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趁西魏建国之初夺取梁益二州也有北方政治势力影响的因素

北魏分裂至北周灭北齐，天下再成三分局面，此即“后三国”时期。这一时期，大致以侯景之乱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天监三年（504年），梁汉中长史夏侯道迁降魏，北魏趁此占据汉中并设立梁州（治南郑），天监七年（508年）北魏分梁州晋寿郡又置益州。梁朝为夺回失地展开了近30年的争夺，终在北魏分裂后的次年从西魏手中夺回该地区。

夺取经过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取益州 。“秋，七月，……益州刺史鄱阳王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合兵围晋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来降”。攻取益州后，梁朝并未停止进取，短短四个月后，“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克之，魏梁州刺史元罗降。癸亥， 赐梁州归附者复除有差”。

梁朝能够如此迅速夺取梁益地区，不仅是趁北魏分裂的有利时机得以实现，梁益地区地方政治势力的配合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在益梁二州刺史的人选安排上，北魏朝廷亦有失策。时任益州刺史傅敬和得居此位是“朝廷以其父有遗惠也”。傅敬和之父即北魏名将傅竖眼，曾任益梁二州刺史，甚得民情。然傅敬和与其父不同，史称其“聚敛无已，好酒嗜色，远近失望”；北魏宗室元罗于孝武帝时出任梁州刺史，主要是为了抗高欢，而以宗室为羽翼的策略体现。至于元罗是否有守边能力，并非主要的考虑因素，元罗“既懦怯，孝静初，萧衍遣将围逼，罗以州降”。

梁在益梁地区积极进取。《周书・赵刚传》载：“初，贺拔胜、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并流寓江左。至是刚言于魏文帝，请追而复之。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使梁魏兴，赍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论邻好，并致请胜等移书。宝即与刚盟歃，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随刚报命。是年，又诏刚使三荆，听在所便宜从事。使还，称旨，进爵武城县侯，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复使魏兴，重申前命。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独孤信等。”

南北朝示意图

三荆是指荆州（治穰城）、南荆州（治安昌）、东荆州（治泚阳），中大通六年（534年），独孤信袭杀东魏荆州刺史辛纂，遂得三荆，独孤信寻战败奔梁，三荆又没于东魏，沙苑之战后西魏才重新取回荆州等地。赵刚此前在荆州、东荆州等地有过策反活动，所以此时出使三荆的目的大概也在于策反，应与梁朝无关。

魏孝武帝入关不久，贺拔胜、独孤信等被高欢击败，先后逃奔江左。《赵刚传》声称赵刚出使的主要目的是请梁朝归还这些关中旧人，但根据对赵刚出使时间的考察，其实另有隐情。关于赵刚首次出使的时间，正史只记载是西魏大统初年，唯《资治通鉴》将出发时间系于梁大同元年（535年）的七月，并置于北魏益州丧失之后，似乎已暗示此行的目的并不单纯。

不过，此时间点还不够准确，赵刚出使时间至少应比大统元年（535年）七月更晚。据《北史・乙速孤佛保传》记载，“大统初，梁将兰钦来寇，遂陷汉中。佛保时为都督，统兵力战。……自刎而死。三军莫不壮之。黄门郎赵僧庆时使汉中，闻，乃收运其尸致长安”。汉中陷梁在十一月壬戌，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在十一月二十日，而根据《乙速孤佛保传》所载，赵刚（字僧庆）是在汉中陷梁不久便抵达该地。史书未载赵刚沿途有任何突发情况，依据《资治通鉴》所载赵刚在七月出发，他由长安至汉中，竟用时整整四月，显然不符实情。

长安至汉中需经秦岭古道，而天监七年（508年）九月才对褒斜道又重新进行了修筑，所以赵刚择褒斜道而行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道为准进行计算，则长安与汉中的距离则约为九百三十三里（古里）。永熙末，高欢率军由晋阳赴洛阳，八九日内且能急行八九百里。虽然赵刚从长安到汉中的路途可能较后者相对艰险，但赵刚出使应只有随从数人，并共同骑马而行，不存在有大量士卒步行拖慢速度的情况，沿途所需半月足矣。

