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8月份开始，到2023年4月，我花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较认真地将《通鉴》（《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并在这基础上，写下了440多篇，约50万字的读书随笔。
我对中国古籍的兴趣，始于2005年。那一年，儿子读大学，我送他到河北保定，在他们学校呆过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极偶然地在保定街头的地摊上发现了一本装订十分简陋，印刷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称是粗糙的文言白话两相对照的《庄子》。在简单地翻看过几页后，我忽然意识到从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庄子》节选章目《逍遥游》等，远不足以反映庄子的思想；或者说，我突然意识到了2000多年前的庄子应该比我过去建立起的认识，要博大很多、深刻很多。因此，我在那一瞬间产生了更多地了解庄子与他的《庄子》，努力走近历史上的更为真实的庄子的冲动。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庄子》，打开了我窥探中国历史的一扇大门。而当我惕惕然走进这扇大门之后发现，这个世界之丰富之复杂，远远超乎过去我的认识，并且因为对于昔日的中国的了解，让我们对眼下很多人与事的认识变得简单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于后世之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这样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太多地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我们今天有些好的东西与有些坏的东西，它们的源头都在这里。
在读过《庄子》的过程中，我写下了20多篇读书笔记，其中约有一多半后来陆续在《江海晚报》、《大公报》（香港）发表。随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先后阅读了《论语》、《孟子》、《容斋笔记》、《世说新语》、《搜神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阅微草堂笔记》等数十种古籍，并与此同时写下了上千篇、总量超过100万字的读书笔记——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表在《大公报》、《今晚报》、《北京日报》、《思维与智慧》、《前线》等10多家报刊杂志上。——在我看来，对于我这个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的人来说，读书，尤其是读古籍，不该只是打发时间，也不该仅仅乎消遣，而应该努力从中发现对于我们这时代、我们这社会的意义。而把我在读古籍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与公众进行交流，是实现这一意义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但是，真正认识《通鉴》这部古籍的价值，是从我2020年退休，有了大把的时间从容不迫地阅读它开始的。因为相对于我们从前阅读的那些古籍，它的容量要更大：就它记载的历史跨度来说，从春秋战国至宋朝建立之前，共1362年，几乎涵盖了这段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与历史人物；从篇幅上来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堪称煌煌巨著。更加重要的或许是，它的作者司马光乃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写史因此是跟司马迁们有些不同的：他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简言之，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为统治者提供“可鉴之资”。同时，鉴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特殊性，他的很多想法又未必能够十分直接地表达，所以，为什么选择它们以及它们背后潜藏的意义，也就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也可以说，给了读者极为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
纵观《通鉴》，毫无疑问的是，作者努力为后来者提供“镜鉴”的动机非常强烈，但是，从它问世之后产生的实际效果来说，似乎又不太如人意：北宋之后，中国这片土地上又陆续出现了诸如元朝、明朝、清朝等封建朝代，而这些朝代无一例外都与《通鉴》中所记载的那些朝代一样，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并没有哪个皇帝能够实现司马光所期待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而使得它们的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的想法。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病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是因为它的读者在在读它的时候，并非如司马光想象的那样，更多地着眼于它的积极意义而更有可能恰恰相反——消极意义。比如说，鉴于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做皇帝的为了巩固地位和权力，对功臣与能臣决不能心慈手软，而应横下心来一杀了之。
封建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专制与独裁，是利益独享拒绝分享。具体而言，也就是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一人说了算；是皇帝本人固然是“人上人”，可以尽情享受权力、物质等各种好处，并且他的子孙后代也要继续这样的“红利”，直至永远。这样的制度决定了即便是出现了一个相对贤明的皇帝，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可以繁荣与昌盛，也无法可持续——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而“文气”尚且如此不能遗传甚至于影响，那么，那一个人的个性、智力、立场、观点等则更是如此。举例说，秦始皇与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是不是在这些方面就有些“大不同”？既然人与人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不能把一个人放到更适合他的位置上，那么，个人乃至国家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胡亥与秦朝固然是一例，而像五代十国之时的南唐国主李煜与他的国家也是这样——李煜更适合的或许就是做一个文人，浅斟低唱“春花秋月何时了”之类，而非高坐在龙椅上指点江山。勉强为之的结果就是成为人家的阶下囚，不得不屈辱与苟且。当然，有些国君的结局更加糟糕：被族灭。比如说蜀后主阿斗刘禅。
不仅如此，封建社会还有其它某些制度性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即便是一个相对圣明的皇帝，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理机能的衰退，个人想法的变化，也会由进取转而保守，由贤明转而糊涂。就这点来说，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是这样，唐太宗也是这样：秦始皇早年能够听取李斯的谏言，收回“逐客令”，可晚年呢？汉武帝前期英明果断，可晚年之时，十分糊涂，以致出现了“蛊惑之乱”，让国家陷于混乱。至于唐太宗则是早年从谏如流，励精图治，生活俭朴，可在晚年却我行我素，拒绝臣子的谏言，执意对高丽用兵，又在长安大兴土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充分地享受生活，几乎将其一世的英明毁于一旦。并且与此同时，很多胸有大志也不乏政治才能的能臣、能人，则因为通过合法途径无法获得上升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从当下的体制中斜刺里“杀出一条血路”的极端的方式，去实现个人政治理想，从而给社会给国家带来了周期性的动荡与混乱，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不幸。
从《通鉴》问世到今天，又有1000多年过去了。在过去的这1000多年中，《通鉴》大概是所有治国理政者的必读之书吧？并且，为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以便“鉴今”，他们的身边是并不乏司马光一类的“侍读”之人“日讲经筵”的。然而，要说效果，恐怕我们还是不能不说，即便有，也十分有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一再上演，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在我看来，《通鉴》是部好书，但跟所有的好书一样，也还存在一个怎么读、从中学什么，能不能其积极意义最大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