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才叫偏安一隅；东晋，那叫不思进取。
当时的中国有两大主要矛盾，一是胡汉矛盾；二是士庶矛盾。前一个矛盾导致南北分裂；后一个矛盾导致王朝弱势。
所以，无论谁想再造统一，这两个矛盾，必须解决掉一个。
那东晋呢？
对于前一个矛盾，它选择了直接回避。回避的最佳方案就是放弃北方、忘记过去。
粗略计算，东晋总共搞了五次北伐，分别是祖逖北伐、庾亮北伐、桓温北伐、谢安北伐和刘裕北伐。
其中，最成功的，是刘裕北伐，东面打下山东、西面打下关中。这种锋芒，只有后世的朱元璋才能盖过。
但刘裕集团的工作重心不是统一华夏，而是改朝换代，而且是那种实现平民皇帝的改朝换代。在豪族为基本生态的东晋，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
所以，刘裕北伐成功仅是军事上成功，政治上基本没戏。
政治上、军事上都接近成功的，是桓温北伐。
统一北方，也不是桓温集团的工作重心。桓温集团的工作重心，跟刘裕一样，同样还是篡位。但桓温篡位无需社会革命，仅需政治革命。简单说就是换招牌，换掉司马家族这个老门阀，换上桓氏家族这个新门阀。
王庾桓谢，虽然轮流当轴，但都顶着司马家的招牌。这时候，老桓家不想顶了，想自己当招牌。这肯定会惹麻烦，但麻烦局限于门阀圈内，不会引发意识形态震荡，也不需来一场颠覆认知的社会革命。
所以，桓温完全可以效仿曹魏代汉、司马代魏的伟大历史传统，北伐和篡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但一个问题是桓温没那个本事。
如果桓温扫清群胡、成就一统，那一切权力斗争和笔墨官司都会掩盖在新王朝的光辉之下。到时候，不用桓温自己说，豪族们就是再不懂事也得把他推到皇位上。
PS：宋以后，才有君臣不可逾越的观念。宋以前，特别是汉末魏晋这段时间，皇帝与顶级大臣之间更像组成了一个董事会。谁当董事长，也就是谁当皇帝，完全可以商量着来，甚至主要看业绩。老曹家功劳最大，那就老曹家当皇帝；司马家负重前行，那就司马家当皇帝。如果老桓家能统一北方，那皇帝必须出自老桓家。
除了刘裕，桓温绝对是南朝打仗的头把交椅。所以，说他没本事之外，还得说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东晋的不思进取之处，就是东晋精英集团、豪族士大夫根本不想统一。
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洛阳是西晋的首都。这相当于岳飞北伐攻克了开封。这时候，桓温就建议东晋把首都迁到洛阳来。
桓温这个建议，肯定在使坏。在建康，皇帝周边是一群顶级豪族。这些人未必忠心，却一致防着桓温、保着皇帝。在洛阳呢？皇帝周边，甚至一起来的顶级豪族身边，就全是桓温的军队。到时候，别说桓温篡位，就是桓温杀皇帝，也没人拦得住
于是，就有了孙绰的一篇只有苟且、不顾道义的上疏：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
简单翻一下就是：你桓温讲大道理，咱们的确应该回都洛阳。但不讲道理、只讲利益呢？六十年前，之所以逃到这里，不就因为长江天险吗？时间过了那么久，中原荒废、百不遗一，除了胡骑纵横还是胡骑纵横，谁会惦记我们？南逃江表，就是再不好，起码保住性命。我们这些人里面，想念家乡的老一辈已经死光，新的一代又有谁想念洛阳、思念中原？天冷的时候，难免一声哀叹，但真正应该关心的还是眼前的南方。
孙绰是个小人物。只有他能说出这种不要脸、没志气、还冠冕堂皇的话。但这些话，道出了东晋士大夫的真实想法和普遍心态。大家就是这么想的。迁都洛阳、恢复故土，的确慷慨悲歌、壮志凌云。但慷慨悲歌能当饭吃吗？壮志凌云能但衣穿吗？
南方最紧要、北方已忘怀。
然后，桓温北伐还能有啥意义？没意义，也就只能功败垂成。你就是出十个岳飞，他赵构不想北伐，也没用。关键南朝可不止一个赵构，而是满朝赵构。
不管心态如何，反正东晋就是不想去蹚北方那滩浑水。而那滩浑水就是胡汉矛盾。东晋以放弃北方、忘记过去的方式，成功回避了这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呢？
