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的天下一统的疆域观，通过对西汉王朝边疆地区的经略，解决了西汉建立以来的西北边地问题，维护了西北边疆的稳定。

汉宣帝实施的边地政策促进了西汉同西域、匈奴、西羌的关系，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一体的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共同体，对后世朝代的边疆政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其边政的影响则主要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

政治影响

在汉宣帝对西汉周边地区的经营下，西汉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开拓，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恩威并施的政策也增强了西汉王朝在边疆地区的威信。

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原地区后，建立了西汉。但是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内战，匈奴等四夷势力趁机扩张，所以中原王朝的疆域相对于秦朝时期有所缩减。

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汉宣帝时期的进一步巩固，西汉王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汉历史顶峰。

汉宣帝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对后来整个中华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监理西域三十六国，标志着西汉在西域诸国统治的正式确立，西域自此划入中原地区的版图。

据《汉书》记载，秦大一统时的西域疆域也仅是“西至临洮、羌中”，而至汉宣帝时期，西汉的西北疆域扩展至巴尔喀什湖、大宛国一带，西域自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西域诸民族也开始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西羌原先与西汉的交流甚少,经过汉武帝时期的置郡和汉宣帝时期的破羌置郡，大批羌众投降西汉，西羌不断内迁，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加速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

宣帝时期匈奴势力不断衰弱，匈奴内乱之后，呼韩邪单于向西汉称臣，自此开始了北方少数民族被中原王朝统治的先例。

陈梧桐评价道:“呼韩邪单于归降西汉之后，初步实现了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及南方农业地区的统一，从而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宣帝在位期间北服匈奴、和破西羌，打破了汉初为四夷所困的边地局面，边疆地区归入西汉统治之下，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定。

汉宣帝恩威并施的边地政策既威慑了边疆各少数民族,树立了西汉在边疆的威信，同时也以德政笼络了人心，增强了边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郑吉在西域破车师、收降匈奴日逐王，在西域威名远扬。汉宣帝设立其为西域都护，分派当地人管理地方，都护统领西域诸国。

西域经过“西域都护”的治理和当地亲汉势力的管理，加深了西域诸国对西汉王朝的仰慕，增强了西域和西汉王朝之间的联结力。

即使两汉之际中原内乱，匈奴重新控制西域，西域诸国依然仰慕西汉“西域都护”威名，请求纳质内属中原，重新归汉朝管理。后东汉政府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对西域进行管辖，重新实现了对西域的统一。

宣帝对边疆地区的边地政策具有“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特点。这种统治政策更容易为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宣帝在西域、西羌和匈奴属国任用当地的上层来统治民众，区别于内地的郡县制，由属国都尉和君长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

因地制宜制定的边地政策适应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对边疆长期稳固的统治。

自统一西域和匈奴臣服西汉以来,汉宣帝构建了以西汉中原王朝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一体化的主属结构，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大一统的统一思潮。

经过汉宣帝在西域和西羌地区的经营治理，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即便中原对边疆的统治范围不断发生变化，但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依然仰慕中原王朝的文化，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威仪，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宣帝时期的边政措施是在保障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制定的,所以对国内的经济负面影响较小。

一系列的边地措施不仅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经济和边疆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

西汉的屯田为西域、西羌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动了西汉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推动了双方的经济交流。

“西域都护”等官吏的设立，确立了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和屯田的发展，确保从玉门关通向西域沿途道路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据《汉书》记载:“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郑吉从担任西域都护开始，便统领西域诸国，保护西汉通往西域的北道。

张德芳先生对此谈到:“西域都护管理之下的西域诸国按照朝廷的意愿来履行东道国的义务,以确保丝绸之路中段的正常通行。”

丝绸之路的畅通确保了西汉与边疆地区长期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边疆地区对中原丝绸和漆器的需求促进了汉王朝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的丝织品生产量是之前的百倍。《太平御览》和汉简等文献中都记载了丝绸之路买卖纺织品的盛况。例如“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

除此之外,西域的善马通过丝绸之路进入西汉,不仅改善了中原的马种质量,有利于边地骑兵部队的发展，扭转了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局势，而且对于边地的贸易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悬泉置作为西汉和西域使者的停留中转站，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了很多使者来往的记录，体现了中原和西域往来交易的繁荣景象。

宣帝驯服了西域和西羌,将其置于西汉的统治之下并且对西北边疆地区的进行了开发，极大推动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生产经济交流，加快了生产技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汉王朝在西羌和绿洲地区的屯田,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普及了内地的生产技术，提高了边疆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当地落后的耕作方式，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文化影响

久玉林认为:“融合是由于人口的流动，只有在人与人接触以后，才会有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才会有各民族间的融合。”

宣帝时期由于使者来往、屯垦戍边、移民和和亲等政治活动频繁，中原和边疆人口流动大幅度增加，文化交流按照双向对流的方式进行了有机融合。

汉宣帝时期治理边疆，和亲和屯垦成边等政策都促进了边疆和中原的文化交流。

随着西汉派出的和亲公主、使者、商人与边疆诸国往来频繁，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制度和艺术，也给中原地区传播了异域的文化特色。

其一中原地区精美的手工制品和陶器广受边地人民的欢迎,西域流行的音乐和各种乐器传入中原地区。

其二西域诸国和匈奴对西汉有纳质的义务，其子入汉之后，接受中原文化，学习汉语和礼仪制度，然后在其国家传播。

比较典型的是莎车王延，他曾作为质子在长安生活，长期接受汉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回国后成为莎车王，采用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统治莎车国，告诫其子孙后代世代与西汉修好。

除此之外，解忧公主之女嫁于龟兹王绛宾，他们喜爱汉文化，多次到长安学习汉文化。

其三宣帝在边疆地区设置属国接受边疆少数民族降众，少数民族与边郡汉族民众杂居，逐渐汉化，接受西汉文化习俗影响。

总之汉宣帝时期驯服了西北边疆地区民众,为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和平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