将领来保护他。
滴血认父陈庆之绝未料到，二皇子萧综竟叛国投敌，把徐州轻易让给了北魏。萧综之所以叛变，源于一段离奇的身世。他的母亲吴淑媛，曾是齐朝东昏侯萧宝卷的宠妃。当萧衍攻入南京后，他占有了萧宝卷的三位妻子，这其中就包括了吴氏。
吴淑媛在怀孕七个月后生下了萧综。由于七个月出生的孩子存活率极低，宫中众人皆怀疑萧综实为萧宝卷之子。尽管萧衍对皇族和皇子们极为宽厚，但这个秘密还是被吴淑媛无意间泄露了出去。
随着萧衍年事渐高，他沉溺于佛教，提倡素食与禁欲，渐渐疏远了后宫佳丽。吴淑媛不禁怀念起萧宝卷的好处，那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情种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象，远非一心扑在国事与宗教上的萧衍所能比拟。
萧综逐渐长大成人，开始明辨是非，也听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一些传言。他有权知晓真相，于是向母亲询问。他曾多次梦见一个手持头颅的人站在自己面前，那人正是已故的东昏侯（南齐萧宝卷）。
吴淑媛终于坦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你是早产儿，和其他皇子不同。无论如何，你现在是太子的弟弟，只愿你能永远富贵，莫要多言。”
七个月的早产如同阴霾般笼罩着萧综的一生。一个少年怎堪承受父母遗留的沉重恩怨纠葛？
萧综深陷无尽痛苦，时常把自己关在静室里，披散着头发躺在草席上，昼夜不停地哭泣。从此他对荣华富贵看得很淡，轻视钱财却乐于结交贤士，不断散财施舍，终日穿着破旧衣衫，即便接见宾客也只着粗布麻衣。诸王公主与后宫妃嫔都暗自揣测他或许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唯独萧衍不这么认为。
萧综体魄强健且勇力过人，能降服奔腾的野马，颇有萧衍年轻时崇尚武艺的风采，但他的行为举止却放荡不羁，与萧衍那沉稳内敛、优雅得体的性格截然不同。
萧综到了十五六岁，依旧会在母亲面前袒露身躯玩耍，不分昼夜。就像宋孝武帝刘骏那样，出镇外地时也总是带着母亲同行。
萧综对母亲有着特殊的依恋，他试图通过频繁的亲密接触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但这只是暂时的慰藉。吴淑媛甚至不允许王妃袁氏与儿子同寝，这种关系令人难以理解。
梁书、南史均对此无所隐讳，称他们母子的行为“内外咸有秽声”。
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萧综一直生活在恐惧与哀伤之中。他天资聪颖，文采出众，所写的《听钟鸣》一文，深刻地表达了当时的心境：
听钟鸣，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
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
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
萧综内心充满迷茫与挣扎，最终决意探寻自己的身世真相。他听闻民间有一种亲子鉴定的土法，就是用活人的血滴在死者的骨头上，若血液渗入，便为父子关系。
于是，萧综怀着近乎疯狂的决心，悄悄挖掘了东昏侯的坟墓，取出遗骨，用自己的血进行测试，结果血液渗了进去。
然而，他依旧心存疑虑，竟残忍地杀害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埋葬后又在夜间挖出儿子的骨头再次验证，这次血液同样渗入了骨头里。
实际上，这种滴血认亲的方法并无科学依据。我们难以知晓萧综是如何让血液渗进东昏侯和儿子骨头中的，也许这仅是一个传说罢了。但萧综已然深信自己是萧宝卷之子，认为自己是萧齐皇族正统血脉，对梁朝皇帝萧衍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萧综对萧衍的情感十分复杂，既有养育之情，又有杀父之仇，因此对梁朝充满厌恶，萌生去意。萧综秘密派遣人员前往洛阳，与之前逃至北魏的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备取得联系，并称其为叔父。同时，他还多次请求萧衍派他去守边疆，实则是在为叛逃做准备。
因为担心儿子们的安全，萧衍不允许年纪轻轻的儿子们前往危险之地。为了能去襄阳任职，萧综曾试图贿赂深受萧衍信任的徐勉。
然而，徐勉不敢将此事告知萧衍，毕竟萧综的身世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在真相大白之前，任何与萧综有关的举动都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在皇室成员中，萧综没有一个朋友，他对太子和其他诸王充满了厌恶之情，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甚至曾在六叔萧宏珍爱的车里排便，以此来发泄内心的愤怒和轻蔑。
当梁军北伐之时，二十三岁的萧综随同裴邃一同出征。裴邃去世后，萧综抓住机会请求担任彭城指挥官一职，萧衍则安排陈庆之在其身边辅佐。在整个江南地区，没有人比陈庆之更了解萧衍一家，萧家每个人的隐私似乎都无法逃脱陈庆之的目光。陈庆之被派到前线的目的显而易见，不过他也并非毫无弱点，萧综对此心知肚明。
陈庆之是一位天生的军人，而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奴仆。四十一岁的他穿上白色战袍，那里面包裹着他的毕生理想。萧综与陈庆之彼此心领神会，萧综给予陈庆之展示才能的空间，而陈庆之则给予萧综一定的自由。
彭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楚霸王项羽的彭城之战到国共两党的徐蚌会战，都证明了这一点。彭城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魏军的安丰王元延明与临淮王元彧率领两万大军直逼彭城，其先锋丘大千在浔梁建立据点。
陈庆之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果断，在魏军尚未站稳脚跟之际，他立即率领部下发动突袭。随着一阵激昂的战鼓声，丘大千的部队被彻底击溃，陈庆之在这场首战中崭露头角，威震四方。
面对彭城的局势，北魏二王犹豫不前。就在此时，萧综暗中联系魏军，表示愿意投降。然而，魏军对这位南梁的皇子并不完全信任。经过秘密协商后，萧综仅带着三名亲信骑马渡过汴水，投奔魏军驻扎的萧城大营。
次日，北魏军队全面进攻彭城，并高呼豫章王已归降。梁军因失去统帅而陷入混乱，士兵们纷纷弃城而逃。
北魏军队乘胜追击，接连攻占多座城池，梁军损失惨重。唯有陈庆之所率的部队毫发无损，全师而退，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萧综的举动不会让他感到意外。
