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当年交通条件极差，各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使得人员流通、文化交流困难，不过你只要会写几百个基础的汉字，基本上就能在整个东亚畅通无阻了。但是，即使是在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内部，局限于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这些国家中也有大量不认识汉字的文盲，他们或者是没有能力与机会接受教育，甚至可能是年纪不大还没来得及接受教育。这些人包括船民、渔民或者一些偶然在海上落难的人，与这些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仍然会存在很大的沟通障碍。
1、汉语汉字可以沟通的情况
东亚各国之间的人员商贸流动，很大程度上得靠船只，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因为不测的风雨而遭难的船舶，各国海岸线上经常会意外地出现一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海难船。
由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就有优待遭难的邻国人，并且将他们送回国的传统处理方法。受到中国的影响，汉唐之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各国，基本都采用了厚待海难难民的方针措施。这样就必定涉及到了各国语言的沟通，特别是海难难民到达地方的当地人，他们是首先接触到难民们的人。
第一种情况对大家而言是最顺利的，那就是双方都能用汉字交流，甚至可以用汉语交流。
宋朝元祐年间，明州（宁波）士人陈生搭乘商船出海，遇暴风漂到可能是现代济州岛的一处岛屿上，一开始遇到的当地人完全无法沟通，好不容易遇到官吏才能以纸笔笔谈沟通，后来几经周折才返回国内。
康熙六年（1676年）五月二十五日，朝鲜全罗道济州大静县码头有一艘被风暴毁损的船停泊，济州牧使立即派出大静县官员和翻译李德山去询问，发现这艘船上的人穿着明朝服装、蓄发，来自南明郑氏控制的台湾，在去日本贸易的途中遇暴风不得不停靠济州岛。船上九十五人有官员、书吏、僧人、商人，而朝鲜的济州岛地方政府常备的汉语翻译能够与他们完美沟通。这九十五人的服饰打扮让已经是清朝属国的朝鲜人感叹万千，后来这些人被遣送到北京，全被清政府处死，这就是影响恶劣的丁未漂流人事件。不过，这是政治问题影响了海难救助，台湾郑家的商人和朝鲜官府之间的交流是没问题的。
嘉庆年间还有一批中国商人在琉球海面遭遇海难，上了岸后琉球国马上派出久米村（首里的唐人街）华人华侨来接待他们，沟通顺畅无障碍，后来这些人顺利地被送回了福建。当时的朝鲜人也有漂流到琉球国的，琉球官府无法与他们沟通，就改用汉字笔谈来识别身份。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九月，朝鲜国金蜡道十八名居民坐船被风暴带到了琉球，是久米村华人官吏出面以汉字沟通，随后在次年三月将朝鲜国十八名难民送到了中国福建，然后再转送回了朝鲜国。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海难者而言是最幸运的，也是发生概率最大的：因为在古代东亚，汉字与汉语，就是通用的交流语言及文字，东亚各国的统治阶级和各级官吏中都会有一些精通汉语言文字的人才。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的正月十七日，朝鲜国济州岛地方官崔溥因回家奔丧遭遇暴风，挣扎在海上九天后登陆中国浙江宁波外海的岛屿，被当地军队当做了倭寇抓了起来。全靠了朝鲜国科举进士崔溥以熟练的汉字用笔谈方式，成功应付了浙江官府的询问。崔溥以儒家士大夫的风范以及娴熟的文字功底，取得了明朝官府的信任，一行人得以被一路护送还乡。
1644年，日本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三国村新保地方的商人和渔民58人，分乘船三艘出发到松前去做买卖，可是立即遭遇风暴，昏天黑地在海上漂流了十六天，大约在黑龙江入海口处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他们被岸上的蛮族屠杀一番后，只剩15人活着，终于被当地的清朝官府发现并且被救出了蛮族部落，带到了沈阳。在那里经过层层审问，双方很困难的用手势沟通，为首的日本商人是武士出身，会写一些汉字，总算让沈阳当地的长官认定日本人都是漂流到此，并无恶意。然后15名日本幸存者苦尽甘来，跟随满清八旗搬家的队伍入关，来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度过了满清入关的第一年，后来跟着清朝外交使节团到了朝鲜国，再被送到日本对马岛，终于回了国，之后留下了《鞑靼漂流記》一书。
