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章元年(公元668年 ,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七年),经过唐朝军队几十年的连续打击，高旬丽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军队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许多重要的军事重镇已经落入唐军之手,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 ,唐朝没有给高句丽统治者以任何喘息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同时调动新罗盟军从南路进攻，南北夹击给了高句丽最后一击 ，一个在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强盛七个世纪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灭亡了。
十二月,唐高宗受俘于含元殿。
唐朝灭亡高句丽,得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在高句丽故地,唐朝共设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又设置安东都护府统领高句丽故地。 以地方酋长中的有功者任都督、 刺史、县令,与汉族官吏共同治理政事,派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率军队二万人镇守。
高句丽民族随之解体。唐军共收69.7万户，为其境内的总户数，其中包括不少非高句骊族，估计其时高句骊族总户数不会超过15万户。去向有五：即被迁居中原，归入新罗，散投靺鞨、突厥，少部分跨海投奔倭国。
迁居中原的户数，645 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拔玄菟等10城后，徙辽、盖、岩三州凡7万人入中原。高句骊国亡后的668年，李绩攻占平壤后回军，途中顺手带走了二十多万高句丽人。
公元669年，《三国史记》卷二十一.高句丽本纪第九.宝藏王纪下载， “夏四月，高宗移三万八千三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每户仍以五口人计算，共计十九万一千五百人。”这一次迁移的主要是富商大户，即高句丽的贵族上层人士，应是高句骊族主干部分，已近20 万人。最远的疏散到了江淮以南、并州凉州以西。
迁居中原的高句骊人，后来基本被同化于汉族。其余的基本上就归属同化为新罗、靺鞨、突厥等族了。
1、高句丽复国运动
唐军主力回师后，安东都护府驻防兵力两万人，实际上要稳定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力有未逮。
而高句骊国亡后的第二年，就有原高句骊将领钳牟岑率众叛唐。高句丽人的复国运动正式开始，留在原地的高句丽人并不甘屈服。
钳牟岑开始在大同江流域开展高句丽复兴运动。670年，立高句丽宝藏王的外孙（渊净土之子，一说为宝藏王庶子）安舜为王，定都今朝鲜黄海南道载宁郡。据《三国史记》记载，钳牟岑在大同江南岸杀死数名唐朝派驻的官员和投靠唐朝的法安和尚后，进入新罗领地。
钳牟岑在途中遇到安舜，在载宁郡钳牟岑立安舜为高句丽国王，并派信使到新罗要求新罗承认其合法地位。当时的新罗正忙于抵抗唐在朝鲜半岛建立安东都护府。于是马上承认了安舜的高句丽王位，并提出相互联盟反唐的建议。
672年，在唐对安舜的新生高句丽王国大规模进攻下，叛军失败导致内讧，安舜与钳牟岑发生分歧。钳牟岑被安舜下令杀害。安舜随后逃到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
唐军立即追击讨伐，再次击败叛军，安舜最后率4000 余户高句丽族人投新罗；
这里得提一下：高句丽人的贵族精英精通汉语，高句丽官方层面也大量使用汉字，这两点是可以得到考古证据确认的。但高句丽人本民族的通用口头语言肯定不是汉语，现在学术界推测高句丽语属于扶余语体系可能性最大。与周边言语的比较研究显示，在词汇上与高句丽语相似性最高的是古代日本语，其次是中世朝鲜语，而和地理上较接近的通古斯语族差异相对较大。
高句丽确实有较高的汉化程度，但这很可能是因为高句丽境内存在着大量高句丽化的汉族人口。从东晋南北朝开始，高句丽不断从中原接受躲避战乱的汉人难民。不过，高句丽王家和贵族阶层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北魏使者和唐朝使者出访高句丽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高句丽境内的汉人和高句丽人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唐朝使者陈大德出访高句丽时，可以从外表服装上明显的区分出高句丽境内的汉人和高句丽人。
高句丽境内的汉人跟内地的汉人不是一回事，高句丽境内的汉人明显在高句丽经历几百年的统治，早已被高句丽王国同化，对内地的中原王朝没有任何认同感。
