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究生时就知道杨联陞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美国当今多数汉学家的老师。1983年9月24日，我随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天作报告的除先师外还有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先生。在他们报告后，周一良先生致辞，他谈到当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两位最杰出的，一位是现在美国的杨联陞先生，一位就是吴于廑先生。这使我更增添了对杨先生的崇敬和仰慕。但由于国门始开，我们所能看到的杨先生的论文还很有限，就连先师也只闻杨先生的盛名，知道他是自己的好友缪彦威(钺)先生的亲戚，而未曾有过交往的机会。 所以，当我在1986年7月1日一到康桥(Cambridge的旧译名，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就向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职员了解杨先生的近况。得知杨先生已经退休，平时不来校，开学后每周还来两次，还得等上两个月。快开学时，图书馆的戴廉先生告诉我，老先生去了香港，并将从香港回大陆，一时不会回来。由于与戴先生已熟识，他还告诉我，杨先生近来精神受过刺激，心情一直不好，加上已经退休，不再参加学术活动了。 在新英格兰红叶落尽的时节，一天我刚走进图书馆善本室，戴先生就对我说：“杨先生来了，他说现在就可以见他。”我赶快跑到杨先生的办公室，终于见到了这位向往已久的大师。面对这位慈祥睿智的银发老人，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先师那样，我感到学术泰斗与普通人的距离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转达了先师对他的问候，他说：“我与你老师可惜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们的朋友都是熟人。”我说：“这几年我随谭先生见过周一良、缪彦威、吴于廑等各位先生，多次听他们谈到过您。”他说：“我知道大家老是传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与你老师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同事的，抗战胜利后，浙大一度想聘我，可惜后来没有去成。”他还告诉我，中美关系恢复后，他曾回国访问，但那时还不能自由行动，他的内兄缪先生他们都是赶到北京去，在宾馆中见面的。这次本来是想由香港回大陆，不料摔了一跤，怕身体支持不住，只好返回美国，失去了一次会见亲友的机会。他说：“你来了很好，还可以多告诉我一些老朋友和国内党校界的情况。”我见早已过了12点，就向他告辞，他说：“门上贴的时间表不是对你的，下次我们尽可以谈得长一些，我把午饭带来，我们边吃边谈。”于是我们约定下星期四再见。 戴先生知道了我们的约会后，高兴地说：“好！老先生好久没有这样的兴致了。”我问戴先生，到时候我要不要根据美国人的规矩自己也准备一份午饭。他说：“这可使不得，杨先生会替你带来的，他约人一起吃午饭都是这样的。杨师母的菜可做得好呢！”果然，第二次在我们谈了一会儿后，杨先生拿出带来的菜和面包，还递给我一罐啤酒，说：“我不喝，这是为你准备的。”我不敢拂他的好意，毫不推辞地喝着酒，吃着菜，我记得其中有很可口的鸡。以后这样的会见方式就成了惯例。 我将带去的论文呈送给他，请他指教。他说：“指教是谈不上的。美国人说我对中国史无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少，真正无所不知的还是你们大家。但文章我一定认真看，看过后再同你讨论。”然后他详细地问了有关《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情况，最后他约我两星期后再谈，说：“天冷了，我不一定每星期都来，你的文章我也要花时间看。”我知道他住在阿灵顿，自己不开车，来学校是乘公共汽车的，车子班次少，下车还得走一段路，来一次不容易，就说：“我反正都要到图书馆来，如果到时候您不方便就别来了。” 尽管朋友们说，这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少雪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还是撒满了康桥。当我踩着雪，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到达图书馆时，心里希望杨先生今天千万不要来了。11时快到时，我忽然想起，最好到车站去看看，可发现他已经出现在走廊上。此时或许觉得任何感谢的话已属多余，我居然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只是随着先生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次谈的话题自然是我的论文，杨先生谈得很多，还把文章拿给我，说上面有他的具体意见，可能一时记不得了，可以带回去看。他说历史地理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注意不够，不具体，主要原因是懂得太少，并说以后要多看一点地理书，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他说话的态度是那么认真，使我不能不怀疑戴先生说过的话了。事后我看到文章上果然是好几处意见，如在《秦汉时期对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论述“强制性人口迁移”一页上，他写道：“前些年的干部下放和青年下乡，是否也是强制性迁移？是否也应作历史总结？”在另一处写着“可能还有其他解释”等等。 一次我到图书馆地理类书架前翻书，见杨先生也在架上找书。我没有打扰他，却再也不相信他会有真正退出学术活动的念头了。下一次我们又在这里碰到了，他问我：“你看过李好问的《长安志》吗？书里有很好的水利资料，以前好像没有人注意过。”我回答没有看过，他说：“那我算没有白看了，看来历史地理的题目真不少呀。”这段时间他果然已经查阅了不少历史地理书籍。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能获得“无所不知”的美誉的真正原因吧！ 我们仍然每两星期谈一次，我请教过日本人来华行记、他与法国汉学界的交往、台湾史学界的现状、制度职官的英译等方面的问题。在我请教他的治学方法时，他却不愿多谈，倒向我介绍了香港严耕望先生的一本谈治学的小册子。在问到美国汉学界的情况时，他说对他的学生还是满意的，其中有很杰出的学者，对学生的学生却并不满意。 可是到了冰雪消融后不久，就因我不时外出开会或访问，见杨先生的次数减少了，而我回国的时间也接近了。根据美国方面的规定，我们回国前填写的表格中应该有一位美国教授签署意见，我想请杨先生写，办公室的穆瑞小姐说，由于杨先生已经退休，我必须先征得他同意。5月7日向他告别时，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杨先生说当然可以。他拿出一本自己的论文集《国史探微》，说由于书已不多，只能合送给谭先生与我这一本。我接过书，说希望他有机会来上海。他微微叹道：“去不了啦，还是你再来吧！”我说：“那一定再来看你。”我将我们合拍的照片送给他，他高兴地收下了，还在我留下的一张上签了名。就这样我告辞了，他站在门口，默默地目送我下楼，直到我在楼下挥手。 我没有能再见到杨先生，即使再去康桥也见不到他了。但我记下了康桥永远的风雪，杨先生在风雪中来到的情景时时犹在目前。两年前先师也归道山，或许杨先生能与先师研讨历史地理，弥补生前未能聚首的缺憾。两位老师，你们不会寂寞吧！ 来源：《葛剑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