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4日的那场金门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几乎全军覆没的战争。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由于缺乏海上作战经验，海军力量薄弱，再加上渡江战役后一路连胜带来的骄傲轻敌情绪上涨，导致了这场近万人阵亡、被俘，为国捐躯的战斗。

大量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幸存下来的都被国民军所俘，在被俘期间他们遭遇了许多非人的待遇，但当他们后来被遣返回乡，在回家的路上和回到家乡后却依然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那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现在不同，在许多人看来，战俘就是叛徒，对敌军的战俘可以善待，但是对我军被俘人员是不能宽大的。

因此这些被遣返的解放军战俘，很多人在回到家乡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歧视。他们中的一部分在遣返途中生病，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有的在回到家乡后，还要接受集训、思想再教育以及各种审查。

这些金门战役被遣返的解放军战俘，他们曾经是祖国的保卫者，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奋斗在战火之中。然而，他们在战斗中被俘，回来后却面临了如此的困境。他们的遭遇，我们应该铭记在心。

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虽然只是东南的一座小岛，却影响了全局。

当时，蒋介石政府一路溃逃台湾，立足未稳，如果解放军能顺利拿下金门岛，就能继而一举攻占台湾。然而，这场战役的失败却导致我国错失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直至今日，台湾和大陆依然隔绝在海峡两岸。金门战役，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不得不说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当日，解放军28军的244团、251团和29军的253团共三个团的兵力借助夜幕掩护，乘着300只木船向国民党军退守的金门岛发起了进攻。

第一梯队的士兵成功抢滩登陆，但是渡船一靠岸就被国民党军的陆海空三军集火摧毁，导致后续的4个团无船登岛，先前登岛的部队只能独自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在激战了三天两昼夜后，由于后援不继，全军覆没，连同第二梯队共9086位壮士，全部牺牲或被俘。

据当时参战的老兵徐钦林回忆，当时他们一上岸，他们步兵班的班长就中弹牺牲了，接着战友们一批批地接着倒下，海滩上全是两方的尸体。

天亮之后，国民党军就出动了轰炸机，徐钦林回头一看，后头的木船着火了，他心知后援部队上不来了，抱着壮烈牺牲的觉悟他只能不停地打，但是国民党军却一批批不要命似的涌上来。

“我那个机枪在那打得那么厉害，有个战士还冲到我机枪前面来，照着我机枪打，一个手榴弹扔过来，打到那么个程度——我打了那么多仗，从来没见过那么个场合。”

奋战到最后，原本18个人的重机枪班仅剩4个人，徐钦林右小腿中枪被打断，鲜血直流，连长接过了他的枪，继续往前冲……

金门战斗的失败，震动了全军，也惊动了毛主席。毛泽东看见电报后，万分痛惜，并称“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

这场战斗失利的原因，最大的便是轻敌与急躁，上至整个兵团下至前线指挥，都犯了重厦门轻金门的思想。

我军登岛的部队一共2万人，8700余人编成第一梯队，其他约4个团12000余人编为第二梯队，而守岛的是得到坦克、舰艇、飞机加强的国民党军约4万余人，兵力差距严重不对等。

登岛的兵团也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航道不熟，海面防御薄弱，再加上渡海船只不够，大部分都是征用的民船，上面的船工都是百姓，根本没有受过专业的海战训练。部队中连潮汐时间都没有经过计算，登岛后就遭遇了退潮，船只搁浅，给了国民党军毁船的机会，致使后续部队无船不能增援。

因此，登陆部队一登陆便遭遇了“待援无兵，后退无路，突围无门”的绝望困境。然而，指战员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坚持到27日。最终，由于物资耗尽，大部分战士要么壮烈牺牲，要么受伤被俘，使得战斗未能获胜。

此役，包括船工在内，我军损失9000多人，这是我军在解放华东全境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的分三批，共计9086人，其中被俘5175人，阵亡3873人，还有50多人失踪。国民党军在清点战俘时，本以为能俘获一两名师长，结果仅有隶属于不同军、师的团长五名，可见牺牲之惨烈。

更令人慨叹的是，一对亲兄弟在一片狼藉的古宁头相见，两兄弟曾经都是国民党军，内战中弟弟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再见面时，一个是战胜等待被嘉奖的勇士，一个却是即将被收押的战俘，四目相对，泪如泉涌。