而中国出使外国、出海经商的人群中，会读写基础的汉字是最起码的要求。因此古代中国人在东亚出海经商游历，只要运气不太差，能活着登陆异国海岸，起码活命的机会很大，大多数情况还能活着回到家乡的。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漂海者而言，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况，因为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是汉字，外交通用语言是汉语。
一般来说，中国的海难漂流者如果不幸遇难登陆东亚其他国家，只要当地官府出面，总能有会写汉字的书吏或者翻译出面来解决沟通问题，然后获得比较好的招待，身份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过，上面提到的沟通顺利、皆大欢喜等情况，仅限于落难者和当地人双方都是通晓汉字、汉语的情形。
而朝鲜、日本等国的渔民、商人遭遇海难登陆中国沿海，首先就会遇到身份确认问题。（琉球国反而很少有这些麻烦，因为琉球主要的外交外贸活动都是福建36姓移民在从事，甚至与日本国的外交也是这些福建36姓后裔们在做）前述的朝鲜济州岛地方官崔溥，随身携带官印、汉字水平极好，因此与中国明朝地方官府沟通无障碍，顺利解决身份确认问题。
万一是那些不识字、不会汉语的渔民遭难漂流到中国海岸，那事情就会麻烦很多。
2、不会汉语汉字的漂流者
明朝时期有多次朝鲜国漂流者登陆中国沿海，沿海的浙江、江南、福建、山东、辽东等各地皆有，明朝中后期200多年内有二十多起朝鲜漂流船事件。很多渔船上没有人识汉字，无法与当地官府沟通，结果差点被当做倭寇立即砍头。曾任江西布政司、山东巡抚、兵部侍郎的王在晋（(1568—1643)在他的《越镌》一书中记载了一次朝鲜漂流者事件。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省台州海门有朝鲜船漂流到此，船上是朝鲜国全罗道济州康津县的李氏家族7口人。他们遇暴风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几日，侥幸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幸存。船上的这些人衣着和中国人不一样，也和倭寇不一样，不会汉语，也不会写汉字，浙江官府虽然猜测他们是朝鲜国人，但是无法和他们沟通确认。此时抗日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刚好有一名叫做李大挺的朝鲜人在杭州作帽子匠人。他先前为援朝的明军福建游击许某做过通事翻译，明军归国时许某人就把他带回了中国。
毕竟朝鲜语翻译这个活计在当时而言，估计是养不活李大挺的，所以福建游击许某就资助他在杭州干起了帽子生意。此时有疑似朝鲜漂流人来到浙江，浙江官府刚好就把他找来当翻译。漂流者李家的七口人由此得到了浙江官府的身份确认，不久就被送回了朝鲜国。王在晋还在自己的书中，以汉字记录了李家人的朝鲜话发音及释义。
李家七口人这是运气好的，此时明军抗倭援朝战役结束不久，中国内地有不少朝鲜人侨居，所以才能很快确认他们的身份。
清朝的礼部设置有高丽通事职位，北京礼部十四位、盛京有两位，都是八旗内的朝鲜人担任。不过，各地官府并无朝鲜语通事翻译的职位，那个时代各省地方政府是极少需要翻译人才的。
如果朝鲜渔民被暴风吹到清朝东北地区，那里朝鲜移民侨民较多，有时不需要盛京礼部的朝鲜语通事出面，地方政府就能在本地找到朝鲜侨民和漂流者沟通，很快确认身份。
在沿海的其他地方，那就没那么方便了。乾隆四十年（1755年）五月，七名朝鲜人因遇风暴漂流到浙江临海县。浙江官府为了能和他们沟通，在宁波、嘉兴等地寻找朝鲜话通事，但根本找不到。好在当时宁波是对外贸易港口，官府就在港口停泊的外国船只上找翻译。临海县知县忙了半天，只在码头上找到一种高丽语汉语对照的手抄读本。于是，知县大人只能让人对照这本手册，将漂流者的说话语音一一记录成汉字，再对照手册翻译成汉语的语义，费了好大功夫才确认了朝鲜漂流者的身份。
清朝的江苏巡抚汪日章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十五日的奏折中提到，同年三月有一只船漂到了崇明县三条港: 船上有“番民”七名，无货物也无锅碗。番民语言不通，给他们纸笔，摇手示意不会写字。难民中有一人会写自己的名字：“车万夫”，但是仅此而已，其他汉字一概不认识。
