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因为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于是有人以・耻感文化”或・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来相对照以概括中国文化。我以为这仍不免模拟罪感”之意,不如用乐感文化’为更恰当。《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还反复说,“发奋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一一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此说固然有理,但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文化作“一元”的论定,未免有些简单化,诚如说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片面一样,因为构成西方文化的至少有“三原色”:古希腊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古罗马的政治、法律传统,希伯莱的宗教意识相对说来,“忧患”与“乐感”似乎可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二元耦合。
“忧患”与“乐感”都源于农业经济。从寥寥可数的原始神话中,补天、治水射日、填海,岂非怀有对大自然的忧患?而在悲壮的斗争中,战而能胜之,岂无乐感?农业经济的恒久持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才能提供从蔬食饮水到不厌精、不厌细的“食”和“脍”;但天灾、人祸、地力减退、人口增殖,政权更迭,使民非时,征兵服役,旱涝多灾,从对“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忧患,到荒政误国,奸臣弄权,外族入侵,百姓流亡的忧患,从家到国,又从国回到家,依然是无居、无食、无衣,以至妻离子散的忧患。先秦的无名氏之作且不计,从屈原的“哀民生之长勤”、“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经曹操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一脉延伸到龚自珍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鲁迅的“救救孩子”深重的优患意识正是产生在农业经济背景的人与人关系上,因为人要得其食、得其所、得其太平,安定、幸福,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而非个人的灵魂挣扎,灵魂拷问,道德自我完善。确实,忧患从初民的人与天关系进而推至人与人关系,是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而非对上帝的忏悔,对魔鬼的恐惧。同样,中国的文艺家虽然有自己的个性,但他所表达的“忧患”却具有较大的共性,即基于伦理道德的推己及人之心,忧国忧民之意。而不似西方的从诱惑、谴罚、拯救、冲突（人神）,到哈姆莱特的延宕、反省,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灵魂拷问,和简・爱的自尊自强的个性大于共性。
应该说,忧患意识是笼罩、贯串在中国文艺之上、之中的。但相对说来,多集中在文学上,而艺术中较少。我个人认为,中国诗画的思想基础分别在儒与道,构成互补。所以曾有人批判中国传统绘画,说它的中心思想只有两种:封建思想和出世思想,认为不如西洋绘画。非但是绘画（绘画中如马一角、夏半边,也有北方沦陷的忧虑,清之风俗画《群盲图》、《乞丐图》,也有社会的忧患,但此类太少）,音乐也缺少贝多芬那样的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对正义、英雄的歌颂,二胡曲如《光明行》、《二泉映月》,虽有忧伤中的忧患,但已是本世纪的作品,古乐中极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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