萧综投奔北魏后改名为萧赞，为东昏侯服丧，并先后担任侍中、司徒、太尉等要职，最终被封为丹阳王，还娶了孝庄皇帝的姐姐寿阳长公主为妻。
尽管北魏对他十分器重，但远离故土的萧综内心依然孤独，生活并不顺遂。他的《悲落叶》词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悲落叶，连翩下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
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
文中感慨命运如同飘零的落叶，难以掌控自己的悲欢离合，听闻之人无不为之伤怀。
萧宝夤在关中举兵叛乱时，他前去投靠，却在河桥被俘获。后来陈庆之率军攻入洛阳，萧综曾萌生返回江南之意。
陈庆之从中周旋，萧衍派遣使者携带着萧综幼年时穿戴过的衣物以表思念之情。然而，信使尚未抵达，陈庆之已遭遇战败。不久之后，萧综怀着满心的忧郁离世。萧综亲手造就了自己一生的悲剧，而与他一同北征的陈庆之却在军事史上书写了一段辉煌的篇章。
彭城事变次年，北方局势愈发动荡不安，葛荣在河北肆虐，连杀两位王侯，北魏陷入乱世。梁朝军队再度北伐，陈庆之的军事才华令萧衍大为赞赏。虽失去了儿子，却收获了一位名将。事后回想，萧综的叛逃或许并非坏事，在兄弟间难保不会自相残杀。
萧衍一直未放弃水淹寿阳的计划，即便浮山堰崩塌，梁军与百姓依旧在原址继续筑堤。不得不承认，陈庆之运气极佳。作为先锋，他幸运地迎来绝佳时机。
恰逢淮河洪水泛滥，淮堰水势汹涌，寿阳城几乎被淹没。大水冲击着厚重的城墙。陈庆之站在船头，双手负后，俯视城中守军。
此时的寿阳魏兵已失去往日士气，烽烟四起的北魏帝国似乎已将这座孤悬于淮河南岸的城市遗忘。
面对梁军高耸过城墙的战舰以及陈庆之那充满威严的目光，守将李宪选择开城投降。梁军多年苦战未能攻克的寿阳城竟如此轻易到手，这为陈庆之赢得了侯爵封号，朝廷授予他东宫直阁、关中侯的职位。
陈庆之凭借自身的英勇与机缘赢得了萧衍的赏识，萧衍授予他假节、总知军事的权力，让他与领军将军曹仲宗、寻阳太守韦放一同继续北伐之旅。假节这一权力极为特殊，意味着陈庆之在战时能够自主决定对违反军令者的惩处，无需事先请示。作为下属的陈庆之得到皇帝赐予的符节后，拥有了在战场上独立决策生死的权利，从而成为北伐大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南梁军队趁着轻松攻克寿阳的气势挥师北进，目标直指淮北的战略要地涡阳（今安徽蒙城）。此时，北魏常山王元昭率领五万大军前来救援，其先锋部队已经抵达驼涧，距离涡阳仅四十里之遥。
陈庆之擅长先发制人的战术，他主张主动出击，打击敌方前锋以挫其锐气。之前彭城之战中，魏军先锋丘大千就败在陈庆之手下。
然而，梁将韦放却对这种直接进攻的策略不屑一顾，他倾向于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方式，且得到了众多军官的支持。
陈庆之清楚地意识到，将领们对他存在轻视心理，毕竟韦放是名将韦睿的儿子，出身于高门望族，且为将门之后。
但陈庆之毫不退让，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想法就会坚决执行。他冷冷地说道：“如果你们不去，那我自己去。”
面对诸将的沉默，陈庆之毅然决然地亲自带领麾下的二百骑兵长途奔袭，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入魏军营地，左冲右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魏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全军上下一片震惊。陈庆之在完成这次奇袭后从容撤回，不仅给魏军带来了沉重的心理打击，也向同僚们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才能。
涡阳之战陷入持久拉锯，从春至冬，历经近百场战斗，双方各有胜负。随着战事推进，将士们早已疲惫不堪，斗志渐消。
北魏军队采取筑垒推进的策略来对抗梁军。元昭在正面建立了九座营垒，而涡阳守军则在梁军后方构筑了四座营垒，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曹仲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担心腹背受敌，提议撤军，得到了多数将领的支持。
就在众人准备撤离之际，陈庆之手持节钺，站在军门前，怒目圆睁地拦住去路，大声斥责道："我们在此已有一年多，耗费国家无数钱粮！难道现在就想退缩？要做逃兵吗？你们不是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吗？分明是为了一己私利！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谁敢擅自撤退，我有皇上的密诏，违令者严惩不贷！"
战争的本质是为了利益。国家追求大利，士兵们则图小利。陈庆之却坚信，真正的荣耀在于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他以监军的身份，凭借皇帝授予的符节，成功说服了众将。面对他的决心，诸将无人再敢提及撤军之事。
"既然如此，你来指挥吧。"曹仲宗干脆将指挥权交给了陈庆之。这场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陈庆之集结部众，军士口中含枚，战马口被束缚，趁夜突袭涡阳周边的魏军营垒，接连攻下四座城池。
梁军的猛烈攻势令守将王纬胆寒，他率领部下请降。陈庆之派遣投降的士兵前往正面各个魏军营垒传达消息，让俘虏在前引路，梁军紧随其后，擂鼓呐喊着前进。
当魏军得知涡阳失陷后，军心动摇，纷纷弃营而逃，九座营垒全部崩溃。梁军乘胜追击，投降的、被斩杀的魏军数不胜数。魏军全军覆没，鲜血染红了涡水。
涡阳大捷彻底扭转了南北朝江淮地区的军事格局，梁军从被动转为主动，势力延伸至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掌控了江淮地区，魏都洛阳对梁朝而言不再遥远。
萧衍二十多年的夙愿和韦、裴等将领们浴血奋战的目标终于达成。这一切辉煌战绩与陈庆之的努力密不可分，尽管胜利得益于北魏帝国自身困境，但陈庆之初试锋芒便立下的赫赫战功足以让他在诸将中脱颖而出。
梁武帝萧衍满怀喜悦，亲手写下诏书表彰陈庆之：“你既非将门之后，也非豪族出身，却能凭借壮志凌云，达到如此成就。希望你能深入思考奇谋良策，完美地完成使命。将来能广迎宾客于朱门之内，让名声流传千古，这难道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吗？”萧衍可称得上是陈庆之最了解他的人了。