此外，也可从赵刚归来的时间进行佐证。赵刚抵达魏兴后，怀宝“即与刚盟歃，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随刚报命”，而西魏“是年，又诏刚使三荆”。据此可知赵刚十一月下旬经过汉中后，在年底前不仅抵达了魏兴，而且最终从魏兴回到了关中，不然赵刚不可能在同年又被派往“三荆”。这都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内，可见赵刚在路程上所花费的时间确实不多。综上，已确知赵刚经行汉中在十一月二十日后不久，则赵刚自长安的出发时间最迟也应在十一月。

西魏疆域图

确认西魏派遣赵刚首次出使的大致时间，已使人们可以窥见其使梁的动机。西魏派赵刚使梁之时，贺拔胜、独孤信等人已经流寓江左已近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内，西魏内部都没考虑向梁遣使请人，偏偏在七月益州丧失，紧接着十一月汉中被围，甚至可能也已失的情况下，才听从赵刚的赴梁请人之策。这便说明梁朝对西魏所逐步加强的军事压力，才是迫使西魏遣使的最直接动因。

从赵刚使梁前西魏的内外形势看，更证实这一点。从内部看，侯莫陈悦死后陇右地区再度失控，原本与高欢有旧的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已于大同元年（535年）正月投靠了东魏，灵州刺史曹泥及其女婿刘丰，秦州刺史万俟普拨也在次年相继跟从。再加上宇文泰方于中大通六年（534年）冬鸩杀孝武帝，给忠于魏室的朝臣以极大冲击，宋人王应麟便指出“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经过内部妥协后所拥立的魏文帝元宝炬在位时间尚不足一年，内部显然亟需稳定。外部形势严峻程度犹有过之，强大的高欢集团虎视眈眈，即将举兵西向；同时还不断遭受吐谷浑、柔然的边境寇扰。以西魏此时所面临的局势，再与梁朝一较高下不太现实，故而西魏遣赵刚出使的主要目的应是为防止梁朝在边境的进一步进攻，以期实现双方和平，免于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赵刚抵达魏兴后，首先与杜怀宝“论邻好”，已可略见西魏请和的迫切心态。

至于《赵刚传》所载西魏是为请人而遣赵刚使梁一事，第一，这应是西魏为掩盖请和而作的一个幌子。如果因梁益地区的军事失利，便直接向梁朝请和，无疑是在向梁示弱。且对宇文泰而言，本身继承贺拔岳余部后掌权不久，威望有所不足，西魏朝廷内又有诸多将领素来与之“等夷”。直接请和也将对宇文泰在关中的地位造成削弱。赵刚适时提出请人建议，出使的名义便是为营救关中旧人而非战败求和，恰巧能解决上述问题；第二，众所周知李唐之法统出自西魏北周，不能排除《周书》的编纂者存在有意营造假象以为修饰的嫌疑。

要之，请和与请人之间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请和为主，请人为次。

赵刚首次使梁后，西魏与梁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否就此稳固下来，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求证。据《周书・赵刚传》载赵刚出使三荆州后不久，“复使魏兴，重申前命。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独孤信等。顷之，御史中尉董绍进策，请图梁汉。以绍为行台、梁州刺史，率士马向汉中。刚以为不可，而朝议已决，遂出军。绍竟无功而还，免为庶人。除刚颍川郡守，加通直散骑常侍、卫大将军。”根据这段记载来看，似乎是西魏在贺拔胜、独孤信归国之后对梁发动了收复汉中的军事行动。

贺拔胜、独孤信二人分别于大同二年（536年）七月、大同三年（537年）七月得以入关，西魏反攻汉中的时间按理来说应在其中一者之后 。 可是在《南史・兰钦传》中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记载：“征梁、汉，事平，进号智武将军。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职，会西魏攻围南郑，梁州刺史杜怀宝来请救，钦乃大破魏军，追入斜谷，斩获略尽。魏相安定公遣致马二千疋，请结邻好。钦百日之中再破魏军，威振邻国。诏加散骑常侍，仍令述职。”