官府调查了半天，只是发现这些番民说话发音中似乎有“高丽”二字。江苏省官府指令上海县等地动员了多方力量，调动了在本地经商的闽粤客商、牙行以及船户多人，让他们去省城南京识别这些番民的身份。诸位商人船户左右看了半天，只确认了这些人衣着服饰好像是朝鲜国人，但是无法进行语言交流。
头大三圈的江苏官府翻查档案，发现有宝山县船户傅鉴周等人在嘉庆十年，曾经遇风漂至朝鲜国济州岛，得到济州官府救济，逗留数月后被朝鲜国王派人送回北京，再返回原籍。
于是，官府将宝山县船户傅鉴周等人找来，让他们来南京与这些疑似朝鲜人的番民接触。多次尝试交流之后，双方语音不通，但是总算弄清了两点：
1、 这些番民衣服和礼节和朝鲜人很相似。
2、 傅鉴周等人被朝鲜国王送回时，得到的朝鲜官府印章纹样与这些番民所持有的印章纹样很相似。
而这些番民看到傅鉴周等人持有的朝鲜国王印章时，跪地手指东北方向，表示渴望回国。江苏官府以此确认，这些难民确实是朝鲜国人，因此遣送北京礼部，然后再送回朝鲜。
这么折腾了差不多大半年，清朝官方才算是确认了朝鲜漂流者的身份。
三、东亚之外
当年的东亚通用交流语是汉语，汉字更是东亚各国通用的交流工具，汉字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脱离语音来进行语言沟通。
这个时代西方人实际已经闯入了东亚文化圈的范围，东亚各国免不了需要和西方文化及西方人打交道。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及殖民者来到东亚，不得不也以汉语言文字为通用的交流工具。如果海难幸存者来自西方，完全无法和本地官府沟通，那该怎么办？
清朝、朝鲜两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一起漂流船事件，来回折腾了九年才搞清楚漂流者的身份。事情始发在嘉庆六年（1801年）十月三十日，朝鲜济州大静县唐浦码头上，一艘船放下五个怪人，大约是在海上救起来的，顺道卸下在了码头。这五个人衣服和相貌在朝鲜土著看来那是极其怪异，人的样貌面体俱黑，衣服像是狭窄的紧身衣，赤脚而手长，头戴藤笠。他们说话无人能懂，让他们写字，却写的“非篆非隶，如乱丝样”，是由左到右写的字母文字，也是无人能懂。
这五个人的服装容貌已经远远超出当时朝鲜人的理解能力。济州岛朝鲜官府做了一番调查，完全没法知道这五个人来自何处，因此就由陆路送到了宗主国清朝的北京。按照《清实录.仁宗实录》记载，这五个黑皮肤的怪人在凤凰城移送到沈阳，中国方面的官员查询后依然不得要领，清廷官员还让正在北京朝贡的暹罗使者帮忙参看，也无法辨别身份。于是，清廷下令赐予衣食，给予厚待，然后把这些人又送回朝鲜国。
这五人在去中国沈阳时病死了一位，被送回朝鲜时还剩四人。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又有一人在朝鲜国内病死。朝鲜人多次与他们交流沟通后，发现这几人总是指着东南方说：“莫可外”一词，似乎说他们来自东南方的“莫可外”。可是，翻遍了中朝各国资料，“莫可外”到底是哪里完全无从知晓，朝鲜官员闻所未闻。
又过了一年，三名幸存者在孤苦伶仃状况下待在朝鲜。偶然的一次机会，朝鲜官员在馆驿招待琉球国漂流者。幸存的三名黑皮肤怪人看到了琉球国来人，顿时发狂叫唤。朝鲜人赶紧招呼琉球人一齐来闻讯，琉球人之中领头的通事官能和这些黑人用他们语言沟通，这三人喜极而泣、激动地跪地顿首、嚎啕大哭。
原来，琉球国通事庆必进在1802年曾经前护送32名中国人、6名朝鲜人，皆为海难幸存者。琉球国派通事庆必进护送这些幸存者从琉球回福建，半路遇到风暴漂去了吕宋（菲律宾）。通事庆必进和这些海难幸存者一齐在吕宋待了五个月，才等到季风风向改变，返回了苻坚。逗留吕宋期间，琉球通事庆必进学到了一些当地土语，可能还学了一些西班牙语。
“莫可外”是吕宋方言中某类官员的称呼，这几位黑皮肤的怪人，正是来自吕宋。
此时，朝鲜国官员这才搞清楚这几人的来历，而时间已经是他们登陆济州岛之后第九年了。此后，朝鲜官府还找到了一名曾经遇海难漂流到吕宋的罗州黑山岛渔民文顺得，让这位本国难得一见去过吕宋的人来分辨这几位幸存者身份。最终，朝鲜官方得出结论，这几人是吕宋人。
吕宋漂流者估计是当地土著，他们既不认识汉字，也听不懂汉语，估计连西班牙殖民者的语言文字也不了解。因此，他们在中朝两国之间辗转了九年，才在偶然的机会里被识别出了身份。这三名幸存者此后被委托给琉球国，被琉球国人带回了自己国家。
在古代社会，信息交流技术落后，交通条件恶劣。即使在汉字文化圈内，东亚各国人民之间借助汉字可以交流顺畅，但由于教育水平的局限，大多数海难漂流者的结局可谓是九死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