陈庆之的战功从何而来？
萧衍剖析得很透彻：家境贫寒，心怀壮志，仰望苍穹，只待时机成熟便一展身手，这才造就了这般伟业。你应当继续奋进，保持这良好的势头。从此跻身名流，广纳贤士，扬名天下，这难道不也是大丈夫的追求吗？何必一定是将门或豪族出身呢！
人生要有志气，就如同佛要争香火一样，被门阀制度压抑的热情在北伐战争中猛烈释放。陈庆之的脚步未曾停歇，春风拂过涣水，战士们衣冠胜雪，百战雄师直入洛阳，白色战袍随风飘舞。
面对胡人的铁骑和漫长的征途，这一切都化作了辉煌的战绩。陈庆之那冲天的豪情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呢？
岂曰无衣?北魏时期的北海王元颢与陈庆之共同缔造了这段传奇。元颢，字子明，其父元详为献文帝之子、孝文帝的六弟，母亲刘氏则是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刘昶之女。他兼具南北两大王朝的皇族血脉，是纯正的帝王后裔。
年轻时，元颢就胸怀大志，充满豪情壮志。成年后，他在平息关中动乱的过程中立下了战功。当时葛荣在河北屡次击败官军，胡太后便任命元颢为骠骑大将军、相州刺史，让他去镇压起义军。当元颢率军行至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时，突然听闻洛阳发生巨变，胡太后和小皇帝遇害，元子攸自立为帝，三千多名官员惨死于黄河岸边，尔朱荣的军队也攻入了洛阳。
河阴之变震惊了整个北魏，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各地汉化的皇族、豪强以及地方官员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元颢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既然元子攸能够称帝，自己为何不可？既然元子攸依靠北方的武人力量，那他就可以借助汉化豪强的支持。
于是，元颢在汲郡按兵不动，四处联络各方势力，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然而，他的这种异常举动引起了相州行台甄密的怀疑。甄密一面将此事上报朝廷，一面着手组织军队进行防御。
行台是中央在地方设置的临时机构，“台”代表尚书省，因此也被称为行尚书台或行台省。北魏孝明帝、孝庄帝时期，行台数量增多。被任命为行台的人通常兼任州刺史或都督诸州军事，成为地方军事指挥中心，并承担监督地方官员的职责。
元颢的叛乱计划泄露后，他意识到形势危急，便带着儿子元冠受和亲信渡江投奔南朝。
元颢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打动了梁武帝萧衍。他见到萧衍时声泪俱下，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与忠诚。他描述了士大夫们遭受迫害的惨状，指责尔朱荣祸国殃民，称北魏已落入奸臣之手，请求南朝出兵相助，决心回北方平定叛乱、恢复旧日山河，其情真意切堪比申包胥哭秦廷。
萧衍对元颢深感钦佩，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尽管没有像秦哀公那样当场赋诗明志，但还是答应借给他七千士兵作为复国力量。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哪位梁朝将领将与元颢并肩作战呢？正是陈庆之！
关于陈庆之率领七千梁军协助元颢登基进入洛阳的历史事件，史学家们一直充满疑惑。萧衍究竟出于何种利益考量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若从梁朝的直接利益出发，在北方局势动荡之际，本是拓展中原势力范围的绝佳时机。
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之名，倾尽全国兵力北伐，进而实现全国统一似乎指日可待。然而，萧衍却仅仅派遣了七千梁军。如此少量的兵力，别说北伐中原，就连协助元颢都显得力不从心。
自刘义隆之后，北伐逐渐沦为一种口号。桓温、刘裕父子北伐时，北方百姓还翘首以盼，但一次次失望后，尤其是经过孝文帝汉化改革，北方已是汉人主导的社会，汉人甚至协助元魏政权镇压六镇鲜卑人的起义，又怎会再欢迎南军的到来？
萧衍多次发动北伐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收复江淮地区的战略要地，确保江南政权的安全；二是由于梁朝内部社会矛盾尖锐，萧梁政权对百姓施以严酷刑罚，北伐成为转移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
从北伐战争一停顿，中大通元年、二年、五年接连爆发起义的现象便可看出这一点。尽管战争持续二十多年，耗费巨大，梁朝也渐感吃力。
当北方陷入战乱时，萧衍确实产生了北伐中原的想法。在三路北伐大军中，进攻剑阁的西路军早早失利，中线的曹义宗围困北魏荆州长达三年却毫无进展。就在元颢与陈庆之北上的同月，曹义宗被北魏将领费穆俘获。
当时的军事状况和财政情况都不允许萧衍再发起大规模战事。若非元颢夸大其词，萧衍本已掌控江淮地区，可能就会停止军事行动了。
假使元颢真的登上了北魏皇帝之位并向南朝称臣，即便只是名义上的，这也算是一桩好事。萧衍并不期待元颢能进入洛阳，他只想在魏梁之间建立一个南北魏的缓冲地带以保住胜利成果。基于这一战略考量，萧衍没有派遣后续部队。
区区七千人的兵力，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难道七千人就能打到洛阳？那可是北魏帝国的首都！要是七千人能占领国都，那七万人岂不是能在天下横行无阻？退一步说，即便失败，损失这七千人也不至于让大梁朝颜面尽失。
梁军此行并非真正为了打仗，而是护送魏王回国，有送自然就有迎接。萧衍的心思，陈庆之是否理解呢？当然理解得很透彻！陈庆之跟随萧衍三十多年，陪下棋、陪读书、照料起居，如果连这点都搞不明白，那他就只能一辈子做个跟班了。
然而，陈庆之比萧衍更有信心，他现在是信心满满。江北那边都是些什么人啊？夷狄！放羊的、牧马的，一群野蛮之人。而我们呢？华夏正统，有着文明礼仪的人。
陈庆之满心想着扫除这些胡人，看不起他们，这种轻视就带来了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就有了信心。自从出兵以来，屡战屡胜，更增添了几分豪迈之气。
提起梁朝时期的军事行动，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将领们：梁军整体战斗力薄弱。自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下，军官地位低下，士兵更是被人轻视。因此，梁朝兵户中有很多人选择逃亡。