兰钦‍

“征梁、汉，事平”指大同元年（535年）梁朝收取梁益二州。事成后立有大功的兰钦改授衡州刺史，梁州刺史由杜怀宝接任。不久西魏遣军回攻南郑（梁州治所），《梁书・兰钦传》对西魏这次出军也有记录，并提及时任西魏的主帅为董绍、张献二人，正与《周书・赵刚传》中董绍出军之事前后一致。兰钦“未及述职”便再次投身于战场，说明这场军事冲突距收取梁益时间较短，不太可能发生在次年七月或是再后一年的七月。前岛佳孝根据“钦百日之中再破魏军”一语指出西魏反攻汉中失败是在大同元年（535年）十一月（兰钦克复汉中之日）百日之后，也就是说最晚也在大同二年（536年）三月中旬之前。进而这表示《周书・赵刚传》所载贺拔胜、独孤信回归后董绍进攻南郑一事难以成立。

西魏反击汉中失败既然在次年三月中旬左右， 可以推断其出兵时间大致亦在次年二月前后。已证实赵刚于大同元年（535年）十一月首次使梁，并于年底前回国，董绍建言出兵时，赵刚也在场表示反对。两相对比，董绍出军至少应在赵刚首次使梁之后。这就不免使人产生疑问：西魏为何在派遣赵刚首次使梁，并与梁结成邻好后又出尔反尔同意董绍派兵攻梁？

这一问题牵涉到了汉中的南北归属问题。前岛佳孝指出赵刚首次由长安出发之时，汉中仍属于北朝领土（虽然前岛佳孝未对赵刚首次使梁的时间作过考证，选择默认为《资治通鉴》所载大同元年（535年）七月，但即便以本文最新考证赵刚使梁在十一月，根据赵刚途经汉中后替乙速孤佛保收尸，这时汉中才失，亦足以说明赵刚出发时汉中仍为西魏所有）。当赵刚与梁将杜怀宝交涉成立之时汉中已成为梁朝的领地，这样才有了董绍提议光复汉中。更准确地说汉中陷梁属于赵刚出使途中的突发事件，赵刚本人作为区区一介使臣，此行主要职责仅在于请和与请人，只得接受失去汉中的现状。可对于西魏来说，派遣赵刚使梁的最初设想是希望梁人在攻占益州晋寿之后便停止入侵活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番双方“邻好”的前提是需以默认汉中为梁所有作为前提条件的。

西魏面对一厢情愿与残酷现实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决意出兵汉中，与梁一战。当然，进军汉中并非仅凭董绍一人之言，宇文泰便不顾西魏建国初期内外恶劣局势作出的决定，从“朝议已决”说明绝大多数西魏的官员都支持这次出兵，不愿就此轻易丧失汉中地区。那么，汉中对西魏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西魏对其难以割舍？

古往今来的学人多强调汉中对于巴蜀的作用，《读史方舆纪要》便援引了诸多古人的看法，如：“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又如《舆地纪胜》云：“汉中为巴蜀捍遮，蜀之股臂。”此类论断不胜枚举。事实上，对于偏居关中一隅的西魏来说，汉中的军事意义绝不小于巴蜀。雄踞北方的曹操昔日视汉中为“鸡肋”，因为“魏境广阔，统治中心远离关中，汉中的地位远不如对刘蜀那样重要”。而此时的汉中却是作为西魏都城长安的南面门户，远不可同日而语。丧失此地区，一方面梁朝将取得“由汉中可窥关、陕的军事地位，西魏面临的生存危机将加深；另一方面西魏也会随之丧失掉重要 的粮食与兵力的来源地。再者汉中已为北朝控制达三十年，建国不久的西魏如何肯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与他人，不如趁梁人新获汉中，人情未稳、疏于防范，出其不意将之夺回。

