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变迁的人常觉得中国南方，尤其是两广，是一个最有趣的区域。在这区域内，极激进的维新主义与极顽固的保守主义，往往可以并行不悖，共存共荣。太平天国的革命，基督教与西洋学术的传人，孙中山氏的民族革命运动，千百万华侨的移殖，无一不导源于两广。但是在美洲的一切移民中间，比较最不易受同化的往往就是广东人。今日的唐人街与几十年前的唐人街，可以说没有多大分别。几年前，美国有一位社会学教授在中国研究大家族制度，后来他根据了这番研究，又形成了一派所谓家族主义的社会哲学，他当时选择的工作地段也就是离广州不远的几处乡村。 这都是已往的事。但最近的南方也还是如此。维新主义与保守主义依然像鸟鼠同穴似的共存着。11月11日的《时事新报》上登着这样的一个电报： 香港裸体会主干连白谈：会员现有百余，四分三属西人，四分一是华人。唯西人畏羞，未尝参加裸浴。华人对此颇饶兴味，非若西人只表同情。华女子尤踊跃，使会务大进展；他日在裸体界中必占一位置。港中华人将另组支会，但能否实现，仍视政府态度为断。华人果另组会，西会员必锐减。 自然主义在中国社会思想史里原有相当位置。但自老庄以后，社会思想几乎全部被孔、佛占了去，老、庄的徒弟又改了行，与原始的精灵神怪主义钩搭上了，弄得乌烟瘴气，为通人所不屑道。近代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体育观念输入以后，自然主义始稍稍再露头角。香港人士的裸体运动，返朴还淳，于极度自然主义以外，更有所谓原始主义的倾向，南华人士的喜于革故鼎新，这真是绝好的一例了！ 但同日的西文报纸上又载着一段“还归孔子”运动的消息： 粤省当局刻已开始一“还归孔子”的运动。省府已令各县县长于官立学校中恢复读经课程，并将各该地方孔庙从速修理或重行建筑，经费由地方妥筹，不得延误。 香港与广州相去咫尺，就文化区域的看法说，原是一个地方，何以新旧两种趋势可以如此并行不悖，形成上文题目里所说的一种“孔老对峙”的局面呢？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两广的民族，在全部中国民族里，是比较富有开拓的能力的；两广的移殖与发展是中古以后的事，所以此种开拓的能力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大凡富有开拓性的人在物质生活上往往力求进步，而在社会与精神生活上却主保守。为什么？他们新到一块未经开拓的地方，在在要经营，在在要建设；他们强烈的进取性格，也不容他们不活动。但是在这种新开拓的地方，假使没有土著居住，自然没有什么社会与精神生活可言；假使有土著居住，他们的这种生活一定是很粗陋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新进的民族势不能不把他们带来的社会与精神生活当作奇货，唯恐它失散了或和土著民族的混化了，于是不能不竭全力加以拥护，终于造成了我们在上文所历数的种种保守的行为。这种保守主义，与普通的——例如黄河流域的——不能相提并论，普通的保守主义因缘于智能的迟钝，活力的减少，大家但求得过且过，都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开拓者的保守主义却是从努力得来的。严格言之，前者不是保守，是生理与心理的惰性表示，后者才是“保守”。 上文只能解释南华文化里的保守的成分。至于急进与维新的成分，用不着说，自然与西洋文化有莫大的关系。西化东渐，因为地势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两广。富有开拓能力的人在社会与精神生活方面初非不能开拓，其所以暂不开拓的缘故是在时机还没有成熟。及物质生活渐趋固定，于是开拓性与试验性特别强烈的分子便自然会在这方面加以尝试。 新近的裸体运动自然也是尝试的一种，只要不走极端，在卫生与体健方面也有它的价值，我们姑且不谈。至于“还归孔子”的运动，我们第一以为还归二字既不切事实，运动的办法又大可不必。两三千年来，浮面的改革虽多，我们其实并没有远离孔门的立场，我们急切也决不会离开，尤其是因为近年来西方很有一部分的思想界已经走上了孔门人文主义的途径。孔庙是应该修葺的，读经也是值得提倡的，但尤其要紧的是要对于孔门社会哲学的原则有深切的了解，对于近代东西洋社会变迁与混乱的情况，能根据了此种原则加以批评，加以纠正。这种工作，决非修理孔庙与提倡读经所可直接做到的。 （选自《华年》1932年11月19日第1卷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