《魏书》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梁朝士兵的困境：“每当征召士兵时，必须用枷锁限制他们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会四散逃跑。”当然，这可能只是个别情况，毕竟带着枷锁是无法正常作战的。然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梁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相比之下，陈庆之的部队却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为人慷慨大方，不仅将自己的财物分给部下，战利品也绝不吝啬。作为主将，他对士兵关怀备至，士兵们也因此对他忠心耿耿，视如父辈。许多与他平时结交的豪侠之士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奠定了后来七千白袍军的基础。
与此同时，元颢也没有坐以待毙。在得到梁武帝的支持后，他开始招募流落在江南的北方人入伍。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军事冲突导致双方都有大量人口被掳掠到对方国家。于是，许多被梁军俘虏并带到江南的北方人纷纷响应号召参军，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
杨忠，小字奴奴，其家族与鲜卑族有着深厚的渊源。尽管杨忠自称是汉人，祖籍在弘农华阴，但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
关于杨忠的祖籍，历史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一部分学者认可杨忠自己所报的籍贯；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杨家可能是攀附弘农杨氏而来。其中最独特的见解来自陈寅恪先生，他认为杨家实际上属于山东杨氏。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在于，杨忠的妻子吕苦桃居住在济南，并且杨忠曾在泰山被俘。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杨家已经在武川居住了五代之久。杨忠的高祖父曾担任北魏武川镇司马，因此家族在神武树颓安家落户，就在武川镇内。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六镇的地方军官。在六镇起义之后，杨忠的父亲杨祯带着全家迁往河北，在与鲜于修礼作战时不幸阵亡。从杨忠的经历来看，他并没有与父亲在一起，而是身处泰山。也许是在南下途中走散，又或者是为了去山东看望恋人吕苦桃。然而，杨忠运气不佳，正好遇到了北侵的梁军。
我们介绍杨忠，不仅仅因为他作为隋朝开国皇帝的父亲、北周的名将身份，还为了说明陈庆之并非独自作战。元颢手下拥有一支实力不俗的军队。杨忠作战英勇，元颢进入洛阳后封他为直阁将军，成为禁军军官。
公元528年（即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冬十月，尔朱荣与葛荣在滏口大战后的第二个月，梁武帝萧衍正式任命陈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率领七千梁军护送北海王元颢返回洛阳。
随后，陈庆之和元颢攻占铚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次年春天，联军从铚县出发，开启了千里远征的征程。
白袍马队目前北魏朝廷刚刚镇压了葛荣起义；魏将费穆突袭邓州，解除了荆州的危局；行台于晖与高欢联手击败了羊侃。除了偏远的关中地区外，主要威胁只剩下山东的邢杲和铚县的元颢。
北魏朝廷内部对于是先对付邢杲还是元颢存在分歧，最终决定先解决相对弱小的元颢，因为邢杲势力更为强大，于是制定了“先平齐地，再击元颢”的战略计划。
在于晖和高欢占领泰山之后，迅速向西推进。孝庄帝元子攸任命元天穆为大将军，调动尔朱兆部、从荆州胜利归来的费穆部等力量，组成大军讨伐邢杲，并接应正在山东方向进军的于晖部队。
为了防范元颢可能的北侵行动，行台济阴王元晖业负责指挥丘大千等将领在南方布防，并从洛阳禁军中抽调两万羽林军增援南方防线，使得魏军南方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九万人。
北魏朝廷认为这九万大军足以抵御元颢联军的进攻，只要能够坚持到讨伐邢杲的大军返回，擒获元颢就轻而易举。
元晖业根据形势进行了部署，安排两万羽林军驻扎在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而丘大千则率领七万军队防守南梁地区。
丘大千曾是陈庆之的手下败将，陈庆之初次征战就从他那里取得了胜利。丘大千对陈庆之十分畏惧，竟构筑了九座营垒来防御。
说到这儿，就出现了关于陈庆之入洛之战的第一个争议点：丘大千是否真的拥有七万兵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得先了解北魏的常备军和预备役数量。
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发动南征，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孝文帝曾“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又“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
北魏军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鲜卑兵，包括代北及漠南原鲜卑部落联盟成员，也就是平城和六镇的士兵。“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就是从这部分人中挑选出来的，成为北魏的禁军。
另一部分是非鲜卑兵，成员复杂，有高车人、敕勒人、丁零人、氐羌人、柔然人，还有汉人等。这些人在北魏统一北方及远征蒙古高原时被俘获，然后安置在河北、山东等地。
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后，在河北设置了八个军府。随着北魏向南扩张，不断增设军府，“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孝文帝南征的兵力就来自各地军府，并非普通百姓中征召而来。
在北魏时期，多数汉人主要投身于农业生产，很少参与军事活动。不过，在魏军中确实存在汉人士兵，他们被称为吴兵。这些士兵大多来自南朝降将的部曲、边境地区的流民或者江淮一带的蛮族，通常被部署在南方的边境。
