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作为学术用语源于西方，直到20 世纪20 年代末这一词汇才在中国开始出现。在中国最先使用这一词汇的是郭沫若，见于他1929 年出版的从日文翻译而来的《美术考古发现史》这一著作。
“美术考古”一词的最初出现，源自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于1906 年成书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最初的书名为《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现》（Die Archaā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1908 年再版时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一世纪》。1927 年，日文学者滨田耕作在翻译时将其改为《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48 年，该书的中文译本再版时译者郭沫若将书名改译为《美术考古一世纪》。这部著作并非是一部美术考古方面的专著，但作者米海里司在再版时将书名由“考古学发现”更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可以充分说明他心目中的考古发现重心所在，也可以说明美术考古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性。
一
西方对古代美术的研究出现很早，并对近代考古学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美术考古发展至今在西方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隐含于古物学、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中。
“Art”一词源自古罗马拉丁文的Ars，中世纪以前Ars 意指 Scienta。在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时期，艺术被指为“具有人类普世真理与永恒价值的巨大成就”，雕刻和绘画作为“技术成就”被纳入Art，并出现对古希腊罗马艺术品收藏、研究的热潮。
在西方，美术史与考古学这两门学科是同源同体的。被誉为考古学与艺术史学之父的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于1764 年写作了《古代造型艺术史》（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一书。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考古学和艺术史学萌芽的著作，也是两门学科同源的见证。
进入19 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导致了广泛的学科分野，也导致了此后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渐行渐远。在19 世纪中叶考古学确定为一门近代科学之初，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存在较大差异。“史前考古学”更多是研究人的来源与发展，基础是进化论、体质人类学、地质学，倾向于自然科学。“历史考古学”又称“古典考古学”，基础是文献学、历史学、艺术史、宗教学，倾向于人文学科。在古典考古学中，对艺术的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一世纪》（1908 年）就是以考古发现为主线，重点分析了古代各时期艺术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在近代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审视研究，始于西方人。英国人斯蒂芬·布舍尔(Stephen W.Bushell）从1868 年开始在北京居住30 年，潜心研究中国古物，成为中国古器物方面的专家。1881 年，他将武梁祠汉代画像拓本带回欧洲在柏林东方协会展出，从此以画像为代表的汉代美术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905 年他出版了《中国美术》（全两册）一书，介绍并阐述了雕塑、画像、建筑、青铜、竹木牙角雕刻、漆器、玉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等12 类器物，首次对中国艺术品进行分类，为以后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分类奠定了基础。这是英国学者早期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的必读经典。这本书在1907～1924 年间6 次重版，1925 年也出版了中文译本。
对中国古代美术品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较之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开始的年代还早一些。约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开始，西方的各种探险队、考察队大量进入中国，主要有英、法、瑞典、日、德、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谢阁兰（旧译“色伽兰”），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他们考察的区域几乎遍及全中国，但更多的是在中国西部活动，尤其是在新疆的和田、尼雅、楼兰、吐鲁番，甘肃的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美术品。以下几位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
法国学者埃玛纽埃尔- 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被学术界公认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他1891 年考察了山东嘉祥武氏墓地和长清孝堂山石祠，1893 年出版了巨著《中国汉代石刻》，最早引起西方艺术史学界对汉代美术的强烈关注。1911 年出版了《华北考古记》一书，书中共有448 幅图片，主要用照片形式记录了汉代画像石、唐陵石刻和历代佛教石窟等。
日本的建筑史家、美术史家、考古学家关野贞（1868～1935），于1906 年到中国陕西关中考察汉唐陵墓，并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冢配置图》。1908 年，他根据在山东考察时收购的民间所藏画像石，发表《后汉画像石说》一文。这应该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并很快被介绍回中国并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1916 年他发表《中国山东汉代墓葬的装饰》一文，这是最早在近代学术视野下对汉代墓葬装饰艺术进行的专题研究。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于1921 年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领导的发掘取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其后他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北方更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包括史前彩陶研究在内的中国早期史前考古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开启了中国史前美术考古研究的先河。
二
