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代起，因知县的品秩相对较低，仅为七品，故而常被形象地喻为“七品芝麻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喻逐渐深入人心，使得大众在认知层面形成一种定式思维，即普遍认为知县并非位高权重、举足轻重的官职。
然而，若将此观点置于清代的历史语境下，便难以成立。在清代，从诸多层面考量，知县一职举足轻重，且获取该职位的难度堪称巨大。
就御史这一观点而言，想必诸多读者持有异议。在封建选官体系中，进士乃极为稀缺之人才资源，何以会出现难以谋得一知县职位之状况？对此，御史依据清代选官制度，予以详细阐释。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进士乃士子所能获取的最高等级功名。依殿试所取得的成绩，进士可分为一甲、二甲与三甲。其中，位列头三名者，按惯例会被授予翰林院官职；而其余进士，则需历经朝考这一关键环节，凭借朝考表现以判定是否具备进入庶常馆并成为庶吉士的资格。
通常而言，庶吉士选拔比例约为百分之三十。对于在朝考中未获通过的二、三甲进士，吏部会予以详细记录，并将这些新晋进士纳入规模庞大的候补序列。
清朝初期，国家政务百废待兴，各级官员数量严重匮乏。在此背景下，新晋科举进士群体获得了极为特殊的任用机遇，他们通常无需经历候补阶段，于科考当年即可直接补缺任职。然而，新晋进士的授职并非一概而论为知县之位。事实上，其中部分人员会留任于京师的各部院衙门，初始职位多为六品主事，从此开启其仕途生涯。
自康熙中期以降，彼时国家态势渐趋平稳，政治秩序亦随之稳固。在此背景下，官僚体系的发展呈现出特定变化，官员数量增长至一定程度后，趋于饱和状态，进而致使行政资源分配领域出现供需失衡之情形，恰似“僧多粥少”所描述的那般，职位供给难以满足官员数量的需求。
据相关史料载，在康熙与雍正统治时期，进士自处于候补状态至实际获得官职，其时间跨度差异较大，短则四年，长可达九年。而自乾隆以降，直至道光一朝，进士获授官职所需的平均时长，大体维持在七年左右。
从这一视角审视，自清代中期以降，进士于选官方面所面临的难度已然显著提升。若将其与当下情形相类比，彼时新科进士恰似仅通过初步笔试之人，而能否正式成为公职人员，尚需历经面试环节。至于造成进士选官艰难的缘由，以知县选任为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官职任用体系来看，存在着官缺供给量相对匮乏，而候补官员人数却较为庞大的现象。
在清代，知县群体规模颇为可观，数量达1300余人。然而，每年出现的知县职位空缺却极为有限。在某些年份，部分省份一年仅有寥寥数个岗位空出。于吏部的官员选拔机制中，“出缺”是关键考量因素。若知县职位未能出现空缺，诸多选官程序便无从谈起。
若知县职位出现空缺，地方督抚需即刻向吏部呈报，此程序在行政流程中被称为“截缺”。需着重强调的是，该呈报行为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若督抚未能在既定的期限内完成上报工作，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其将面临降级的处罚。
当吏部获取确切的职位空缺信息后，方能够于满足条件的候补人员中开展铨选工作。不过，铨选机制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基于候补官员的各异情形，将其划分成类别繁杂的“班”。
新登进士之列者，会被纳入“除班”范畴。所谓“除班”，指的是初次踏入仕途之人，其成员并非仅为进士群体，举人、贡监生以及通过捐纳途径获取入仕资格者，亦包含其中。
在整个班次体系中，除“除班”外，尚涵盖补班、转班、改班、升班以及调班，合称为“六班”。其中，升班乃指经议定即将擢升官职者所在班次，补班则是针对因诸如守孝、疾病等各类缘由而暂时出缺者所设。相较之下，“除班”在序列上居升班与补班之后。
在知县职位出现空缺时，新科进士获选担任此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常而言，仅当其他所有候选人员均不满足相应任职条件时，新科进士方有机会递补，然而，此类情形在实际中极为罕见。
其二，从专业视角审视，新晋进士若选任知县一职，诸多负面因素会随之凸显。
在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体系中，吏部遵循固定规制，每月例行开展铨选工作，此亦被惯称为“月选”。然而，就知县这一职位而言，其出缺状况并不稳定，出缺数量或增或减，并无确切定数。
于正式开启铨选流程之前，依循惯例，吏部会向符合相应条件的候补人员行文，要求其填写相关资料。此环节类似当下求职时投递简历，在铨选体系中，该环节被称作“投供” 。
新科进士完成投供这一流程后，旋即步入“政治审查”环节。此环节着重审核诸多关键事项，涵盖是否存在于父母离世后，尚未度过法定守孝期限的情形；家族先辈有无拖欠国家赋税的记录；以及是否有曾受朝廷惩处的情况等方面。
若经吏部核查，确认存在“事故”情形，则相关人员将被禁止参与当下的铨选流程。唯有在问题妥善解决后，方可参与后续的铨选。
无意外情况发生，亦不意味着必然可顺遂晋级。依据吏部之规制，于科举中取得进士功名者，不得于本籍及寄籍之地担任官职。例如，若江苏金坛县知县一职出现空缺，拥有江苏籍贯的进士便无资格参与该职位的铨选流程，此举措旨在实现官员任职地域的合理规避，即所谓“密其回避”制度。
在铨选这一重要的官员选拔流程中，吏部需依据资历作为关键考量要素，以此判定是否授予官职。资历这一概念，实质为依据任职经历与年资进行排序考量。新科进士作为初次踏入仕途者，当知县职位出现空缺时，吏部首先会从具备一定资历的候补人员中择优遴选。唯有在知县出缺数量较为可观的情形下，新科进士方可能获得入选机会，此即“论其资考”之要义所在。
上述数项乃吏部明文颁布的刚性准则。而除此之外，官场中尚存在部分隐匿于幕后、难以公之于众的不当行径。此类行为实则触及官场长期存在的隐性规则。从较为委婉的角度诠释，可将其归为人情往来的范畴；然而，从本质层面剖析，此类现象无疑彰显了政治生态中的腐败问题。
对于新晋科举进士群体而言，若其出身具备一定家世背景或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凭借积极谋划与适度财力投入，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实际官职。
自清代中期以降，吏部文选司官员凭借选拔官吏之重权，大肆收受贿赂。其中，吏部书吏尤为突出，其行径在官场被视为难以应付之辈。于他们而言，朝廷典章制度远不及实际利益重要。只要贿赂足额，官员实授便会迅速达成。
从相关历史资料可知，自康熙中期起，新科进士的候补期限显著延长。出身贫寒的进士，鉴于难以负担在京师的生活费用，通常会返回原籍等待铨选。直至吏部下达文书，他们方会启程前往京城参与候选。
在相关历史情境中，此类进士占比不少于七成。基于此，其候选周期普遍逾六年。自获取进士功名至出任知县，这一历程漫长且充满艰难困苦。由此可见，清代知县一职并非传统认知中微不足道的小官，实则是众人竞相角逐的热门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