董绍之所以会主动倡言征讨汉中以及被任为主帅，与他此前的任职经历有很大关系，董绍于永安年间曾任过梁州刺史和掌握山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山南行台”一职。“山南行台”统辖地域主要在长安南山（以秦岭为主体）以南的今汉水、嘉陵江上游地区。

西魏此举不得不称为谋划缜密，不料由于梁朝方面的拼死抵抗 ， 此战进行得异常艰难与激烈。据《南史・杜崱传》载：“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怀宝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矟将至，嶷斩其一骑而上，驰以归。嶷膂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余力，斑丝缠矟长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梁武帝派遣兰钦赴援后，西魏逐渐转入劣势。《魏故南秦州刺史成君碑》对此有所反映：“息尊和，中坚将军、都督，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誓兵众曰：‘吾以身许国，不爱七尺，富贵存亡，在今一战，人各勠力，共立功名，宁为魏鬼，可作梁人？’便身先士卒，卒于战所。”据碑文可知成尊和确应跟随董绍参与了这次作战，由于梁将兰钦的及时回援，西魏遭到惨败。兰钦“大破绍、献于高桥城，斩首三千余，绍、献奔退，追入斜谷，斩获略尽。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请结邻好”。

西魏建国之初兵力短缺 ，总人数不超过五万，且主力是用于对付东魏。此番汉中一役，单是高桥城一战便被斩首三千，若再算上其他作战的伤亡人员，西魏总共折损的兵力恐已破万。因此，战败后除了向梁请和外，已无余力越过秦岭继续战争。赵刚不久前方出使江左，派遣其“复使魏兴”最为合适，其目的是为修护董绍出兵后破裂的双方关系。

赵刚二次使梁后，梁朝方面或许以稳定梁益地区的统治为重而默许了西魏的请和，双方终于结成“邻好”关系。但未持续太久，大同二年（536年）底后梁与西魏正式的外交关系便基本断绝。这种结果是哪些因素所导致，以及自此之后梁与西魏是否陷入敌对状态？这是接下来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萧衍

（一）双方“和邻”关系受损的表现

虽然赵刚二次使梁的主要目的是修复双方破损的外交关系，但也不可曲解为贺拔胜、独孤信的归来与否便不重要。另一方面，梁武帝既然决定与西魏达成和平，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同样没有拒绝放人的道理。先行被梁武帝送回“且通邻好”的贺拔胜部将崔谦即为一种友好的表示。

关于贺拔胜等部入关一事，《崔说神道碑》亦载：“太师贺拔胜作牧西荆，公为假节、冠军将军、防城都督。及南阳失守，卷甲奔梁。……幸值和邻，言归旧国。”崔说为崔谦之弟，亦是贺拔胜的部将，但他应是属于跟从贺拔胜同时入关的一员。由碑文可知他们是以两国“和邻”之机得以入关，但对这种“和邻”关系，梁朝并未贯彻到底，因为贺拔胜部虽归，独孤信及其麾下却延迟到次年秋天才被放回。

梁武帝若因欣赏独孤信“事君无二”的忠心便多留其一年，未免失之浅陋。实际上这应是梁武帝看重独孤信等人对西魏的影响力，不愿一次性将手中的筹码全盘交出，故意拖延放人，以为后用。另外从安全上考虑，若将贺拔胜、独孤信同时放回，归途之中也有被东魏整体截获的危险，不如分成两批，先使贺拔胜作为先导以测虚实。结果贺拔胜在归途中，果然遭到东魏的袭击，“行至襄阳，齐神武惧胜西入，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及柔惧，乃弃船山行，赢粮冒险，经数百里。时属秋霖，徒侣冻馁，死者太半”。可见东魏对贺拔胜等人在梁的一举一动也在紧密关注。既已知归途凶险，独孤信的入关时间自然得略作延迟。不过，梁武帝的政治考量应占主要成分。

