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书法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自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高峰。

唐玄宗李隆基对隶书情有独钟，大力倡导隶书，一改汉代之后隶书衰落之势，因此，盛唐时期在书法史上有“隶书复兴”之说。

那么，唐玄宗为何对隶书情有独钟？

道教思想与隶书崇尚

李唐王朝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将老子奉为祖先，并十分重视道教。唐玄宗更是著名的崇道帝王，不仅对道教有政治上的需求，亦有个人对道教炼丹术、神仙术的痴迷。

而道教由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发展而来，自汉代正式创立，汉代正是隶书成熟的时代，道教的发展离不开对隶书的使用和重视。

道教中对“古体书法”的应用或对唐玄宗有着港移默化的影响。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道教思想中对生命永存的追求，似乎更加迎合历代统治者渴望王权永传的美好愿望。而在李唐王朝，道教尤其得到朝廷的推崇。

李渊在向隋进攻时，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义师之至也，老生陈兵据险，师不得进。忽有白衣老人诣军门曰:'霍山神遣语大唐皇帝，若向霍邑，当东南傍山取路，我当助帝破之。

遣人视之，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当负吾邪!”於是进师，去城十馀里，老生战败.刘宏基斩之，遂平霍邑，置霍山郡。

霍山是道教名山，霍山神即道教之神，自此，唐代王朝与道教结缘。

而后唐代皇室为了巩固政权，因李姓而奉老子为祖先，更是十分尊崇道教。

唐代初年实行“道在佛前”的宗教政策:贞观十一年(637)，“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於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李治泰山封禅返程时“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

尽管后来武则天称帝，为了打压李氏一族开始重视佛教，但晚年武则天有了强烈的长生愿望，亦开始对道教有所倾向。

上元元年(674)，武后上表曰:“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此外，武则天还亲自用飞白书为《升仙太子碑》题额，飞动飘逸的用笔十分契合“太子升仙”的主题。朝廷的推崇为道教披上了“御用”的外衣。

唐玄宗更是唐代著名的崇道帝王。《旧唐书》记载，玄宗曾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春“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

并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春“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唐代皇室都尊老子为祖先，但实行道举仅有玄宗一朝，宝应二年(763)道举便被废除。

此外，唐玄宗亦不断追加老君称号，天宝二年(743)“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

天宝八载(749)“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

天宝十三载(754)“亲朝献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本人也与道士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唐玄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就亲自找张果询问过“神仙方药之事”，后来又授张果为银青光禄大夫，意味着道士于唐玄宗而言具有了御用性质。

关于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史书上亦有记载: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

以承祯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以锡赏。

与此同时，唐玄宗个人也十分迷信道教思想中的“长生不老”，如史书中记载的:“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

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足以见得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道教于唐玄宗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道教中对“古体书法”的重视

道教由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发展而来，自汉代正式创立，极具东方宗教色彩。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活动与汉代书法艺术的联系自然较外来宗教更加紧密。

汉代正是隶书成熟的时代，道教的发展离不开对隶书的使用和重视。首先，在道教书法体系中，要求写经工整易识，《太微仙君功过格》云:“荐亡符简文字等，一字差错为一过，脱漏一字为一过。”

《道藏》中亦记载“道学不得为草书”“道学不得教人为草书”等，故笔画连绵、简省的行草书不被道教提倡。

除了写经之外，还有道教符、符咒等的书写。道教符常模拟神龙云气，象征着道教中的飞天升仙，对应到书法体系之中，飞白书与八分书都较为契合。

王僧虔称飞白为“八分之轻者”，张怀在《书断》中对飞白称赞曰

“妙哉飞白，祖字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线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

由于汉代是以隶书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从今出土的汉代解注瓶上的咒语符文可以看出隶书在道教中的应用也不在少数。

如河南洛阳东郊史家湾汉墓出土的解注瓶)腹上有朱书十余行，均为隶书。

由于隶书是汉代的通用文字，这一时期解注瓶上的咒语多用隶书，诸如此类的解注瓶一类符文还有很多。

出土于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前后室小型券顶砖墓的解注瓶，左侧画符，符前有朱书数行，所用书体为汉简一路，其实也就是汉代民间的手写体隶书，左侧符文中亦有明显的隶书用笔。

这些符是将现有文字加以变形形成符字再进行排列组合，如 1987 出土于陕西临潼斜口乡村的解注陶瓶，瓶上朱文为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的手写体，而朱文前为道家符箓，可以看出该符明显保留了隶书中的波磔燕尾。

与前一解注瓶上的符箓存在相似符字，这些符字在唐代《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中的“治腰痛符”中亦有出现"，不仅说明这些符字符箓的代代相传，亦可见汉代符在唐代的传承使用。

上述这类解注瓶在道教出土文物中不胜枚举，可见汉代是道教繁荣发展的时代，隶书也是道教之初使用较多的字体。

除了解注法术之外，更多道教符构型奇特，难以识别，如图左侧所画符箓。这些符箓多是以篆书结构掺杂隶书波挑，形成不同部件再次组合。

可以说，道教书法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篆书隶书这类“古体文字”构成的，值得说明的是，道教之中亦严格分为不同派系，各个派系有尊崇的天师，亦有代代相嗣的谱系，在符咒语上的传承亦是如此，故这种以“古体文字”为主的道教咒符得以流传千年。

在楷书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隶书一并与篆书、古文等书体形成了“古体文字”一路。

道教符箓是在篆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符号，其赋予篆书、隶书这些“古体文字”以神秘色彩。

在对道教极为崇尚的唐玄宗眼里，这类古体文字理当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其中隶书是最适合立碑纪事的一种书体，不仅具有道教符箓的波磔特点，同时也具有端庄整饬的特点。故唐玄宗于楷书盛行的时代对隶书如此青睐，道教思想应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