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在美国留学的瓦萨女子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女校之一。
因为在国内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再加上她超强的学习能力，陈衡哲在西洋史专业的学习上并不吃力，因此，她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表达自己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见解。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倡导用白话文写作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但彼时胡适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所以他的倡议发出来之后，真正热心响应者甚少，观望者、反对者居多。
而我们熟知的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要到1918年5月才发表。
彼时真正响应胡适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就是陈衡哲。
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作者的署名为“沙菲”。而这个“沙菲”就是陈衡哲的笔名。
彼时《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就是任鸿隽。早在1915年，任洪隽就收到了陈衡哲的投稿《来因女士传》。任洪隽非常欣赏沙菲的文笔，就通过信件不断向其约稿。
在约稿、投稿及谈论稿子的交流中，任洪隽和陈衡哲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任鸿隽非常欣赏这个比自己小4岁的女学霸，无论是性格还是才华。
但任洪隽是一个内敛含蓄的人，直到1916年夏天，才约陈衡哲见了面。自从见面之后，二人的诗词唱和日渐增多。有一回，任鸿隽还把他非常欣赏的陈衡哲的诗推荐给胡适看。
胡适和任鸿隽是老相识。二人在国内时，就曾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同学。而且胡适还参与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工作。
《一日》发表之后，通过任鸿隽的介绍，陈衡哲和胡适也成了好朋友。陈胡两人经常通信探讨新文学问题。有关资料显示，在二人相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的通信曾高达40多封。
可正当两人热烈交流、情愫渐浓时，胡适被母亲召回国。数月后，胡适再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是有家有室的男人了。
了解到胡适的已婚身份之后，陈衡哲明白，自己绝不能再与胡适密切来往，绝不能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在胡适的生活中。
早已经对陈衡哲产生感情的任鸿隽，见此时机，不再隐忍，终于开始主动追求陈衡哲，并表白了那句著名的要做陈衡哲与残酷社会之间一架屏风的爱情宣言。
本来，1917年夏天时，任鸿隽已经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文凭，该回国了，但为了多与陈衡哲相处一段时间，他一直拖延到10月才回国。
陈衡哲本来于1919完成了瓦萨女子大学的课程，因为获得了奖学金，又去芝加哥大学进修了一年西洋文学史，1920年才回国。
陈衡哲学成归来之后，胡适向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举荐了她，于是陈衡哲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
而任鸿隽和陈衡哲也终于结束了为期数年的爱情长跑，于1920年9月举行了婚礼，蔡元培亲自做了证婚人。
陈衡哲与胡适在北大成为同事之后，光明磊落地进行了朋友间的交往。陈衡哲把胡适的大幅照片挂在自家的客厅里，而胡适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素菲”，暗含了陈衡哲的笔名“沙菲”。
在北大任教期间，以及因怀孕在家待产的日子里，陈衡哲一时笔耕不辍，写出了《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学术性著作，以及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文学作品。
除了在北大任教外，陈衡哲还在国立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任过教。
因为她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的身份，以及在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影响力，林徽因，张爱玲，冰心等后来名满天下的民国才女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她的影响，因此她曾被称为“才女之母”。
1935年，任鸿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为了表示对丈夫的支持，也前往四川大学任教。
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陈衡哲因为一篇连载游记文章《川行琐记》，竟把四川人得罪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陈衡哲在前往四川及在川生活期间，对当地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凭着满腔的社会责任感，对一些丑恶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比如，她抨击四川许多地方赌博成风、烟馆林立，还有一些女人甘愿做小妾的现象。
陈衡哲的文章引发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极度不满，他们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斥陈衡哲的言论，甚至骂陈衡哲数典忘祖，去了外国几年就摆起了阔太太的洋架子，再到后来，他们又开始对陈衡哲私人生活进行挖掘、攻击……
此种情境之下，陈衡哲已无法在四川立足，而任鸿隽也履行了做陈衡哲屏风的诺言，辞去了四川大学校长一职。
此后，陈衡哲回归家庭，专心培养自己的两女一子。在陈衡哲的精心培养之下，她的三个孩子都成了学霸。
长女是哈佛博士，儿子是地理学博士，后来都在美国做大学教授，她的次女曾就学于母亲的母校——瓦萨女子大学，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