梁武帝拖延独孤信入关一事，只是对两国刚达成的“邻好”关系有所影响，毕竟没有明确地拒绝放人。然而梁朝在放归贺拔胜后半年不到，突然发起了对西魏的进攻，“二年，梁人北寇商洛，东魏复侵樊邓，于是以褒为镇南将军、丞相府从事中郎，出镇淅郦。居二年，征拜丞相府司马，进爵为侯”。《韩褒墓志》亦载：“二年，授镇南将军、相府从事中郎，转左府司马。”墓志虽未确载梁朝进攻之事，但从韩褒的忽然转任，可佐证本传所载应属事实。梁进攻的具体时间同样史载不明，但梁朝与东魏近乎同时出兵，通过东魏出兵的时间可以判定梁朝的出兵时间。

大同二年（536年），东魏对河南一带的进攻只见于年底。《魏书・孝静纪》 载 ：“十有二月，丁丑，齐献武王自晋阳西讨，次于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趋上洛 ， 车骑大将军窦泰入自潼关。”《北齐书・神武经下》亦载：“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阳西讨，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又同书《高昂传》：“时高祖方有事关陇 ， 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径趣商洛。”高欢三路大军西征，高昂（即高敖曹）为其最南一路，其西向商洛进发，樊邓正是必经地带，则大同二年（536年）“东魏侵樊邓”，当在十二月西讨后不久。梁与东魏的进攻近乎同举，所以梁攻商洛亦在此时。

侯景

从《韩褒传》的描述来看，梁对西魏发起的进攻似乎带有配合东魏作战的意味，如果将目光转移到梁与东魏此时的和战关系，便不觉诧异。《资治通鉴》载：“大同二年，九月，壬申，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冬，十月，已亥，诏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虏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击破之，景弃辎重走。十一月，已亥，罢北伐之师。”

由以上可知在大同二年（536年）十一月，梁与东魏之间基本已经结束了战争。在同年十二月壬申（六日），两国又实现了通和，而通和正发生在东魏西讨前五日。梁朝之所以选择与东魏通和，与其在东部战场上的受阻有很大关系。梁之前北伐西魏顺利夺取益梁，而北伐东魏却陷入僵持，甚至迎来东魏的大举反攻，梁朝最终只是勉强自守而已。梁既已与东魏通和，与西魏的所谓“邻好”关系就要大打折扣了，因此梁朝进攻商洛，极有可能是与东魏通和后的一种军事表示。

西魏针对梁与东魏的同时进攻，在军事上当即派遣了亲信韩褒出镇“淅郦”。“淅郦”为两地合称，始出于《史记》，刘邦入关时，“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北郦（今河南内乡县北）属北魏荆州治下的东恒农郡所辖，荆州于中大通六年（534年）末陷于东魏，大同三年（537年）沙苑之战后西魏才夺回。析阳郡属析州，析州州治在修阳郡，西魏最早任析州刺史见于大同十二年（546年），可见州治修阳等地在此前也应没于东魏。

不过原北魏的荆州、析州地区都属于东西魏激烈争夺的地带，两国各占据了其中部分地区，据此时韩褒出镇的时间分析，说明北郦和中乡等地便应属于其中的未陷之地。特别是析阳郡，中大通六年（534年）底西魏派独孤信招抚三荆时，此地为其所取，自此后便无复陷的记载。就地理方位观察，淅郦一带正位于樊邓与商洛两地之间，宇文泰以韩褒出镇，其意应在于支援当地的对外作战。从现实情况来看，韩褒的出镇似乎并没能阻止东魏将高敖曹的兵锋所向，据《魏书・孝静纪》载，“四年春正月，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宝炬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泉企”。《北史・高昂传》具载其过程：“神武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径趣商、洛。……时山道峻阻，巴寇守险，昂转斗而进，莫有当锋。遂克上洛，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将数十人。”

