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是苏轼蒙冤入狱后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体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杨振宁曾用后一句诗表示遗憾，他同李政道没有做到这点。
两人曾经并肩作战，一起克服物理世界的难题，他们情同手足，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是没有彼此的帮助，只靠独自奋斗的话，他们可能也无法获得诺贝尔奖。
据奥本海默回忆，在普林斯顿高研院的草地上，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一起“论道”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可惜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曾经的友情有多美好，破裂后的心情就有多黯然。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两人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唯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就是这样，哪怕亲如兄弟，各自的想法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一旦有了裂痕，就无法弥补。
具体的细节往往无法言说，或许他们也不愿意多说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但他们毕竟不是普通人，作为名扬天下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故事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议论和评价。
从传记、公开言论和身边人的回忆等方面，我们可以确认“名字排序之争”或只是一方面，更深的缘由应该是彼此的认知差异。
论文是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署名的时候谁的名字应该在前面呢？如果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那应该是李政道在前面，而要是按照年龄、长者为先的话，生于1922年的杨振宁无疑比生于1926年的李政道要大几岁。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所以要紧的是到底谁贡献更大的问题，对此双方各执一词，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两个人都有较大的贡献，程度的差异应该很小，以至于他们谁也不能否定对方，但究竟是李政道贡献多一些，还是杨振宁贡献多一些，哪怕是他们本人也不能客观评价。
别说是兄弟和朋友，就是父子之间，为了名利也会有残酷的打压，甚至不惜进行扼杀。这种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
尽管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个人最终反目，落得个分道扬镳、不相往来的下场，但说他们“反目成仇”也不太准确。据李政道的儿子回忆，在李政道晚年的时候偶然听到杨振宁的名字，默然片刻后表示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物理学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分裂往往是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
其实早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两人因为《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的论文作者署名顺序问他就有过龃龉，结果是两人各自排在前面一次。据说杨振宁的夫人也是两人合作有嫌隙的一个原因，她可能认为李政道当时相比杨振宁是处于弱势，署名在前是占了便宜。
但后来两人出于对真理的探索及意气相投的缘故，又再次合作，共同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成果斐然，直到获得诺贝尔奖。面对巨大的荣誉，两人再次为谁先谁后的问题有了争执，按照论文的署名是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但杨振宁提出在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其后又因为记述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故事的文章中“李、杨”还是“杨、李”的问题，两人最终是走向了分道扬镳。
在杨振宁看来，李政道极为聪明，吸收能力强，才华出众，刻苦用功，两人相处投机，是要好的朋友，而在具体描述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杨振宁的位势要高，“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杨振宁自认对李政道是如兄如师：
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而且在提到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的时候，杨振宁也表示是自己提出了关键意见且说服了李政道。
但外界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比如在关于李政道的事情上，杨振宁多少有些“个人意气”的因素，而李政道就平和了很多。
从成长轨迹看，两人都是物理学天才，相比杨振宁，李政道的道路更艰难一些，他主要是靠自学成才，天赋、努力和机遇是李政道成功的主要因素。
合则两利。从1956年到1962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李政道说他们的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
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哪怕是天才的大脑也需要同伴的灵感激发和激励，两个聪慧的大脑在一起碰撞，肯定是大于各自“闭门造车”的效力。
杨振宁和李政道分裂后又几十年，假如他们仍然是保持原来紧密合作的态势，恐怕他们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毕竟像他们这样卓越的合作伙伴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感情的层面，到了老年后，朋友走一个就少一个，友情不能从一而终无疑是莫大的遗憾。智如杨李，也难圆满，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如今是非恩怨烟消云散，假如早知如此，两人当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