从某种角度来看，北魏常备军大约有三十五万人，这还不包括六镇兵、关中兵以及吴兵。要是把这些都算上，北魏至少拥有四十五万的军队力量。
孝庄帝元子攸在出征葛荣之前，发布了一道诏书：“朕将亲自率领大军，清扫燕代之地。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带领十万精锐作为左军，上党王天穆统率八万部队作为前军，司徒公杨椿指挥十万兵力作为右军，司空公穆绍统领八万士卒作为后军。”总兵力达到了三十六万。
这份诏书有一定的夸大成分，目的是威慑敌人并鼓舞己方士气，不像孝文帝时期的征兵诏书那样实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北魏有能力集结三十六万军队，否则这种夸大的说法只会沦为笑柄，也不会被正式写入天子诏书中。
然而，这可能是大规模动员的结果，毕竟孝庄帝时代的北魏频繁征战，消耗了不少兵力。《魏书》最终记载，“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领七万骑兵在滏口击败并擒获葛荣，其余敌军全部投降，冀、定、沧、瀛、殷五州得以平定。”
尔朱荣麾下并非十万铁骑，实际仅有七万。他仅以七千契胡骑兵便能战胜葛荣。尔朱荣起家靠的就是这七千契胡兵，在掌控晋北后，骑兵数量最多也就两万。他扶持元子攸登上帝位，从而掌控整个山西。在击败葛荣之后，他收编了一些六镇的士兵，并且加上邺城一带的魏军，此时尔朱荣拥有十万兵力已是事实。
若忽略诏书中三成的夸大成分，北魏朝廷真正能在河北战场投入的兵力大概在三十万左右。
丘大千那七万人并不在这三十万之中。既然《魏书》存在夸大的情况，《梁书》又怎会没有夸张之处呢？《梁书》的内容不过是依据战后的报告和当时人的讲述写成的，而战报最容易被夸大。南梁是北魏的一道重要防线，各地的溃兵和难民纷纷涌入南梁，这就为夸大提供了素材。
南方军团的最高指挥官元晖业不愿亲临前线，这使得丘大千有机会指挥大军。丘大千身为彭城方面魏军的第三号人物，在安丰王元延明与临淮王元彧返回洛阳之后，接手了军事指挥权，退守南梁，并逐步接收来自寿阳、涡阳方向的败军，手中掌握五万军队是很有可能的。
因此，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小将军奇迹般地指挥着庞大的北魏军队。
我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何丘大千没有传记，而且在元晖业的传记里对南梁和考城之战只字未提。不仅是元晖业，尔朱荣、元天穆、尔朱兆的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及他们那些不光彩的事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魏收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也不一定是因为收受了贿赂。
小瞧元颢没什么大不了，但轻视陈庆之可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联军趁虚而入，占领了荥城（如今的河南商丘东），然后逼近南梁（如今的河南商丘）。
平时指挥着几千军队的丘大千突然慌了神，竟然设置了九个营垒来抵御梁军。如果积极防御，这九个营垒相互配合的话，也许还能发挥作用。可是兵力分散又不敢互相支援，岂不是任由敌人各个击破？陈庆之一眼就看穿了魏军的弱点，一阵猛攻之下，一天之内就攻破了魏军的三个营垒，丘大千吓得魂飞魄散，只好率部投降。
有人可能会质疑，魏军的战斗力怎么这么差，这么快就投降了？想当年钟离之战是多么激烈啊。
河阴惨案直接导致北魏鲜卑武人与汉化文官集团的大分裂，这也是元颢有底气的原因。河南地区属于汉化区域，支持元颢的人很多。
元颢早就和汉化的鲜卑贵族以及汉人的豪强们达成了默契。魏军一遇到战斗，打不过就顺势投降了。如果仅仅依靠陈庆之那七千人马，魏军肯定不会轻易投降。
元颢进入睢阳城（如今的河南商丘南），俘虏了几万人马，他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得到了元魏列祖列宗的庇佑。于是，元颢迫不及待地在睢阳城南的涣水河边举行了登基大典，祭告天地，自封为大魏国皇帝。
号角声起，河水奔涌，战旗飘扬，弓弦铮鸣。汉胡联军整装待发，陈庆之豪情万丈，他麾下的勇士们身着白袍，骑着骏马，衣饰如雪，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众多军队中显得卓尔不群。
陈庆之别出心裁，命令部下换上白袍，一则与魏军区别开来，二则激励士气。此次北伐大胜，缴获了大量战马和铠甲，最好的装备都给了陈庆之的部队，使得原本以步兵为主的梁军变成了步骑混编的精锐之师。陈庆之也因此被授予“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的官职。
尽管这是北魏的官衔，陈庆之并不在意。他心里清楚，元颢不过是利用他，七千梁军充当先锋。但陈庆之正需要这个机会，他要让天下人见识白袍军的威力。
降兵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元颢只能依靠陈庆之的部队。两人达成共识，必须迅速行动。元颢在北魏朝中有内应，对魏军动向了如指掌，只要赶在元天穆和于晖的军队返回前攻下洛阳，大事可成。
这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军事行动，稍有不慎就可能演变成巨大的灾难，导致全军覆没。白袍军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友军和增援力量，只能独自面对强敌。
在向洛阳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将遭遇北魏的四大重要军事据点。即便成功突破这些城市，如果无法攻克洛阳，北方的魏军将会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形成包围之势。
人们总是热衷于见证奇迹的发生，期待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出现。而创造奇迹需要强大的力量支撑，这种力量源于无畏的勇气。
陈庆之就是白袍军的灵魂人物，他的命运与整个军队紧密相连。他深知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明白行动必须果断迅速，一气呵成。于是，陈庆之果断发动了闪电战，白袍军如猛狮一般再次迅猛出击，直指元晖业军队驻扎的考城。
荥阳破围根据《梁书》记载，考城当时驻扎着北魏的两万禁卫军，然而在《魏书》中却对军队的具体人数避而不谈，只字未提，似乎是为了避免尴尬。