东魏于大同二年（536年）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西讨 ， 年底前西南道大都督高敖曹“侵樊邓”，次年正月初丁巳（即二十一日）攻克上洛，一路势如破竹。但西魏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高敖曹攻克上洛的四日前（癸丑），窦泰一路却在小关被宇文泰击败，窦泰本人亦被临阵斩杀，《周书・文帝下》载：“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此即著名的东、西魏小关之战，窦泰一败，东魏全线撤退，西魏顺势复取洛州。史载“高敖曹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殁，焚辎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寻复洛州，斩东魏刺史杜窋”。

南北朝示意图

最后，在大同二年（536年）底到大同三年（537年）初的战争中，不难发现东、西魏及梁三方政权虽都卷入其中，但程度却有差异。尤其是梁朝虽曾配合东魏出兵，可梁军在“北寇商洛”后，便没有了出兵作战的任何记载，战场上只剩东、西魏争雄。由此观之，似乎梁朝并未真正打算配合东魏进攻西魏，反倒像是在作壁上观。

（二）独孤信入关事件所见双方关系的缓和与稳定

西魏小关一战获得大胜，北方战局的风云突变，至多经过一两月的消息传递，不可能为梁朝上下视之不见，而梁朝北寇商洛虽然严重损害了与西魏的关系，但之后未见有继续进攻，这也为随后梁朝对西魏的缓和留有可能性和操作性。小关之战后，东、西魏双方新一轮的较量即将展开，诚为急需用人之际，独孤信恰恰基于这样的背景被梁武帝放回关中，这显然应是梁朝希望同西魏缓和关系的最直接体现。独孤信入关之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寻拜领军。仍从太祖复弘农，破沙苑”。

此处关于独孤信入关涉及一个正史记载前后矛盾之处，附考如下：

独孤信在中大通六年（534年）七月孝武入关后一度追随入关，旋即又被派往已经沦陷的荆州进行招抚工作，并顺利夺取了荆州。但《周书・杨忠传》称独孤信等“居半岁，以东魏之逼”，遂率领部下走奔江左，《北史・魏本纪第五》亦载：“大统元年春正月，东魏将侯景攻陷荆州。”据此二则材料可判断，独孤信等人真正抵达江左的时间应在大同元年（535年），而非如贺拔胜等部在中大通六年（534年）。独孤信既然又在梁“居三载”，则其于“大统三年秋，至长安”应是无误的。

以上确认独孤信入关时间的准确性，事关接下来的关键问题。独孤信在梁部下杨忠“与信俱归阙”；另一个在梁的部下——宇文虬，史载其在大同三年（537年）入关，亦理应在秋天跟从独孤信一起入关，未见其有先还之记载。然而，《周书》《北史》所载二人本传却称其皆有“禽窦泰”之功，即是杨忠、宇文虬必然参加过爆发于大同三年（537年）正月的东、西魏小关之战 ， 因为东魏窦泰正是在此战中殒命，史载甚明，毋庸赘述。“禽窦泰”明显与二人在同年秋入关的时间不符，误差有半年之久，疑史书记载有误。

言归正传，薛海波以为梁武帝通过放还贺拔胜、独孤信等人，从而与西魏建立友好关系后，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东魏。然此说忽视了贺拔胜、独孤信入关存在先后这一点，单论放归贺拔胜尚能符合其说，但涉及独孤信入关时则有抵牾，因为大同三年（537年）秋独孤信入关时，梁与东魏通和已达半年之久，其实已不再有对付东魏的紧迫性。如此看来关于梁放独孤信的行为，以本文所提出的原因进行解释，较为合理。

独孤信

梁朝方面虽然已与东魏结成了更为亲密的关系，双方此后的相互遣使络绎不绝，东魏由于各方面实力较强，梁朝实在是别无选择。但透过放还独孤信入关之事足见梁朝并没有采取彻底倒向东魏，敌视西魏的政治态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最典型的即是梁朝方面在攻击商洛后直到侯景之乱前也再未配合东魏对西魏继续任何军事行动。

