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行逢的女婿唐德要求补任官吏，周行逢说：“你的才能不配做官吏，我如今私下照顾你倒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当官不像样，我不敢用法来宽容你，那亲戚间的情谊就断绝了。”于是给他耕牛、农具送他回家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周纪四》）
周行逢当时担任武平节度使（属地在今天的湖南一带），为地方军政一把手。因此，他假如给自己的女婿安排一个官职，那还不易如反掌？但是，当女婿唐德找上门来，提出补任官吏的看上去并不该让周行逢太过为难的要求的时候，周行逢竟然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这有些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中国家族文化中女婿乃“半子”——半个儿子，与自己的女儿的生活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此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想方设法给提携女婿，给他各种可能的帮助，似乎才更符合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作为泰山大人为官一方的周行逢，不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给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之类？而女婿之人，是不是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成为自己坚实的依靠对象？
然而，这件事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周行逢答应了女婿唐德的请求，给了他一官半职，可唐德又不具备相应的才能，真的把工作弄得一团糟的话，那么，周行逢的形象受到连带影响是必然的，而如何处置女婿唐德也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秉公执法，那就该将唐德绳之以法，可那是不是会坏了亲情？如果网开一面吧，那面对类似的人和事，又该如何处理？会不会因此坏了规矩，衍生乱局？
说到底，还是现在周行逢的处理办法更加睿智：既然你并不具备做官的才能，那么，我也就不给你官职，让你眼下活受罪将来可能遭大殃。但是，对于作为女婿的你，我还是有感情，也愿意适当照顾你的，而送你耕牛、农具，让你做你能做的事，自食其力丰衣足食，跟我女儿踏踏实实过日子。而我这样做，是不是可以说是更加切合实际，是对你对我大家都好的做法？
中国人很讲亲情很重家庭这没错，但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是最为合适的，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认识的。而像周行逢这样“予牛不予官”——根据其实际情况，作出更为合理的也是更合规则的安排，无疑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