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后：一支红军游击队未收到周恩来撤退令，竟一直打到1947年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至云南威信县时，周恩来亲自组建了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特殊部队。这支由400人组成的队伍，肩负着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的重任。然而，谁也没料到，当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后，这支游击队却因与中央失去联系，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战斗。从1935年到1947年，整整12年间，他们在敌后战场上演绎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他们经历了司令员王逸涛的叛变，目睹了特委书记徐策的壮烈牺牲，队伍数次在生死存亡之际突出重围，却始终不改革命初心。这支游击队用12年的坚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一个特殊的注脚。
遵义决战 长征转折显生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给处于重重包围中的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的形势异常严峻，数十万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在这关键时刻，中央红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2月9日，中央红军抵达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在当地江西会馆戏楼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川滇黔边区根据地游击纵队，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
周恩来亲自为这支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他为游击队制定了三个重要任务：打击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安置并保护好伤病人员；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
中革军委从各部队精心挑选骨干力量：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还有一批明修枪工人。这些精锐力量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中央直接任命原红六师政委徐策为特委书记，调派余泽鸿、代元怀、夏采曦、邹风平等骨干组建川南特委。这支队伍由徐策统一指挥，负责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地区的革命工作。
军事指挥方面，特委任命王逸涛为纵队司令员。这支400人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一个战士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强将。
2月14日，在叙永底塔，川南游击队与红军主力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这一别，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天后，游击队接到第一个重要任务：掩护红军主力二渡赤水。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自己向西行军，吸引敌军注意力，为红军主力创造有利战机。
短短一个月，这支队伍就接连创造了两次辉煌战绩。3月4日，他们在川滇边境的木厂梁子一举击溃川军37团和叙永两河镇民团。不久后又插入四川长宁县城，迫使四川军阀刘湘不得不抽调兵力回防。
3月下旬，他们在兴文县大石盘一带，又一次打垮了来自江安、长宁、古宋、兴文四个县守军的围攻。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之强，让当地反动势力闻风丧胆。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让川南游击纵队声名鹊起，更重要的是扩大了革命力量。短短一个月内，队伍人数就扩充到了原来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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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重重 游击岁月显锋芒
川南游击纵队的威名很快传到了南京。蒋介石对这支在川南地区活跃的红军力量极为忌惮，他立即下令四川军阀刘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剿灭这支游击队。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刘湘调集了数万大军，在川南地区布下了一张巨大的包围网。敌军的包围圈不断收紧，游击队的处境也日渐艰难。
军阀部队采取了分片包围的战术，妄图将游击队分割包抄。大批反动武装占据各个要道和山头，层层设防，企图困死这支革命力量。
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游击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他们白天隐藏在山林，夜间则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据点，打完就跑，让敌人疲于奔命。
弹药和粮食的补给成了最大的问题。游击队只能靠打土豪、缴获敌军物资来维持。战士们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子弹更要像金子一样珍惜。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游击队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在崎岖的山路上设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游击队还积极发动群众，在当地建立地下组织。许多农民成为他们的耳目，为他们传递情报，提供补给。这为游击队的生存提供了重要支持。
敌军的围剿越来越猛烈，但游击队始终没有被打垮。他们像山间的游鱼，总能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突破口，化险为夷。
这种艰苦的游击战一直持续到入夏。游击队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也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已经了如指掌。
就在游击队逐渐适应这种作战方式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打破了平衡。王逸涛的叛变，给游击队带来了灭顶之灾。
敌人早就看中了王逸涛这个突破口。他们抓住了王逸涛的家人，用亲情和重利诱惑他背叛革命。这个出身绿林的司令员经不住考验，最终选择了投敌。
王逸涛的叛变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熟悉游击队的部署和活动规律，掌握着大量机密情报。这些信息落入敌手，让游击队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特委接到王逸涛叛变的消息后，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他们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改变了原有的活动路线和联络方式。
在这个危急关头，徐策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带领游击队连续转移，躲过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游击队虽然元气大伤，但保住了骨干力量。
这段时期，游击队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但正是这种磨难，让这支部队变得更加坚韧。他们学会了在绝境中求生存，在逆境中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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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血染观音塘林地
1935年7月13日的黎明，注定是川南游击队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观音塘树林里弥漫着浓重的晨雾，游击队正在进行日常的转移。
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山间的宁静，敌军的机枪封锁了所有退路。六个大队的战士被困在狭长的山路上，腹背受敌。
山顶的敌军占据了绝对的地理优势，密集的弹雨像雨点般倾泻而下。游击队的战士们只能依靠简陋的步枪进行还击。
徐策迅速判断出当前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他当机立断，下令部队暂缓反击，先寻找突围的机会。
但敌军早有准备，在所有可能突围的位置都布下了火力点。副政委张凤光带领突击队率先发起冲锋，却不幸中弹牺牲。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代参谋长刘宏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身负重伤，最终被俘。伤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突围行动一次次受挫。
面对这种危急局面，徐策亲自带队向敌军火力较弱的山头发起猛攻。他站在最前面，带领战士们向上冲锋。
就在突围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数发子弹击中了徐策的身体。警卫员冒着枪林弹雨，把身负重伤的徐策从火线上背了下来。
血流不止的徐策将指挥权移交给了余泽鸿。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向余泽鸿交代了剿灭叛徒周华成的任务。
余泽鸿组织医疗班用担架转移徐策，试图挽救这位特委书记的生命。但山路崎岖，担架上的鲜血在地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到达罗布坳时，徐策的伤势已经无法挽回。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苍白的脸上，这位32岁的革命英雄发出了最后的命令。
他要求医疗兵把他放下，独自留在原地。这是一个军事主官最后的担当，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滇系军阀的追兵很快就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徐策。这些毫无人性的敌人，用乱刀结束了这位革命英雄的生命。
徐策的牺牲，让整个游击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但革命事业不能停步，余泽鸿接任特委书记，刘干臣担任了新的司令员。
新的领导班子迅速调整了队伍状态。他们将对徐策的怀念转化为战斗的动力，在余泽鸿的带领下，游击队又重新恢复了战斗力。
到了8月底，游击队就组织力量攻克了筠连县城。9月初，他们又拿下长宁安宁桥，随后转战叙永，连续取得多场胜利。
经过一系列战斗，游击队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发展到2000人的规模。他们的威名再次在川南地区传扬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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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载孤军 浴血铸丰碑
1935年的严冬，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了一场高级军事会议。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等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剿灭川南游击队的计划。
敌人投入了十万大军，对川南游击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在这场残酷的较量中，游击队的人数从2000人锐减到400人。
特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勉强保住了部队的建制。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他们与陕北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川南。游击队在欢欣鼓舞之余，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没有了中央的指示，游击队决定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把目光投向了20个县的广大区域，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发动更多的群众。
游击队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把部队分散到各个地区。每个小分队都深入群众，发动农民，建立地下组织。
他们白天隐藏在群众中，晚上则出击打击敌人。这种战术让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始终找不到游击队的主力。
游击队还在适当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地方群众夺取政权。一个个红色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战士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便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革命的火种依然可以在敌后燎原。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信仰。
这支队伍没有参加过辽沈战役，没有出现在淮海战场，也没有打过百团大战。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西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扎下了革命的根，播撒下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直到1947年，这支英勇的队伍才完成了他们12年的使命。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6年，张爱萍将军专门为川南游击纵队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景仰。
这短短的28个字，道出了川南游击队12年征程的艰辛与壮烈。他们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之上。
这些普普通通的革命战士，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但他们用坚守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从1935年到1947年，整整12年的时光里，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革命的火种。这团火，最终与全国解放的烈焰汇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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