何淼认为梁在大同元年（535年）十一月取汉中后停止了对西魏的进攻，原因有二：一为大同二年（536年）九到十月的南侵 ， 造成梁东部边境军事压力，使之无暇对付西魏；二为大同二年（536年），梁武帝使其子萧纪出镇益州，萧纪集中发展自己势力以争夺皇位，未遑北伐。且新复的梁益地区也需要时间经略。首先其立论的出发点有失偏颇，梁真正停止主动进攻西魏，应在大同二年（536年）十二月“北寇商洛”后。再就其具体观点来看，第一点，梁与东魏于大同二年（536年）十二月业已通和，之后两国使节往返频繁，已无直接边境压力；第二点，属于梁朝内部的原因，具有一定合理性。仍可补充的是，梁武为了使萧纪出镇益州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没有与西魏再起战事，这符合萧纪“特为武帝爱”的特质。

此外，也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军事上进攻西魏的难度加大。清人刘体仁曾比较精辟地指出过“综帝生平有事于北堰淮水也，立元颢也，以及纳侯景也。皆欲缴幸成功，初未有兴复中原之成算，实则无进取中原之大志耳”。梁朝复取益梁地区便属于一侥幸成功，而之后梁若再欲从西魏手中取地，已非易事。此时梁军若由西侧汉中北进，将直接接触到西魏的统治核心区，西魏必定会倾尽全力迎战，沿途又要穿越险阻的秦岭古道，容易被西魏阻击；若从东部出击，商洛一带不仅地方雄豪泉企一族对西魏极其忠心，从高敖曹对商洛的进犯便可知，而且附近又有宇文泰的亲信韩褒在任，这已然远远不同于北魏末年梁益地区“州既僻远，又无外援”的情形。

第二，经济上难以为继。大同十一年（545年）贺琛上奏称梁“自征伐北境，国帑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又“自普通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彼时南北恢复和平已近十年，梁朝都尚未恢复元气，诚如诸多前贤所认可那样，梁武帝在位晚期，财力、民力实已俱困。因此，梁未继续对西魏用兵，也实在意料之中。

第三，外交策略的考量。梁朝此后不再进攻西魏，且基本与西魏处于隔绝状态，关键要注意到，这也是发生在同时期梁与东魏友好关系高度发展的情况下。 换言之，其政治上虽倒向 了东魏，军事上却不是，这就说明梁朝最希望的乃是北方保持对峙分裂的格局。 如果继续出兵西魏，也就是在帮助东魏解决腹心之疾，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北方政权再次出现，绝非梁朝所愿。这一点从之前“北寇商洛”未尽全力已能看出些许端倪。质言之，联合西魏对付强势的东魏，梁朝不敢为，而配合东魏对付较弱的西魏，其又不愿为。

南北朝示意图

综此节所述，在进攻商洛后，梁朝主动放还独孤信及其部众，并长期与西魏保持和平状态，无疑向西魏传达了友好与善意。但囿于同东魏的正式外交关系，梁朝方面若弃强邻而亲西魏，颇为不智（侯景之乱时，梁朝接纳侯景、背弃东魏属于特殊情况，应当另说，且此举亦广为世人诟病）。因而此后对西魏采取不敌视、冷淡的政治态度已经是最佳方案。与此同时，对于强邻环绕的西魏而言，也不愿再起边衅。于是在南北间未发生重大动乱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无言的默契，这种“稳定”关系遂得以长期维持。

大同元年（535年）梁先后攻取西魏梁益二州，西魏遣使请和，双方达成“和邻”；西魏事后出于对汉中的执念，欲夺回旧地而发兵，结果战败再次请和。梁朝也未对此有所追究，双方的“和邻”关系遂终于形成。但随着大同二年（536年）底梁决定与东魏通和后，不顾“和邻”，配合东魏进攻西魏商洛的行为，使得双方关系受损；大同三年（537年）初西魏获得小关之战的胜利后准备东征，梁看准时机于此时放独孤信入关以行缓和之实。此后，双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心照不宣”式的平稳态势直至侯景之乱。短短三年间双方的关系中，军事冲突与人员往来交织在一起，可谓一波三折。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源自后三国时期双方内外形势的变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