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天象出现彗星预警，朝廷上下都认为是边境有乱，需要加强戒备，皇帝也是下令各地加强警戒，同时下令边将针对猖獗的胡虏，进行主动出兵打击。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在这篇奏疏中，王阳明认为边患是由内忧引起的，现在朝廷中的不少大臣，借着老成稳重的名义，结党营私，收受贿赂，相互攻讦，严重损耗了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让蒙古人有了可乘之机。
建议皇帝借着天象的预警，整顿吏治，还政治以清明，边患必然可以迎刃而解，因此提出了八条建议，希望可以为国家改变不利的局势。
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王阳明从军事人才的储备、军队训练、后勤保障、士气提升等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当时明军战力下滑的见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改变北方边境的局势。
但是从这些见解来看，其实王阳明的建议大都是遵照传统规律提出的，实施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要求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传统理念。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王阳明也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提出特别新奇的见解，但是这些观点都是世俗所认同的，现在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大家都不去遵守，有些是认为麻烦不愿意去做，对这样的情况，朝廷不能不管不顾，要从细节着手，请皇帝将这些建议下发兵部和边臣，酌情执行。
弘治十三年，王阳明在工部观政期满以后，在京师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的这个授职一定程度上，或是受到了自己的那封奏疏的影响，或是受到了自己的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已经是詹事府的右春坊右谕德，非常受孝宗的器重。
按惯例，观政进士中，除了三法司的实习生，一般都会被外放到各地担任知县这样的七品官，开始自己慢慢往上爬的仕途，担任两三任知县，政绩突出的官员，再往上提拔，到州府担任佐贰官之类的，一生也许就在四品的坎上致仕了。
特别优秀的，提拔到京师，走上高位，但是王阳明这第一步的授官，就跑赢了起跑线，别人是七品，他是六品，这一步就要比别人少走将近十年。
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的名字也是在朝中挂上号了，这份奏疏，或许皇帝没在意，但是有心人却是记住了，为他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政治资本。
成为刑部的主事后，王阳明被派往南直隶、淮安审理积压的案件，这基本就是往手里送功劳了，京官外派审理案件，基本都是给自己镀金的，一般的案件都是地方上已经定好的，刑部官员下去就是拍板的，如果再审理一两件冤假错案，那妥妥的回去等着升官吧。
也就是这段经历，让王阳明彻底见识了人性的黑暗，监牢之中，各种不人道的事情，狱卒完全不把犯人当人看，猪都比犯人吃得好、吃得多，让王阳明产生了超脱世俗的想法，于是趁在外办案的机会，前往九华山问道。
告病请假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陈言边务疏》为王阳明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人知道了他的军事才能，甭管打仗行不行，这是一个懂军事的文官，对于一些其父王华一系的官员，未来就会找机会重用王阳明。
弘治十五年，王阳明上书告病，请了一个长达两年的病假，回老家修身养性。十七年，王阳明销假后，先被派往山东主考乡试，这是一次为他积累人望的机会，随后被改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兵部可是王阳明一直心心念念的部门，希望在这里实现平定四方的梦想，而武选清吏司在兵部可是一个肥差，负责全国武官的考核，有非常多的机会与武将进行交流，这可是把机会送王阳明嘴边了。
第二次的机会，发生的时间就要到十几年后了，正德十一年，赣南地区发生叛乱，时任兵部尚书王琼，认为王阳明是一位有军事才能的官员，于是举荐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成为王阳明成“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