战役结束后，许多解放军战俘被送往台湾，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艰苦的囚禁生涯。在台湾的战俘营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战俘们常常被关押在狭小的牢房里，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他们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如挖隧道、修公路等，许多战俘因此伤亡。

在囚禁期间，解放军战俘们还面临着严格的管制和监视。国民党军队对他们的身心进行了严密的控制，禁止他们与外界联系，甚至禁止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战俘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思念家乡，渴望与亲人团聚，但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然而，在这漫长的囚禁生涯中，解放军战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活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互相扶持，共同应对困难，为将来可能的释放做好准备。

1950年，国民党将金门战俘遣返回大陆。在被俘的解放军战士中，除了被秘密杀害、病伤致死及强迫补入国军军队外，被释放遣返大陆的仅有900余人。

这批人是台湾蒋介石政府先后于1950年的5、7、9、12月份，约分4批，用登陆艇遣送到福建的琯头、马尾沿海及浙江的大陈、洞头等沿海岛屿附近的海面上下艇后，再转乘当地小渔船返回大陆的。

当初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都各自有战俘，战后双方在交换战俘时，是通过互换公文、发表声明、举行仪式而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回国时曾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金门战斗中被俘遣返的战士却没有任何的俘虏交换经过，只是蒋介石政府单方面偷偷将他们遣送回国的。

这也为将来他们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这些被遣返的战士们，一律被开除了党籍、军籍，一部分被送回老家种地，一部分则被定性为叛徒、内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在900多名被俘士兵归来之后，我军在杭州和福州两地建立了专门的归俘训练单位。不久，131名军官（其中副连级以上）被送往南京，接受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审查。在这些军官中，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被要求互相检举，许多人为了自保，不遗余力地揭露他人的罪行。

1960年，当年遣返的战士魏崇贤，经过了组织审查做了结论的，后来当了黄河工程医疗室医生。闲时无聊他经常一个人在黄河大堤上徘徊散步，有一天却莫名奇妙被县公安局逮捕。

他满脸的震惊与不解，县公安局却说怀疑他是台湾派遣的间谍，那药包里藏的是炸药，而他经常在黄河大堤上转悠，便是在“检测方向”，若是黄河大堤被他一炸，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俘虏便成了“犯罪事实”，战俘，就是叛变了的，不然怎么会不死？

魏崇贤被捕后坐了两年的监狱，县公安局还抄了他的家，甚至连他1953年10月从部队转业前当医助和在乡卫生所、黄河工程医疗室使用的医书及针筒、听诊器、十字药箱都没收调查了。

被捕后，魏崇贤的公职被开除了，房子被抄得只剩下一间屋皮，老婆带着孩子跑了，直系亲属、最亲密的朋友都和他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来往。

出狱后，他仍被当做反革命分子管制，就连在济南任邮电局某局局长的父亲也受到株连，成为伪属，经常被强令参加伪属会议，而他的妹妹、妹夫都皆受到连累，不能入党。

幸而，后来这些金门战役中被遣返战士们所遭遇的不公和贫困潦倒的生活，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以及各地政府、军区、各部门的注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被俘战士不断申述，终于由华东军区统一受理调查。

调查后确认这些战士中，除了少数人投敌叛变外，大部分都坚持住了革命立场，在面对严酷极端的被俘生涯中，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气节，最后决定让他们的问题得到公正、正确的解决。

然而，历经30年人事变幻，大部分返归人员早已散落各地，踪迹不明。许多经办单位为了找到这些返归战士，都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例如滨州军分区，复查中他们就向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40多个单位先后发了120封信函联系查询、外派16人次走访15个县和130个村镇，千方百计寻找这些返归战士。

张宝林被处理回乡时是个排级干部，但陵县人武部根据其在部队实际职务及原部队首长的证明，在复查中，为其恢复了副营职离休干部的待遇。

251团二营教导员陈之文，通过复查，也恢复了党籍、军籍并被批准按正营职干部待遇离休。听到消息后的陈之文，想到30余年的冤屈得到申张，一时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然死亡，全家人痛哭不已。村民亦为之唏嘘，说：“陈之文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到，命薄啊！”

这些金门参战中的战士的高尚精神，正如后来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所说：“表现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他们的革命品格和光辉事迹，决不因为战斗的失利而受到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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