中国对上古美术品的关注最初隐含在金石学中。“金石学”是中国传统的关于古物收藏、研究的一门学问，形成于宋代而鼎盛于清代，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铜器和石刻碑碣，尤其关注的是文字部分。金石学运用“考据”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证经补史”和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但是，在关注文字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为文字载体的青铜器和石刻碑碣。清末民初的金石学代表人物罗振玉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扩大了传统金石学对古物的收藏、研究对象，将收藏研究范围扩大至明器、瓦当、古砖、符牌、壁画等古代美术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近代人文科学的影响。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大量经过科学发掘的美术考古资料出土，大大扩展了美术考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中国本土，从近代学术视角出发进行的美术考古研究开展得很早，但是普遍将其视为一门学科或分支学科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1941 年，岑家梧发表《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这是中国第一次将“艺术考古学”，即“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并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其后数十年，关于美术考古学的讨论悄然沉寂，直到20 世纪80 年代，美术考古学作为一种专门分支学科的性质才开始得到认可。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 美术》中都明确了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90 年代中期以来，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可，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全面讨论其学科属性和学科建设问题。
在1986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序言中，夏鼐、王仲殊认为：“考古学和古代美术史，往往有共同的资料。……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有着原则性的差别。”他们还认为，美术考古学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同时也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相当密切。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学界较普遍的赞同。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美术考古学应该是美术学的分支，或认为美术考古学应该是介于考古学与美术史学之间的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学科。
这些不同观点和不同理论取向之间的讨论与碰撞，也势必将人们的思考和认识引向深入。
三
我认为，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以物化方式存在并包含造型艺术因素的人工作品，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古代艺术品。
我们研究古代所有包含造型艺术因素的人工作品及其发展变化，以及其蕴涵的精神文化内涵与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其目标是通过探讨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规律来最终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人类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总体上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但也需要研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关系。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物化方式存在的实物。这些实物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但是，物质文化并非是美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和目的。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内也蕴涵着制度文化的内涵，因此其研究也必然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制度文化也并非是美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和目的。
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术考古学研究对于全面研究人类文化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道德等方面。因此，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以上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艺术与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术考古学可以促进对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发展与发展规律的研究，为美术史乃至艺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对于史前艺术和古代艺术而言，美术考古研究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术考古学研究对于宗教起源、宗教的发展与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宗教史研究提供新资料、注入新活力。同时，宗教美术考古研究也是宗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宗教，尤其是史前宗教和上古宗教的研究更为重要。
此外，美术考古还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出土的古代包含造型艺术因素的人工作品，尤其是古代艺术品的年代、文化内涵与文化性质、与其他出土遗存的关联性等问题进行的基础性研究。
四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学习了数年的绘画，并在剧团中从事了两年的舞台美术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我于1978 年参加高考并填报志愿为考古学，顺利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虽然没有进入艺术学科学习，但心中的艺术情结始终无法割舍。于是，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以及在其后的学术生活中，我总是希望相关研究能与我的艺术情结相关联。大学本科的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的选题，我都选择了美术考古方向。大学本科学年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墓砖纹饰》，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1985 年研究生毕业以后，美术考古始终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永生与现世：罗二虎美术考古论文集》（罗二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6）是我历年来在美术考古方向发表的部分论文的一个合集，共计22 篇。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从1986 年至2020 年，约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岁月。这大体上能够反映我这些年来在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历程。
根据内容涉及的领域，可以将这22 篇论文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汉代画像方面的研究，涉及画像的内容分类和内容组合、画像石棺、画像砖墓、画像崖墓、画像石阙，以及墓砖纹饰等。第二部分是关于汉代画像的综合研究，主要涉及汉代画像与豪族的关系、汉代画像中所见的民间道教，以及对于某种图像题材的专题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汉代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所见佛像的研究。当时在西南地区汉墓中流行的一种与墓主期望升仙相关的明器——钱树，是这些佛像最重要的载体，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佛像与升仙信仰的密切关系。第四部分是其他相关研究，内容涉及近年来世界旧石器时代美术考古的新发现、中国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宋代装饰石室墓等。
本文为《永生与现世：罗二虎美术考古论文集》（罗二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6）一书“自序”，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