在泉氏争权内乱之前，不管是隋朝还是唐朝在跟高句丽王国长达70年的漫长交战过程中，都没有任何高句丽境内的军民成规模主动投降隋唐的记载。泉氏内乱之前，隋朝和唐朝在攻打高句丽的过程中都遭到了高句丽王国举国上下一致地激烈抵抗。隋唐时期内地军队攻打高句丽，都需要一座城一座城硬打下来的。而高句丽军队中虽然主要是高句丽人，但后期军队中各族成分都有，极少有听说汉人将士兵卒阵前倒戈的实例。即便是泉氏内乱之后，唐军发起总攻时，各条战线上所遭遇的高句丽王国抵抗烈度依然很强。
因此，参与到高句丽复国叛乱中去的，必定也有原先高句丽治下的汉人。
这次叛乱拖拖拉拉地打了四年仗，南方新罗国还乘机派兵北上浑水摸鱼，蚕食高句丽故土，其后还多次帮助收容了许多企图叛唐复国的高丽人，以致被唐将营州都督高侃打得惨败。
新旧《唐书》都提到了唐军在朝鲜半岛陷入了长期的“治安战”：
“咸亨元年（670年）六月，高丽谋叛，总杀汉官。”
大规模的叛乱被唐军彻底平定后，高句丽曾经最繁华的平壤城，在这次叛乱中已经彻底成为废墟，已经残破到军队都没法居住。双方应该是在平壤城进行了反复拉锯战、争夺战。
“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
被击溃的高句丽复国军成员，一部分跟着安舜投奔新罗，其余散投突厥及靺鞨。投奔靺鞨的，698 年前后大多先后聚集到大祚荣的旗帜下，成了渤海国的成员，遂与粟末靺鞨等融合为渤海人。
2、再次迁移人口
672年（唐仪凤二年），唐授原高句骊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之为朝鲜王，放回辽东“以安余民”。
唐军因为陷入长期治安战烦恼不已，朝廷打算以亡国之君来安抚人心。但这是一招臭棋，高藏并不甘心故国沦亡，返回故土后，暗与靺鞨联络谋叛，结果被唐朝派驻的官员发觉，高藏被召回流放邛州（州治在今四川省邛崃县）：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载：“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还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
“未及发，召还，放邓州。”
唐军反应很快，再次收集了当地高句丽人，包括跟着高藏迁回的少数人，被迁移到了河南、陇右。就历史上高句丽多次在危亡中复国的韧性来看，如果唐朝不对高句丽人进行大规模迁徙，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把这些遗民留在当地除了给层出不穷的反抗军提供预备兵源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还不如迁徙到内地充实内地人口。
幸好唐朝醒悟过来后及时调整了政策，如果拖延到营州之乱的时候还没能迁移走大部分人口，高句丽人绝对会再次复国重建高句丽王国，甚至很可能会同营州之乱时的契丹人组成联盟共同对抗唐朝。
因此这次事件更加刺激了唐朝廷，加速迁徙高句丽遗民到内地，这一次迁徙更加彻底，只有“弱贫者留安东。”这次迁移虽未记户数，甚至有的是随高藏遣还后，因不安分守己又重被徙于内地，安置在河南、陇西之地，应该说是比上一次内徙时只能增多而不会减少户数。数量不会少于上一次，在二十万人以上，只贫弱者留在安东。
安置到河南宽乡等处的高句丽人主要是平民百姓，在当地以务农为生。迁移到陇西等地的是战俘为主，这里本就是唐朝军事重地，应该是打算利用他们为唐帝国作战。
现在，留在安东都护府的高句丽遗民已经不多了。大规模叛乱结束后，高句丽故地的遗民反抗依然没有停过，治安战持续不断。因此仪凤二年（677年），唐朝不得不派右卫大将军、卞国公泉男生（最早投降唐朝的这位）前往辽东安抚高句丽遗民，并设置州县，招流民，平赋役，取消劳役，高句丽遗民才初步安定下来。
《旧唐书》、《新唐书》本传都记载薛仁贵在担任安东都护时能够“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即使如此，高句丽遗民仍有人不断反抗，因此导致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徙出了破败的平壤城。
3、功亏一篑
唐朝通过对高句丽遗民进行迁徙分化拉拢同化等多管齐下措施后，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效果还是显著的，至少确保了辽东此后仍长期在唐朝控制下。而契丹人营州之乱时，因为高句丽故地遗民已经所剩无几，无力反抗唐军，导致契丹人无法在辽东找到一个可靠的盟友。而且当时已经存在感较低的辽东高句丽人里一支成规模的武装势力，是被亲唐的辽东都督高德武所控制，高德武是高句丽末代国王高宝藏被俘虏到长安后跟武则天的侄女成婚后生的混血儿，从小在长安长大。成年后被唐朝廷派到辽东统率当地的高句丽遗民，算是给当地的高句丽势力掺沙子。
后来高德武在营州契丹之乱中，率领手下控制的一部分辽东高句丽遗民武装坚决站在了唐朝的阵营，史书记载当契丹进攻安东都护府时，安东都护裴玄曰:“贼朝夕当灭，幸谨守!”贼怒，害之。"
