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优先、疏欧亲俄、口无遮拦：特朗普为何和贝卢斯科尼这么像

“民粹大亨”型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个人影响不应被忽视。相比在国内政治中受到三权分立的严重制约，领导人作为政府首脑在本国外交决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更有可能体现出个人偏好，比如某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就常被冠以总统姓氏的“主义”，甚至在特朗普当选前就有了“特朗普主义”（以实力求和平）的说法。

因此，通过分析贝卢斯科尼过去对意大利外交政策的塑造，以便研判特朗普未来四年或八年任期的对外政策倾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部分将总结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三种共同的外交政策倾向，以及国内政治结构对他们决策者角色的不同影响。

（一）奉行本国优先，回避国际义务

不利的国际环境是“民粹大亨”型政客能够上台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崛起，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开始重组，一些西方老牌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相对实力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强调本国在国际舞台上“被占了便宜”，此番言论得到国内大量经济受损民众的共鸣。欧美发达国家基于国际义务所接收的难民移民，也被部分民众视为对本国文化认同的外来威胁，因此民粹主义政客在上台之后，对外政策成为其进一步讨好平民、维持自身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贝卢斯科尼时期的意大利外交政策强调国家利益，被认为具有一定民族主义的意味。在短暂的第一任期中，贝卢斯科尼政府竟向内战中的前南斯拉夫提出领土要求，并以威胁不承认新独立的斯洛文尼亚作为交易筹码。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讲时，贝卢斯科尼提出，意大利有决定其外交政策方向的“绝对自主性”。

在这一点上，中右的贝卢斯科尼政府与冷战后强调多边主义的意大利中左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

贝卢斯科尼也不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对小布什拒签《京都议定书》表示赞同。在欧盟共同研制军用运输机空客Ａ４００Ｍ的问题上，他也强调自己“作为商人”清楚利益所在，而选择不参与。

特朗普在其竞选期间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同样强调“美国第一”。为了减少美国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在竞选期间他质疑北约存在的合理性，称其“过时”。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虽然承诺支持北约，但在５月底的北约峰会上公开批评多数北约成员国未能履行国防支出义务。对于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协议，特朗普也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他同样对气候变化问题不感兴趣，一直质疑《巴黎协定》，并在６月宣布美国退出这一多边框架。相反，他积极支持美国企业使用化石能源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刺激经济和就业。特朗普的环境政策团队以及国务卿蒂勒森大都具有石油行业背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相似。

（二）疏远欧盟，亲近俄罗斯

贝卢斯科尼执政时被认为是“欧洲大家庭中一个令人尴尬的亲戚”，不受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德法领导人的欢迎，他首次当选意大利总理时就招致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警告，担心右翼民粹主义者也会在其他欧洲国家上台。作为传统亲欧国家的意大利在贝卢斯科尼时代也针锋相对，相对疏远欧盟，在“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明显倾向于后者，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伊拉克战争中完全跟随美国，而与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意见相左。

此外，贝卢斯科尼在与欧洲国家打交道时不重视欧盟这一多边渠道，倾向于与英国、西班牙、中东欧国家深化双边关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同样在欧洲引起哗然，尽管默克尔、奥朗德、图斯克和容克等领导人对特朗普表示了礼节性的祝贺，但欧洲各国舆论仍对特朗普上台表示震惊和不安，视其为不稳定因素。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开始发表对欧盟的不利言论，如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表示欧元区正被德国操纵、欧洲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尽管在当选总统后他对欧盟和德国的批评调子有所收敛，但实质分歧仍然难以弥合，这从特朗普在２０１７年３月的记者会上拒绝与默克尔握手可见一斑。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与欧盟较为疏远与其民粹主义政客角色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领导人大多是主流的中间偏左政客，与民粹主义右翼属于政敌关系。贝卢斯科尼及其核心内阁成员在经济上倾向于自由放任主义，将欧盟视为强调政府管制的技术官僚实体。在政治上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反对欧盟的任何联邦色彩。在文化上倾向保守主义，并不认同欧盟的文化多元和开放移民政策。一般而言，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会主动挑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欧盟的不满，以在国内政治中获得相对于支持欧盟的主流政党的优势。