不过，《魏书》中还是隐晦地提及了各地发生的战事以及相关的人物。例如元晖业身处考城；杨昱则在荥阳；尔朱世隆镇守虎牢关；而元天穆与费穆共同负责指挥反击作战。
从孝庄帝元子攸发布的讨伐葛荣的诏书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北魏军队的分布情况。尔朱荣麾下的十万大军驻扎在邺城，其中主力部队返回山西，贺拔岳率领武川军前往讨伐幽州的韩楼，尔朱兆则带领一支骑兵部队协同元天穆进军山东。
当元天穆的军队与从洛阳赶来的费穆骑兵会合后，实际兵力达到了八万人之多。诏书中所宣扬的杨椿统领的十万右军，实际上应该是讨伐羊侃的于晖和高欢的军队。而穆绍所率领的八万后军，毫无疑问就是留守在洛阳的禁卫军。
为了抵御元颢前来洛阳争夺皇位，禁卫军被部署在考城和荥阳两地进行防御。
根据《梁书》所述，元晖业所部有两万人；而在荥阳，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以及抚军将军元显恭率领的羽林军则有七万人；此外，尔朱世隆和王罴还带领了一万骑兵增援虎牢关。虽然这些数字可能存在一定的水分，但总体而言，《梁书》所提供的军事情报与元子攸诏书中的描述基本相符。只是王罴的那一万骑兵是从邓州、新野、南阳等地抽调而来的。
荥阳之战中，元天穆与于晖的部队都参与了反击，尽管于晖本人未亲临战场。由此推断，加上北魏在江淮和河南地区的驻军，陈庆之面对的敌军数量大约有三十万。然而，这三十万魏军各自为战，无意间为陈庆之创造了创造奇迹的机会。
北魏军队擅长野战，而南梁军队则在攻城方面更具优势。当时驻扎在考城的元晖业的行为十分令人费解，他没有主动出击，而是依赖考城四面环水的地形进行消极防御。
梁军对考城的进攻异常顺利，他们通过水上构筑工事，成功攻占了考城，并生擒了元晖业，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辎重物资，包括7800辆运输车，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即便魏军人数不足两万，但其中一万多精锐的羽林军完全有能力出城迎战。那时鲜卑族的武士尚未完全失去战斗意志，依然保留着塞外民族的勇猛精神。
显然，元晖业选择了不抵抗。作为典型的汉化鲜卑皇族成员，他在高欢之子高澄执政期间，曾因高澄有意取代元魏而感到沮丧，作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当高澄询问他喜欢阅读哪些书籍时，他回答说只读伊尹和霍光的传记，从不看曹操和司马懿的书。这表明元晖业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元子攸与元颢代表着北魏内部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很容易看出他更倾向于哪一方。后来他也参与了谋害尔朱荣的行动。
鲜卑族汉化的贵族阶层和汉族地方豪强势力都与元颢有所勾结，这从元颢的一句话中可以得到印证。当荥阳的守将杨昱被俘虏后，元颢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杨昱，你现在甘心赴死吗？你辜负了我，而不是我辜负了你。”
杨昱出身于著名的弘农杨氏家族，这是汉人中的名门望族。由于他们二人曾经并肩作战，有过一段交情，所以元颢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元颢的意思很明显，他为汉人的利益而努力，但杨昱却背叛了他。正因为杨家是汉族豪强，元颢才不愿意处死杨昱。而在荥阳之战中，这场战斗是陈庆之北伐过程中最为激烈、伤亡惨重且决定胜负的关键战役。
在南梁和考城的战斗结束后，河南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几乎不战而降，即便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大梁也迅速归顺。然而，杨昱坚守荥阳，使得陈庆之擅长的快速突袭战术失去效果，攻城未能成功，白袍军遭遇了首次挫折。更为严重的是，北魏的援军正火速赶来。
在荥阳城外，陈庆之发表了一段激昂的战前动员讲话：
“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前，须平其城垒，诸君无假狐疑，自贻屠脍。”
如果把陈庆之的讲话用现代话重新说一遍，那绝对能进世界著名演讲集。
“我从老家来到这儿，打下好多地盘，灭了不少城。我的兄弟们啊，你们杀了人家的老爸大哥，抢了人家老婆孩子，数都数不清。元天穆的骑兵快到了，咱们是他们的眼中钉。咱们才七千人，敌人三十万，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咱。敌人都是骑兵，在平地上打只有死路。他们来之前，你们得拿下荥阳，爬过那高墙。”
勇气有时候就是被鼓动起来的，梁军的兵士一鼓作气就登城了。元颢参加了荥阳的攻防战，还最早进城，安抚城里的人只能靠他。
因为攻城死伤太多，陈庆之那些将领就想杀守将杨昱：“陛下您走了三千里江河，没怎么费箭。昨天一天就死了五百多号人，把杨昱干掉我们心里才舒服。”这话很说明问题，就是因为元颢和河南那些守将勾结，陈庆之才能这么顺。
但元颢不能杀杨昱，杨家可是大族，杨昱他爹杨椿在洛阳掌兵权，他哥杨侃守着北中城，负责洛阳外边的防御。
然而，白袍队刚立下大功，还得依靠他们继续作战，元颢不敢轻易得罪。他只好引用萧衍的话：“忠臣不能杀。”你们若想为战友报仇，可以去杀别人。
于是，白袍队斩杀了三十七名魏将，并且剖腹挖心，将其烹煮食用。
元颢的言论显得前后矛盾，杨昱被视作忠臣，而那些守城将领却未被如此看待。
实际上，荥阳的魏军多为禁卫军，这些禁卫军大多是鲜卑武人，元颢可能是借助白袍队来清除异己势力。当荥阳被攻克时，尔朱兆的援军也抵达了。陈庆之依然采用他一贯的战术，直接发起猛烈攻击。
后世根据陈庆之演讲中的“三十余万”这一数字，推测在荥阳之战中与陈庆之对战的敌军有三十万之众。但事实上，这只是陈庆之为了激励和恐吓士兵所使用的夸张手法而已。
荥阳城内的敌军实际只有七万多人，可能还存在水分，真正数量或许更少一些。所谓的三十万是指北魏的总兵力。
远在济南的元天穆得知陈庆之接连击败魏军并迅速推进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派遣骑兵部队增援荥阳，因此尔朱兆率领五千骑兵急行军前往救援，以至于远远地把鲁安带领的九千步骑甩在了后面。
不过，元天穆的主要兵力并没有向荥阳进军，而是朝着大梁进发，目的是切断陈庆之的补给线，从而实现东西夹击梁军的战略。同时，崔孝芬指挥的魏军则向南梁挺进，企图彻底切断梁朝与陈庆之所部之间的所有联系。
在荥阳之战中，陈庆之直接面对的魏军仅有荥阳城内的守敌及尔朱兆麾下的五千骑兵。尔朱兆长途跋涉而来，兵法有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即便鲜卑骑兵骁勇善战且尔朱兆英勇无畏，但毕竟从济南奔袭数百里，未曾得到充分休整。陈庆之率领三千白袍骑士发动突袭，大破魏骑，尔朱兆仅能单骑逃窜。