唐朝在辽东的情势危在旦夕之际，时任辽东都督的高德武挺身而出，率领当地的高句丽人武装"以数百之兵当两万之寇"，"破逆賊孙万斩（孙万荣）十有余阵，并生擒夷賊一千人"，高德武挫败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从战略上切断了契丹东进的可能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使国家无东顾之忧"。对高德武军的战功，唐廷褒奖"各赏金带绯袍，答诚效更自录奏拟加荣官"，唐军更准备"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番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取海路东入"，从辽东方向包抄契丹，同时命令"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族、官属等训励兵马，共为犄角"。
相关史料记载：
陈子昂撰《为建安王贺破贼表》载：
臣某言：今月日得辽东都督高仇须（高德武）等月日破逆贼契丹孙万斩等一十一阵露布，并捉得生口一百人送至军前事……逆贼万斩等天夺其魄，坐自为殃。仇须等谨奉庙谋，远凭国计，短兵才接，群逆销亡……今尽灭殃病，孽固折服，饥灾兼至，凋弊日滋，未加天兵，应自糜烂。臣训励士马，今月克行，大军一临，凶寇必殄，献俘在即，拜阙有期……
表文提到，辽东都督高仇须发来露布，报告挫败孙万荣侵攻辽东事。
但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唐朝留在辽东等地常驻的高句丽遗民，都是经过唐朝严格考核的可靠人物，人数并不多，因此高德武同契丹交战时，高德武手下兵力也就几百人。
除此之外高德武在辽东还有一个同僚高质，高质本是高句丽贵族，在高句丽即将亡国前投降唐朝，并长期生活在唐朝内地，在契丹之乱时被唐朝派回辽东，在辽东招募了几千兵力，兵源应该是以高句丽遗民（不一定是高句丽族裔）为主，甚至还包括几个高句丽女性。
《高慈墓志》载：“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奉敕，差父（高质）充泸河道讨击大使，公奉敕从行，缘破契丹功，授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郎将……”高氏父子在万岁通天元年五月，李尽忠之乱发生伊始就被征召。高质可能是与曹仁师等一同出征的28位将军之一，高质先受“泸河道讨击大使”，后除“清边东军总管”，为“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统制。
高质奉旨渡过辽河，并在辽东当地拣选兵士组成军队。其中，高质在辽东拣选的兵士多为高句丽遗民，这点可从《高质墓志》谓高质麾下有“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与贼苦战”及“貊虎壮志”等语得到印证。从墓志记载“远逾沧海之津”等语显示，高质很可能是走海路进入辽东的。高质“以二千余兵，击数万之众”，这与高德武所说情况大体相当。尽管作战过程极其艰难，但在万岁通天二年正月，高质由于“七擒有效，三捷居多”而除“左羽林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高质受封时间与收到高德武时间基本吻合，估计是高德武为同族高质请来了封赏。
按照墓志铭记载，高质高慈父子率领的二千人军队驻守在磨米城（今辽宁境内），后来在契丹人围攻下全军覆没，父子二人被俘后因为拒绝投降，而被契丹人杀害。
总之，唐朝及时改变高句丽征服地区的政策，为安东都护府渡过营州之乱把握住了机会。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载：“旧地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长皆绝。”但高句丽故地不可能成了无人区，虽然有新罗人、少量汉人迁入居住，高句丽人也未必就会都走光了。因为内徙者，是唐朝勒令而去的；入新罗，奔靺鞨者，多数是自发而行的，漏网之鱼和不愿意走的人，总归是有不少的。
前述被唐军留在安东的贫弱者，他们因无力远徙，只好在旧地居留。而居留旧地的高句丽人，在鸭绿江以西辽东地区的高句丽人，因与汉族人杂居，逐渐地融为汉人。时至今日在辽东半岛，高句丽人只剩下了以高丽命名的一些地名，如台安县的大高丽房乡，大高丽房村；北高丽房、小高丽房等村名。留在鸭绿江以南故地的高句丽贫弱老幼，应该就被后来吞并了此地的新罗人同化了。
到了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公元756年）有户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还包括了不少其他民族人口。此时新罗已经蚕食了不少原高句丽领土，在唐朝安东都护府下原高句丽族人估计已经不满万人了，高句丽复国运动也烟消云散。
不过大唐对高句丽征服区的最后一步措施没能实现，那就是迁移内地汉民实边，最终完全消化掉这块被征服领土。帝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西部和北方，加上在高句丽故地消耗了太多人力物力，这块地方被新罗乘机捡漏蚕食了，中国丧失了历史上吞并朝鲜半岛的最好机会，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