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大钊、陈独秀为什么只是党的创始人，而毛主席能成为党的缔造者
引言：
世人皆知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鲜有人知道为何历史给予他们的最终评价止步于此。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回首往事，不禁要问：为何在中共历史上，同样作为开创者的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被定性为＂创始人＂，而毛主席却被誉为＂缔造者＂？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若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21年说起。那一年，整个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200多个政党，然而最终能够青史留名的，却寥寥无几。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血雨腥风中存活下来？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风雨诞生：从新文化运动到建党
1915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灯火通明。李大钊正在整理着一摞刚刚送达的《青年杂志》，这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型期刊。翻开期刊的扉页，李大钊看到了陈独秀写下的＂敬赠大钊同志＂的字样，这是两位日后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革命先驱的首次思想交集。
当时的北大，正值蔡元培担任校长，他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1917年，经蔡元培推荐，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在这座知识的殿堂里，李大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次系统传播。
1918年，一场意想不到的偶遇改变了革命的进程。陈独秀因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来到北京。李大钊得知后，立即为陈独秀在北大谋得一个教授职位。自此，＂南陈北李＂开始了并肩战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一天，在北大红楼前的空地上，李大钊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句话随即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感召力的革命宣言之一。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图书馆助理员，经常参加研究会的活动。谁能想到，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日后会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1920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在上海、北京成立。陈独秀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成了南方革命者的集聚地；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研究室，则成为北方革命青年的培养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8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他郑重其事地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了。＂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准备。
1921年初，陈独秀收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封信，建议在中国成立共产党。3月，他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着手筹备建党事宜。同时，李大钊在北方也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组织工作。
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然而，因为巡捕的突然搜查，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这一幕，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页。
当时，全国仅有50余名党员，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弱小的政党，却在往后的岁月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开端，但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政党未来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之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在上海，陈独秀领导的中央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和理论宣传中。《新青年》杂志从1921年9月起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每期发行量超过万份。同时，《向导》周报也开始出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2年5月，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当时有会员2000余人。随后，上海印刷、纺织等行业的工会相继建立。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时间，＂工人先锋队＂的口号响彻上海滩。
然而，仅仅依靠＂笔杆子＂的革命很快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面对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只能以血肉之躯抗争。这次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近40名工人遇难，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进一步暴露了单纯依靠和平示威的局限性。当天，上海的工人、学生在南京路举行反帝示威，英国巡捕开枪射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一事件引发全国轰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发动工人阶级配合北伐军作战。在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会员人数达280万。表面上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1927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4月12日凌晨，上海龙华机场附近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清党＂行动。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组织，在白色恐怖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总工会被查封。一些革命者试图组织工人进行反抗，但面对军警的机关枪，手持棍棒的工人只能节节败退。当天，近30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随后，反革命浪潮迅速蔓延全国。在武汉，李立三领导的工人武装同样遭到镇压。在广州，叶挺独立团被迫撤离。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党员被捕、被杀或被迫转入地下。
到1927年11月，全国党员人数从5月份的57967人骤减至17650人，各级党组织几乎全部瘫痪。一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完全失去了联系。这场灾难性的打击，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单纯依靠理论宣传和和平斗争的革命道路，显然走到了尽头。如何在白色恐怖中保存革命力量？如何开辟新的革命道路？这些紧迫的问题，都需要新的答案。
而此时，在湖南农村，一支由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力量，正在为这些问题探寻新的出路。这支队伍的命运，将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密相连。
三、背水一战：命运转折中的抉择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三湾村，一场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性改革方案。这一决定，使得党对军队的领导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这次会议后，秋收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编为营、连、排，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
同年十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在这片崇山峻岭之中，革命的火种开始扎根。起初，部队仅有不到1000人，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但很快，井冈山地区的农民纷纷加入革命队伍。到1928年初，革命武装已发展到3000多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革命力量的结合，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大大增强。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史称＂朱毛红军＂。
然而，此时的形势依然严峻。1928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敌军共计10万余人，而红军主力仅有2000余人。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毛泽东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在茶陵、酃县等地，红军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且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29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坚持以城市武装暴动为中心。这种观点与井冈山的实践经验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1929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了井冈山。这位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面对敌人的屠刀时，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他的牺牲，给井冈山的革命者以深刻启示：只有掌握军事力量，才能保卫革命果实。
1929年底，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赣南、闽西地区。在这里，他们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支队伍虽然暂时离开了井冈山，但井冈山的革命经验却永远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仍然坚持武装夺取中心城市的策略。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这一决定导致了革命力量的严重损失。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
面对革命的挫折，193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一时期，从井冈山走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在各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赣南、闽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湘鄂西，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也在艰苦奋战。革命星火，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四、血与火的淬炼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这个诞生在战火中的革命政权，开始在中国历史上书写新的篇章。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令，使根据地的革命秩序逐步走向正规化。
然而，革命政权的建立立即招致国民党的疯狂进攻。从1930年底到1934年秋，蒋介石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中，国民党调集10万大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关键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长冈、广昌等地歼灭敌军主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敌军的进攻更加猛烈。1931年5月，蒋介石亲自指挥2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再次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富田、黄陂等地连续打击敌人，迫使其撤退。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民的斗志。
1933年初，第四次＂围剿＂开始。这次蒋介石改变了以往的战术，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仍然采取运动战的战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但是，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却给革命根据地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这次蒋介石调集了50万大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采取了＂坚壁清野＂＂步步蚕食＂的新战术。敌军沿着交通要道构筑起绵密的碉堡工事，形成了一道道钢铁封锁线。
面对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人固守教条主义，坚持实行防御战术，将主力红军分散在各个据点，与敌人进行阵地战。这种战术使红军丧失了运动战的优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4年4月，贵州修文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修文惨案＂。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残酷屠杀了3000多名革命群众，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敌人的残暴本质，也预示着中央苏区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
1934年7月，中央红军在永新、莲花等地的反击失利，根据地面积迅速缩小。到10月初，中央苏区仅剩下十几个县。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从于都河畔出发，踏上了著名的长征之路。为了掩护大军转移，留守部队在根据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仅在于都河两岸的战斗中，就有数百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这次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央苏区时期的结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革命者们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牺牲，也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中央苏区虽然暂时失守，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而是在新的征程中继续燃烧。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同时，在陕北、川陕、闽浙赣等地的其他根据地，革命斗争仍在继续。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火种，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汇聚成燎原之势。
五、浴火重生：胜利的曙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内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改变了之前单纯被动防御的战术，开始主动出击，灵活机动。
在四川草地上，红军经历了极端严酷的考验。1935年5月，红军部队在翻越夹金山时，遭遇暴风雪的袭击。温度骤降到零下，但战士们仍坚持前进。在这片茫茫草地上，红军战士们用羊皮褥子搭建简易帐篷，靠着捕捉野兔、挖食野菜维持生存。
1935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松潘县城外，红军遭遇了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红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战役的胜利，为红军继续北上开辟了道路。
1935年9月，陕北吴起镇，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这次会师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民的斗志。随后，红军在陕北地区开始休整，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力量。
1936年2月，红军在山西省和顺县城外，与阎锡山部展开激战。这次战斗中，红军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歼灭了敌军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次胜利，标志着红军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完成。在这次会师中，各路红军共计汇集了3万多人，这支队伍成为了革命力量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支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随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个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大后方。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当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建立了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1938年春，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强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地区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这篇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这次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通过整风运动，党的作风得到了极大改善，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