尔朱兆，据《梁书》记载亦称尔朱吐没儿，为契胡族的一员猛将，成长于晋北的崇山峻岭间，身姿矫健，能徒手与猛兽搏斗，攀爬悬崖峭壁如履平地般轻松。
然而，尔朱兆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智谋，有勇无谋。正如尔朱荣所言，他容易被高欢操控，最终导致尔朱家族的覆灭。尔朱兆既未预料到荥阳会迅速陷落，也未想到梁军竟敢主动出击其骑兵部队。
先发制人是陈庆之常用的战术策略，而尔朱兆过于自信于鲜卑骑兵的凶悍，却对对手的情况一无所知。此役，《梁书》提及元天穆，但有人认为作为主帅的元天穆不会与先锋部队同行。至于大规模部队参与荥阳之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尔朱兆已将鲁安的部队远远甩在身后，更何况大军。此时，元天穆的大军应正向大梁进军。
白袍军快速击败了尔朱兆的精锐骑兵，这让随后赶到的鲁安大为震惊。鲁安面临着一个抉择，是效忠元子攸还是元颢，最终他选择了投降。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既要听他说的话，也要看他做的事。在明光殿事变中，鲁安将尔朱荣和元天穆残忍肢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不战而降了。
尽管拿下了荥阳，但危机并未解除。白袍军朝着虎牢关进发，目标直指洛阳。虎牢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魏军本有机会借此延缓白袍军的进攻步伐。
然而守将尔朱世隆却弃城逃跑，他只顾自己的利益。他手下有两位大将，王罴和辛纂。这二人都是曾在襄樊、新野与梁军作战的名将。王罴擅长守城，在邓州之战中让梁军三年无果。
王罴和辛纂的存在表明虎牢关的守军是从北魏荆州临时调来的，不是洛阳禁卫军。尔朱世隆一方面害怕白袍军的连胜气势，另一方面又不清楚王、辛二人的立场，毕竟他们是汉人。如果他们献城投降，元颢肯定会处死他，因为元颢就是要消灭尔朱氏，为河阴之变的受害者报仇。
尔朱世隆直接逃之夭夭，毕竟保住性命要紧，为元子攸卖命不值得。主帅一跑，士兵们也无心恋战，白袍队很轻松地就拿下了虎牢关，并且活捉了辛纂。
到了洛阳这边，城内的兵力并不充足，孝庄帝元子攸打算放弃国都逃跑。这时候中书舍人高道穆却劝他坚守城池，与孤军深入的白袍队决一死战。
高道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魏军屡次失败的关键：“元颢的部队人数并不多，却能趁虚而入，这是因为将帅用人不当，才导致这种局面。”并不是士兵们作战不够勇敢，而是将领们各有心思，没有全力以赴。只要皇帝亲自率领禁卫军冲锋陷阵，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名帅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随着白袍队不断取得辉煌战绩，他们的威名传遍了河南地区，元子攸实在不敢正面与他们对抗，于是考虑逃往长安。
尔朱荣的大军在山西驻扎，但元子攸却倾向于前往关中。然而高道穆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去山西还有回来的可能，而去关中的话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皇帝选择了逃跑，但是大臣们却不想走。他们在洛阳有父母妻儿、房产财产，谁当皇帝不是当呢，况且又不是外敌入侵。
临淮王元彧和安丰王元延明带领文武百官迎接元颢进入皇宫。国都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城里的人们依旧过着自己的生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元子攸倒是很仗义，在独自逃跑的时候，后宫中的金银财宝、美女嫔妃，甚至一棵草都没带走。
白袍军攻入洛阳后，陈庆之官运亨通，被任命为侍中和车骑大将军。当别人安享富贵时，唯独陈庆之心怀警惕。作为梁朝将领，若元子攸卷土重来，那些投降的魏军只需换身衣服就能继续作威作福，而他和他的白袍军却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虽然占领了洛阳，但形势依然险峻。北魏军队反击迅猛，元天穆率主力占领大梁，穆将军随后拿下荥阳直指虎牢关，崔孝芬的部队则切断了陈庆之与南朝的联系。
正当陈庆之再次领军出击时，前线传来消息：上党王元天穆竟突然放弃大梁，率军北撤。
这一举动让费穆陷入孤立，尽管他率领的禁卫军战力强大，接连攻克数城，但主帅撤退后，局势急转直下。
费穆这才意识到，借用他人之力终将自食其果。当年他在河阴之变中借尔朱荣的力量屠杀百官，如今轮到元天穆想借陈庆之的手除掉他，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北魏的最高权力。
河阴之变后，鲜卑武人通过血腥手段掌控了朝政大权，但代北的鲜卑族并非最大赢家。尽管尔朱荣战功赫赫，却仍被拒于洛阳权力中心之外。
洛阳城内，禁卫军势力庞大，孝庄帝元子攸正是依靠这支力量维系统治。北方将领们提出迁都建议，实则意在削弱禁卫军的影响。尔朱荣抢先讨伐葛荣，其目的不仅在于扩大自身影响力，更是想将六镇军队纳入麾下。
当白袍军护送元颢入主洛阳时，连续击败禁卫军，这恰好为尔朱荣削弱皇权提供了契机。洛阳若失守，作为朝廷重臣的元天穆难辞其咎，因其部下多出身禁卫军，因此不得不全力救援。
然而局势突变，皇帝逃往山西并号召各地勤王。此时元天穆借口与大军会合，从大梁撤军北上，将费穆孤零零地留在虎牢关。
据《魏书》记载，在渡黄河之际，元天穆曾问其高级幕僚温子升：“你是选择去洛阳，还是随我北上？”
温子升乃汉人，且为当时的大才子。他向君主进言：“陛下之所以仓促北逃，并非因南军强大，实因虎牢关失守，洛阳无险可守。元颢刚入洛阳，人心尚未归附，大王此时进军京师易如反掌。而您却打算舍弃大梁北渡，实在可惜。”
元天穆一心维护北方鲜卑人的利益，自然不会采纳此建议，但他也未强留温子升，任其前往洛阳。彼时北魏分裂之势已显，鲜卑化与汉化之间犹如横亘着巨大鸿沟。后来，温子升也成为谋杀尔朱荣的关键人物之一。
被出卖的滋味极为苦涩，费穆率部投降，本以为带着两万将士就能赎罪。但众人并非愚钝之辈，他才是河阴之变的罪魁祸首，汉化贵族对其恨之入骨，元颢毫不犹豫地将其斩首。
魏军主力撤往北方，陈庆之则一路向东挺进，大梁、南梁诸城闻风而降。白袍队在一个月内两次踏足河南，三十余万魏军要么投降，要么避让，这一壮举震惊世人，萧衍再次亲笔写下诏书予以褒奖，陈庆之声名达到巅峰。
然而，当白袍将军骑马踏入洛阳之时，他那冲天的豪情却跌至谷底。
