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宦官在我国古代一直为人所不齿，其地位也非常低下，即便在民间也常常受到鄙视，身份非常尴尬。

可等到唐玄宗时期，一贯依附于皇帝的宦官，为何却也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皇位继承权的不稳定性

唐前期，皇位继承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这一点陈寅恪早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已观察到，并且分析了唐代皇位继承权不稳定的成因。

其后，不少学者对唐代的皇位继承从不同角度有诸多论述”。唐前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唐玄宗即位之前，唐廷共发生过五次大的宫廷政变。

唐高祖时期，唐太宗为争夺皇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时期，诸子又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

神龙元年(705)，“五王”联合羽林军将领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即位;唐隆元年(710)，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灭韦氏党羽，睿宗即位;先天二年(713)，李隆基先发制人发动“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党羽。

这一系列宫廷政变给深处宫闱的宦官提供了绝佳的提升机会。一部分宦官在宫廷政变发生时，选择了依靠宫廷政变胜利的一方，从而也就获得了破格提升的机会。

前文提及的杨思勖与高力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思与高力士在宫廷政变发生时，适时站在政变胜利的一方，政变结束时，他们的官职与地位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宦官选择依靠的力量不同，其结局也有所不同。

如宦官薛思简依靠安乐公主宠信，权倾一时，官至正三品的监门卫将军，韦后在毒死中宗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安排自己的力量，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任命宦官薛思简率兵前往均州成守，以防范谯王李重福。

“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成均州，以备谯王重福”。

在不久的宫廷政变中，韦后及安乐公主党羽被诛，薛思简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玄宗在宫廷政变中也看到了宦官的力量，其发动的两次宫廷政变，宦官都有参与其中，并且帮助玄宗取得了政变的胜利。

这其中一部分源于宦官担任的内飞龙使。武则天时期，设置了掌管闲厩御马的内飞龙使，以宦官担任。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以中官为内飞龙使。”。

之后内飞龙使逐渐演变为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先天政变中，太平公主依靠的是能够控制玄武门的羽林禁卫军，而玄宗所依靠的宫内军事力量正是他所充任的内外闲厩使领属的内闲厩兵马，不过数百人。

在这次宫廷政争中，不仅权力争夺的地域中心发生了转移，从宫城北面的玄武门转到宫城偏东的武德殿和度化门(也不是在大明宫)，决定成败的军事力量也由宿卫玄武门的羽林军，转到闲厩使率领的闲厩兵马。

在与太平公主势力争夺政权的政变中，宦官所领的内飞龙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权阉高力士也担任过内飞龙厩大使。

在天宝十三载(754)，高力士率领的飞龙军平定了王焊和邢緯的叛乱，“王之乱，辇毂震惊。禁军一举，玉石同碎。公亲执桴鼓”。

开元末年，以王毛仲被贬为标志，宦官与北门禁军的斗争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宦官的势力更加兴盛。

一方面，宦官拥有着一定的军事力量，可以保卫宫廷，玄宗也想要借助宦官的力量来保障皇权的稳固性，这也不难理解皇帝为什么经常授予宦官监门卫将军一类的官职。

另一方面，宦官自幼与皇帝朝夕相处，与皇帝接触较多，深得帝王信任:同时他们作为“刑余之人”，相比外戚、朝臣而言不容易产生自己的势力，不会对皇权有太大的威胁。

所以，玄宗在真正掌握皇帝权力之时，鉴于武后以来女主乱政导致内部政局动荡不安的经验教训和出于对文臣武将、王室贵族及外戚的防范，便开始逐渐授予宦官政治、军事权力，使其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

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

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的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导致了一系列新事务、新问题的出现。

经济上，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地主小农经济加速成长，伴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加速发展，农民不断破产流亡，逃户逐渐增多，韦嗣立云:

“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同时唐代对土地买卖限制的放宽，地主官僚占田愈发严重，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逃避国家赋税，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失去大量税收来源，这严重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开始面临捡括逃户和增加税收的任务。

于是中央政府开始设使捡括逃户，武则天长安三年(703)，中央派专使括户，专使以道为单位，被派往各地进行括户，虽以失败告终，但为玄宗时期宇文融括户打下了基础。

军事上，从高宗中叶开始，边疆形势发生了一些改变。周边少数民族起，与唐廷争端不断，最高统治集团开始转变国家策略。

对外采取屯边防守的措施，由攻势变为守势，以征兵制为基础的行军总管制已不再能适应军事上的需求，基于此唐廷开始选择在边疆屯兵，不断增加军镇数量。

同时，均田制遭到破坏之后，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逐渐遭到破坏。于是，屯防体系和军镇体制的建立以及征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就成为了历史必然。

《新唐书·兵志》云:“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骑，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

"原有的军事制度不能应付新的战争形势和需要，军事使职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军事使职是基于战争需要，原来行军制度的临时性质，不能解决战争胶着化的问题，于是才有军镇体制的应用而生，军事使职于是随之出现。

至唐玄宗统治时期，唐代军制完成，一是以军镇为主的军事防御体系完备，原来的薄弱环节得到弥补，原来的零星军镇实现了区域协防:二是节度使制度确立起来。

政治上，为了应对地方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政府开始扩大尚书机构和转换尚书省行政体制。

总章二年(669),增加吏部侍郎、兵部侍郎各一人:垂拱四年(688),增加户部侍郎、刑部侍郎各一人:永昌元年(689)，增加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加置吏部侍郎、吏部郎中各一人。

长寿二年(693),增加兵部侍郎一人: 延载元年(694),增加吏部员外郎一人。同时永昌元年，中央政府下令提升尚书左右丞的官品，“元阁会府，区揆实繁，都省勾曹，管辖重。

还依仍旧之职，未协维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进为从三品阶。”如意元年(692)，尚书左右丞恢复为四品，圣历二年(699)，尚书省二十四司分别置印。

出使最先产生于御史台系统，御史出使所要了解的情况是比较全面的，“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

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冤苦不能自申者。

但这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出使人数过少，时间过短，所要了解的情况过广，这就难免导致御史出使所能掌握到的信息过于片面或者与真实情况不符。

于是中央政府开始派遣使臣出使，与御史出使互为补充，这样既能了解到地方的一些情况，又能代表中央处理一些事宜。

但御史出使与使臣出使均存在时间紧、任务重、范围广、所能了解的情况有失偏颇等局限性，同时还要受到御史台和宰相等的影响，皇帝不能够对其直接进行控制，也不能完全保证信息的可靠性。

值得注意的是，使职还具有一些编制内官职不具备的优点。第一，使职不属于国家体制内的正式官职，无定员，无品秩，因事而置，事止则停，因此其选用不必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

第二，使职专事专办，灵活性较强，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第三，使职一般由皇帝或者宰相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