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玄宗的隶书摆脱魏晋隶书遗意，形成彰显强烈个人审美倾向的独特风貌足以体现出唐玄宗对隶书的青睐及其在书法上耗费的足够精力。

在重视书法的基础上，唐玄宗亦十分提倡隶书，这一方面提升了隶书在当时的热度，另一方面，对盛唐隶书审美表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性作用。

唐玄宗对书法的重视及其对隶书的提倡

作为皇帝，无论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唐玄宗都势必会对自己所青睐的艺术形式有所重视。

而唐玄宗对隶书的提倡是在其重视书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书法艺术得不到好的发展环境，那么作为书法艺术其中的一种书体，隶书也难以得到复兴。

唐代书法的繁荣发展与唐代“以书取士”的科举制度与铨选制度有关。

由于科举制度与铨选制度明确将书法作为考核的重要科目之一，研习书法之人必然大大增多。在职官的设立上，亦所需善书者。

首先将书学博士从隋代的一人增置二人，负责书学教育的工作，不仅教习《石经》三体，同时还要教授字书。

此外，唐代亦有书手之职招募能书者，按《唐六典》记载，唐代于秘书省、崇文馆、弘文馆、集贤殿书院等设书手共 200 余人，包括楷书手、书直、写御书等，主要负责抄写御书、校理图书等工作。

其中，集贤殿书院置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置，共设书直及写御书 100人，“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

不仅如此，唐玄宗还设立翰林院,首次设“翰林待诏”，有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书”便指在书法上有造诣的人才。

可以说，这些待诏的选用几乎是凭借着皇帝的喜好，对有入仕之心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自己的书法才能得到皇帝认可之后能得到常伴君主左右的机会，得到皇帝的宠护。

这一举措无疑促进了百姓官员对书法的研习，同时也使得书法艺术趋附时主的倾向更加强烈。

唐玄宗对书法的重视还体现在其对书法人才的重视。

卢鸿(?-约 740)，唐代画家，书法家，隐士，自幼好学，学识渊博。玄宗爱其才，曾两次派使者带着厚礼到其隐居地嵩山召他入宫，都被卢鸿拒绝了。

唐玄宗非但没有生气，还再一次下诏书征聘卢鸿，作为帝王对贤士能有如此胸怀，实为难得。

据记载:鸿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

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

对于有学识、善书画的有才之士，玄宗如此厚待，为盛唐才人辈出、百花齐放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郑虔(691-759)，广文博士，广文馆便是唐玄宗因为看重郑虔的才能专为他设立的。郑虔曾经写诗并画献给玄宗，得到了玄宗的赞赏，玄宗亲自为他题字“郑虔三绝”，以称郑虔的诗、书、画才能。

这一事迹在杜甫的诗《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中亦有记载:“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沧洲动玉陛，宣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

可见此事在当时影响之大。除了题字，唐玄宗有时还会对书法称妙的大臣进行赏赐。

《宣和书谱》中明确表示了唐玄宗诏作《字统》并专明隶书的目的就是提倡隶书。自魏晋始，隶书便不再兴盛，“隶字不传”，唐玄宗为此恹然，才有此行动，可见玄宗对隶书的感情之深。

而《字统》一出，无疑受到群臣百姓的广泛关注，对隶书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

古人立碑，不仅因其可以纪事颂功，还因其可使碑文及其书法长存。唐玄宗亦经常御书御制隶书碑刻，可以称之为历代帝王中最多者、

作为帝王来说，所书碑刻一般都具有重大意义。《纪泰山铭》可谓唐玄宗现存书迹中最为著名者。

此碑宏伟巨丽，大气磅礴，碑文记载了玄宗泰山封禅的大事纪，向天地述职，为苍生祈福。玄宗近 30 厘米的大字隶书存于天地之间，彰显盛唐气象。

盛唐隶书受唐玄宗影响的表现

唐玄宗自公元 712 年登基,，在位 40 余年，为整个唐代在位时期最长的帝王。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帝王的行为活动对群臣百姓具有很大程度的示范性。

无论是唐玄宗对隶书的提倡还是唐玄宗的隶书风格特征，都对盛唐隶书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盛唐时期隶书的发展受到唐玄宗的强烈影响，首先表现在盛唐时期隶书的“热度”被提升。

隶书自魏晋始，便不再具有主流书体的地位，行草书逐渐发展完备削弱了隶书的实用性，在抒情性上亦不足以与畅快淋漓的行草书相比隶书的使用受到了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隶书再无汉代兴盛之势。

而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盛唐时期，唐玄宗个人的喜好改变了隶书的处境，专工隶书的书法名家大大增加。

玄宗朝以前的唐代隶书名家，近百年内寥几人:欧阳询、薛纯陀、殷仲容、卢藏用等，而唐玄宗在位期间却能涌现大批隶书书家，除唐隶四大家以外，还有徐浩、顾诫奢、梁昇卿、卫包等人，共同推进了盛唐隶书的复兴。

一时间，隶书碑刻数目剧增，《金石录》中记载，唐代隶书碑刻298方，其中唐玄宗一朝的隶书碑刻有 153方，加之唐肃宗、唐代宗两朝的部分隶书书家，唐玄宗影响下的隶书碑刻共有 207 方。

此外，清代的《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以及今人所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唐玄宗影响下的隶书碑刻占据了唐代隶书碑刻的 60%以上"，足以见得盛唐时期隶书热度的显著提升。

同时，亦有不工隶书的碑刻撰书人指定以隶书书丹再刊刻上石，著名书法家李邕便是如此。其次，唐玄宗的隶书一改魏晋至初唐时期的隶书面貌，师法汉碑，为盛唐隶书开辟了全新的风尚。

自魏晋以来，隶书面貌几乎无变化--起笔收笔如折刀头，字形偏长，无论用笔还是字形结构都具有强烈楷书意味，甚至一些隶书碑刻难以与楷书相区别。

唐玄宗“变方正为宽博”，并加以个人审美倾向，创作出以丰润雍容为特色的“明皇新体”，影响当世。

一方面，盛唐时期的隶书书家亦取法汉碑，并将蔡邕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唐代书家师法汉碑不仅仅局限于前文所述的《司隶校尉鲁峻碑》《乙瑛碑》等。

如杨守敬云:“蔡有邻所书《庞履温》《尉迟迥》《仇元素》三碑，额近《韩仁铭》。”此外，徐浩在《古迹记》中将《华山庙碑》归为蔡邕所作”。

翁方纲曾于《华山庙碑》长垣拓本后临唐人题名·，可见此碑在唐代应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此外，唐人王建(765-830)有诗《题酸枣县蔡中郎碑》，称此碑为蔡邕所书:“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

可见《酸枣令刘熊碑》在唐代亦是受人关注的汉碑之一。

在唐玄宗对隶书的提倡下，盛唐时期的隶书出现复古热潮，师法汉碑，在隶书审美上也受到唐玄宗的影响。

如张怀在亲献玄宗的《评书药石论》中指责了书法“肉多筋少”之病，称如果没有筋骨那么书法即为“墨猪”，但却说“惟题署及八分，则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萧散，恣其运动。

在楷书盛行的唐楷时代，隶书已然同篆书、古文一起并入了“古体书法”的行列。

在这样的环境下，唐玄宗凭借个人帝王身份，或出于内心真正的喜爱，亦或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唐玄宗都为隶书增添了一种盛唐面貌，在盛唐时期赋予了隶书全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