谁是蛮胡洛阳的繁荣景象令陈庆之大为震撼。从小，他便听闻蛮族占据中原，中原沦为荒芜之地，是放牧牛羊之所。南朝一直以华夏正统自居，但眼前的洛阳比建康繁华数倍不止，其服饰、礼仪和道德风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梁朝最为自豪的就是文化建设，然而洛阳佛教的兴盛程度却是陈庆之前所未见的。
在佛教文化中，布施是重要的一环。就像《西游记》里描述的那样，如来佛祖不肯无偿传授经文，阿傩向唐僧师徒索取人事，才将经文以三斗三升米粒黄金的价格贱卖给唐僧。南方人较为吝啬，梁武帝萧衍为了鼓励布施，只好以身作则，将国库中的钱财捐赠给寺庙。
相比之下，北魏人对佛教的布施却显得十分慷慨大方，纷纷争着建造寺庙宝塔。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王侯贵族抛弃象马如同脱鞋一般轻松，普通士绅豪族舍弃资财如同丢弃废物一样。于是寺庙林立，宝塔密布，争相描绘天上的奇景，竞相摹写山中的影像。金碧辉煌的佛塔与灵台齐高，宽敞的大殿与阿房宫一样壮丽。”
菩提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原，一见洛阳的永宁寺，便连日合掌赞叹，感叹自己游历诸多佛教国度，却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佛寺。
陈庆之踏入洛阳，就像初次见识大世面的人一般，感受到了大国的恢弘气象。物质的辉煌能震撼人的双眼，而文化的深厚则触动灵魂深处，这就好比当年日本人对盛唐文明的崇敬。唐代时，中华文明攀至巅峰，融合四方，睥睨天下，汉代与明代都无法企及。
《洛阳伽蓝记》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讲述陈庆之到洛阳后的心理变化。有一次，禁卫军官张景仁设宴招待陈庆之。张景仁本是梁朝人士，曾是陈庆之在江南的朋友，后来跟随萧宝夤到了洛阳，并担任羽林监。赴宴者大多是来自南方的降将，只有杨元慎和王眴是中原的大族出身。
酒过三巡后，陈庆之感慨万千，他对众人说：“魏国确实强大，但它毕竟是五胡之一，华夏真正的正统应该在江南，秦始皇传国玉玺如今就在梁朝。”
陈庆之生长于江南，自然心系故土。他护送元颢回洛阳争夺帝位，功绩显赫，所以在众人面前为梁朝争取正统地位。
在座的都是汉人，多数来自南方，纷纷点头赞同。
然而杨元慎站了起来，言辞犀利地反驳，《洛阳伽蓝记》详细记录了他的论点。他说如果北魏是胡族，那淮河以南就是夷族，长江以南更是蛮族。南方文化相对落后，有些行为如同禽兽，像刘劭弑父、刘骏恋母等丑闻，还有山阴公主的荒淫之事。而在北魏，这些事情不曾发生。你们这些来自江海河流的人，喝着我们的水，吃着我们的粮食，怎么还敢如此放肆说话呢！
陈庆之听完后，“杜口流汗，合声不言”，闭上嘴巴，汗流浃背。陈庆之并非粗鲁之人，修养极高，不会毫无理由地发怒。杨元慎所说的是事实，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后，北魏人的文化素养远超江南。不说那些汉化的贵族，就连尔朱荣、元天穆等北方鲜卑贵族也有很高的修养。虽然尔朱荣杀了很多官员，但对平民秋毫无犯，北魏重新变得野蛮是从尔朱兆开始的。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身为北魏时期的官员，其记录虽未必全然精准，但绝非如后人所言是为杨元慎夸大其词。杨元慎实则与南朝有着一定联系，其祖籍在弘农，属于中原的名门望族。其先祖曾追随宋武帝刘裕入关，因北伐失利而留在北魏。他能为北魏争取荣誉，这反映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以及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可程度。
陈庆之在洛阳停留了六十五天，在短短两月间思想发生巨大转变，返回江南后他对北方人士极为敬重，常向他人提及：“晋宋以来，一直视洛阳为荒芜之地，认为长江以北皆是蛮夷。然而昨日抵达洛阳才发觉，衣冠士族皆聚于中原，礼仪繁盛，人物众多且富足，许多事物前所未见，难以用言语描述。就如同登上泰山之人觉得小土丘渺小，渡过江海之人视湘沅为小流，北方之人怎能不被重视。”陈庆之不再轻视北魏，开始谋划巩固胜利成果。
此时，元子攸、尔朱荣率领大军南下，和元天穆会合，东西夹击拿下河内（今河南沁阳），反击洛阳的战役即将展开。
陈庆之满心忧虑，元颢的部队日益壮大，洛阳的魏军已达十万之众，而梁军却面临兵源补给的困境。
那些魏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便人数众多也难堪大用。
于是陈庆之建议元颢把散落在各地的南方人聚集起来参军，并且向梁朝请求增派军队来守卫洛阳。
元颢并非愚钝之人，他深知陈庆之那七千白袍军在河南横行无阻，若再增添兵力，这北魏之地岂不是陈庆之说了算？因此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同时他又担心陈庆之会向萧衍告状，便抢先一步上表，声称大局已定，只剩山西尔朱荣的一小股势力，南军无需再派遣援军。萧衍本就没有吞并北魏的想法，如今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自然不会再往北方派兵。
面对此情此景，陈庆之召集将领们共同商讨应对之策。有部下提议杀掉元颢，进而占领洛阳，以此逼迫朝廷派兵支援。
然而，这种违背萧衍战略意图的事情，陈庆之绝不会去做。他始终是萧衍麾下的一员将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仅适用于战术层面的小范围变通，对于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完成的任务，又怎能擅自行动呢？
外敌当前，内部又不团结，这仗怎么打得赢？陈庆之又想了个主意，打算去彭城，并且挂名徐州刺史，他的这个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
元颢看到陈庆之有开溜的迹象，坚决不同意，就拿萧衍来压他：“皇上命令你我共同守卫洛阳，你现在丢下我去彭城，只顾着自己追求荣华富贵，你这是辜负了皇上的信任，我也没法向皇上交代！”一提到萧衍，陈庆之就不再说话了。
元颢深知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于是让陈庆之去守北中城。那北中城在哪呢？根据《水经注》记载：“在北魏太和十七年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下令建造河桥。黄河北岸有两座相对的城池，设置了北中郎府戍守在那里，所以叫北中城。”
而河桥是黄河上的一座连接南北的浮桥，由船只搭建而成。这座桥就在今天的孟津渡口附近。要渡过黄河就得经过这座桥，北中城就是黄河上这座浮桥北端的重要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