第二个士庶矛盾，在东晋基本无解。东晋就是死在这个问题上。
这里要关注一下，士庶矛盾主要不是豪族士大夫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而是高等级世家与低等级世家之间的矛盾。寒族和寒门，那起码也有门。普通百姓，那就叫没门儿。
士族坐享其成，垄断权力和财富；庶族怎么努力，也难以实现阶层跨越。普通百姓更是想也别想，生下来就是生产工具。国家和社会就这样板结固化。这时候，努力还有什么用？
没用。
士族不用努力、庶族努力没用，普通百姓仅是工具，结果就是大家集体躺平。东晋不是没有机会统一北方。但你都躺平了，再多的机会有啥用？
如果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顶级门阀，能够一直出人才，那东晋还能勉强维持。王庾桓谢之所以能够轮流当轴，一是因为动态博弈，斗输了就得下台，下台也不能掀桌子；二是因为人才辈出，王导、庾亮、桓温、谢安，大体上都算要才华有才华、要手腕儿有手腕儿的翘楚。
但后来呢？
后来之辈，不仅要才华没才华、要手腕儿没手腕儿，关键还不讲规矩、不讲政治，说掀桌子就掀桌子。桓温惦记篡位惦记了一辈子，却始终没敢走出这一步。不是他实力不够，而是他知道：缺乏共识的篡位，即便成功也难长久。那他儿子桓玄呢？说篡位就篡位，根本不在乎什么后果。
然后，二流、三流士族集体造反，也就是孙卢之乱。你们一流士族瞎折腾，凭啥让我们二流士族去送死？我们不去，不去就得打，于是西边桓玄反皇帝、东方八郡反朝廷。
再然后，就是一直给士族当刀子用的北府兵、流民帅们长了脑子，他们不再当刀子给人用，而是拿刀子抢权力。
这跟八王之乱乱出五胡乱华一个道理。胡人本来是给王爷们当刀子用的；但刀子长了脑子就能抢了中原。刘裕这些人本来是给士族当刀子用的；但刀子长了脑子就能抢了皇位。
以上就是东晋士庶矛盾的演变结果。但演变的过程中，东晋就想去解决吗？
解决士庶矛盾比刘裕当皇帝都难，必须发动社会革命。简单说就是打乱原有社会结构、重建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北方能做到。因为北方的战争太残酷，杀人太多、留白足够，新生力量也就有了发育空间。
但南方呢？
汉末三国的东吴时期，南方是豪族社会。永嘉之乱，没有乱到南方，南方还是豪族社会。衣冠南渡，就是豪族南渡，豪族社会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强。
这时候，纵使东晋皇帝和东晋朝廷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关键是司马家的皇帝和宗族不努力还能好，一努力就折腾，一折腾就得死。
问题是你不能总让皇帝一个人努力，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不成器的司马皇帝们都在努力。面上被豪族怼着、里子被豪族架空，哪家皇帝都难受。
但豪族不配合、努力也没用。
西晋有情可原，三分归一、天下一统，改革虽然正当时，但不改革更安逸。士大夫们就图一个安逸。但东晋呢？东晋的士大夫们就没有吸取西晋灭亡的教训吗？
没有。
汉末以来，精英集团的豪族士大夫们，只有地方、没有朝廷。国家越来越弱，弱到连个凉州羌人都收拾不了。魏晋以来，精英集团的豪族士大夫们，只有私家、没有国家。北方都已胡骑纵横，大家还在盘算自家利益。东晋以来，精英集团的豪族士大夫，只有眼前而无天下。大家的生活只有为了忘却的感怀和眼前安逸。
“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不是什么名利双收，而是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一旦畸形到此种程度，还何谈偏安一隅的无可奈何，只能是不思进取的自甘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