特朗普除了和贝卢斯科尼一样，在民粹主义策略和保守右翼立场上不受“老欧洲”待见之外，他疏远欧盟还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上升有关。欧盟在政治上的多边主义、经济上的一体化包括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军事上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都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外交理念存在明显分歧。相较欧盟，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都表现出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接近。普京同样是强有力的领导人，统一俄罗斯党也是其个人化政党。贝卢斯科尼曾邀请俄罗斯加人欧盟，让欧盟成为一个范围更大的经济联盟，以更加平等地与美国对话。在２００３年意大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贝卢斯科尼作为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公开为普京的车臣政策辩护，而与欧盟对车臣问题的批评立场相左。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也向俄罗斯示好，认为美俄两国应该且能够在反恐和贸易上开展合作，他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也具有“亲俄”背景。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联合欧盟集体制裁和遏制俄罗斯的做法，可能会在特朗普任内出现变化，但近期随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通俄门”等事件的发酵，特朗普政府目前仍无法公开接近俄罗斯。

（二）私人外交

“个人化”的外交政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与部分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友谊强化两国的双边关系，二是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拦地发言造成一定的负面外交影响。贝卢斯科尼称布莱尔为“我的朋友”，邀请普京及其家人到自己的别墅度假，与同样具有商业背景的小布什关系密切。他与沙龙也十分熟悉，在巴以问题上更加倾向以色列，并邀请其加人欧盟。他与卡扎菲也保持着朋友关系，在２０１１年利比亚内战时试图保持中立。贝卢斯科尼对个人社交和形象管理的利用不仅限于双边外交场合，他也试图借助与大国领导人的私人友谊扮演国际斡旋者的角色，如２００２年５月促成在意大利举行北约俄罗斯峰会，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贝卢斯科尼的口无遮拦则损害了意大利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本国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２００３年７月，贝卢斯科尼与后来成为欧洲议会议长的马丁舒尔茨在欧洲议会争吵，把对方称作纳粹分子。同年９月，贝卢斯科尼又为墨索里尼辩护，说他并非是萨达姆一样的刽子手。在２００６年输掉的那场竞选期间，贝卢斯科尼为了攻击国内有共产主义渊源的左派政党，竟然炮制出“中国曾烹煮婴儿制造肥料”的谎言，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严词斥责。

类似的口无遮拦多次引发意大利与他国的外交纠纷，最后不得不以道歉收尾。

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之后，也表现出不守规矩、口无遮拦的任性妄为。尚未正式上任，他即打破惯例与蔡英文通话，随后声称美台之间的军售有合理性，遭到中国外长王毅批评。此前特朗普也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和“设置贸易壁垒”。３月４日特朗普通过私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被窃听，并指责英国情报部门参与此事，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特朗普被窃听。？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特朗普也我行我素，在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通话时提前挂电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时拒绝与其握手，但在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特朗普又与两人紧紧牵手，表现出亲密的私人关系。特朗普的这些个人行为给美国外交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

（四）外交政策之区别与不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

领导人人格类型和政治风格作为自变量是相对静止的，要解释同一领导人执政时期对外政策的变化，还需要控制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因素。与美国相比，意大利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其外交政策更有可能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如贝卢斯科尼２０１１年在利比亚危机之初曾试图采取中立立场，但在西方盟国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加人反卡扎菲阵营。相对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更可能在领导人任期内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执政时间长短和政府首脑权力大小，是两个显著的国内政治变量。在政治制衡比较弱的拉丁美洲，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总统能够不通过讨论及议会立法程序而推行各种政策，而在西方，国内政治和法律有更强的制约能力。在政府首脑的执政时间上，采取议会制的意大利要明显短于采取总统制的美国。

意大利由于是多党联合执政，政党联盟内部的分歧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总理的任期较短而无法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贝卢斯科尼的第一个总理任期仅维持了七个月，就遭到弹劾而被迫辞职。

此外，自“净手运动”以来，意大利司法部门频繁地起诉政府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的任期更加稳固，历史上仅出现过三次弹劾总统的情况，尼克松则是唯一辞职的总统。尽管如此，贝卢斯科尼仍是“民粹大亨”型领导人的前车之鉴，其商业帝国既是其上台所凭借的法宝，在执政后又容易成为其公私不分的把柄，如果特朗普在执政后未能切割与其巨大产业的联系，他仍面临因利益冲突而被指控和弹劾的风险。就政府首脑权力来看，即便当前的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已并非是二战和冷战高潮时那样的“帝王总统”。总统在危机时期能够通过动员民众和国会获得更大的权力，而在正常时期则会受到国会限制。相比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理在对外决策上受到的制约更多，这些制约来自执政联盟内的不同政党、拥有同等立法权力的上院和下院、作为国家元首的意大利总统，以及欧盟等方面。贝卢斯科尼最后一次辞职就与本国总统与欧盟的压力有关。可见，两国政治体制所赋予领导人的角色将制约他们的个人风格，相比美国总统，贝卢斯科尼和其他议会制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决策时会受到更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