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伟

摘 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经过精准扶贫，全国的农村地区实现了脱贫摘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减贫奇迹。此后，中央成立了国家乡村振兴局，拉开了乡村振兴大幕。从扶贫到乡村振兴，农村产业逐步形成了以“党支部+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农户”为主的产业运营新模式。该模式有利于提升产业运营水平，具有多方面的运营优势。但同时，在产业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主体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空间地理劣势等问题，从而制约农村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因此，从组织、运营视角完善产业运营新模式，有利于以乡村产业兴旺为抓手，巩固脱贫产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早日实现。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农村产业往往与落后、陈旧相伴；受农村产业发展的制约，农民似乎更易致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胆尝试进行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的探索。围绕解决农民的脱贫问题，从领导、政策、组织等方面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对未来农村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依托区位优势，围绕农村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扶贫产业，大致涵盖了以下产业类型：(1)特色种植和养殖类产业。基层党组织领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特色种植产业，广大农户参与到产业当中，政府采取奖补的方式扶持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增强了农业种养殖业的规模优势和抗风险能力。(2)农副产品加工类产业。以传统优势农副产品为基础，发展深加工产业。如特色农产品加工、饲料生产加工等。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实现了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创新了产业模式，有利于推动产业的融合发展。(3)乡村旅游类产业。基层党组织与龙头企业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整合旅游资源。发挥地域特色风光优势，创办传统民俗乡村旅游景区，“基层党组织+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有利于发挥农业+旅游+文化产业的产业协同发展优势。(4)异地搬迁扶贫车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设立扶贫产业园，吸纳农户在“家门口就业”。一方面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有利于探索新的产业发展路径。(5)光伏产业。该产业主要是依托丰富的日照资源，推广光伏工程。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助力农民增收和产业链的延伸。

从上面脱贫攻坚过程中，产业脱贫是农村脱贫的重要方式。同时，为提升农村产业的运营水平，上级党委向农村贫困地区派驻了“驻村第一书记”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逐步形成了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农户”的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的专业优势、规模优势、资金优势等，建设了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体现地方特色的种养殖业、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帮助农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增收。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看，这种新型的农村产业运营模式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价值延伸；有利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从农民增收的角度看，有利于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基层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型农村产业运营模式，该模式有利于发挥党组织领导、龙头企业带动和农户参与的资源整合优势，从产业运营模式的类型及优势分析，主要表现为：

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党员干部领办型；二是经济能人带动型；三是农户联合型。具体表现为：

“村党支部+党员干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是党员干部领办型合作社经营发展模式，将政府财政款及社会各界基金有机统筹。

该模式采取村党支部书记牵头，合作社(龙头企业)规划、筹建，各级各类财政资金由村党支部整合入股到合作社，资金股份被折换成集体股入股，村党员、干部参与入股。农户将以土地资产、金融相关贷款、劳动力等资源进行比例入股，依照入股比例获取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保底分红、股份分红以及劳务收入。如图1所示：

图1 党员干部领办型产业运营模式

该模式与党员干部领办型类似，在村党支部带领下，凭借经济能人带动，整合利用资金和各类物资，形成“村党支部+经济能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发展模式。

在产业化中，村党支部主要发挥带动作用，支持经济能人创办合作社，并将“经济能人”发展成村“两委”成员，从财政、税务、用地、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将各级各类财政资金以入股的方式注入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吸引农户入股获取收益。对未入股的农户，在政策、资金、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形成以“支部引领、能人带动、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主体、农户联动”为基本指导路线的发展模式，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经济能人带动型产业运营模式

图3 农户联合型产业组织机制

按照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两委带领下形成“党支部+农户+合作社”的农户联合型合作社经营发展模式。“两委”负责筹建合作社，选举更有能力和威望的农户为合作社理事长，主要负责协调村党支部与合作社的关系。各级各类各项资金作为合作社启动资金以股份形式注入合作社，吸引农户以土地、劳动等入股并分红。村党支部将对合作社进行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引导，形成以“支部引领、合作社主体、农户联合”为基本指导路线的发展模式。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逐步形成了上述三种农村产业运营的新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侧重，但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在农村产业运营中的领导作用。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有利于优化整合基层党组织、企业或合作社及农户各主体的优势，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提升农村产业运营水平，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在“基层党组织+企业(或合作社)+农户”的新产业模式下，主要体现出如下产业运营优势：

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比较优势。例如农户专门从事一些技术门槛低的生产环节；龙头企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依托特色资源优势，提升产业规模和产业的附加价值，从而发挥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及农户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同时，各主体链嵌入产前、产中、产后等各个环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利于向现代农业产业经营转化，提升产业的规模化运营。

二是有利于通过农业产业整合各类要素资源。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土地、房屋、农作物以及财政资金、金融贷款等资源吸收入股，通过股权的形式联结形成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同时，按照产业几方协商达成的相应契约，通过持有股份大小获取相应的分红收入；此外，一些农户还可参加劳动获取报酬，从而解决了农户的利益分享和产业参与问题。

三是通过产业链整合形成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的关系。对企业而言，新的产业模式有利于将社会公共福利与实现企业自身赢利相统一；对农户而言，参与产业链条中的劳动实现持续收入；对政府而言，通过整合资源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了产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新产业运营模式有利于推动政府重新回归监管秩序及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强化对企业的筛选和监管，有利于防止农户的利益因企业自身牟利冲动而受到损害。

四是从产业运营的动力分析，产业运营新模式有利于发挥“内源+外援”的优势。一方面，政府不再包揽一切，而是激发企业的带动能力，发挥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只提供产业项目发展所需的政策、资金或技术等生产要素，激发内部潜能。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将吸引外部资源与挖掘内部潜力相结合，有利于发挥内外资源的综合优势。

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既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增强了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激励了农户的参与，也有效地整合了各类资源，提升了农村产业运营的水平。但在实践中，产业运营仍面临着一些主观或客观问题，主要表现为：

在产业实施过程中，党员干部肩负着“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等政治任务，在产业选择、发展速度方面难免存在着与产业自身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导致产业不能适应市场发展，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经济能人或龙头企业自身存在着盈利诉求，在产业运营中可能出现“垄断经营”、“精英俘获”等问题。主体农户面临参与程度、参与模式及利益分配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因此，现有“党组织+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机制在有效发挥引领整合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主体目标选择差异性及不确定性问题的困扰。

首先，基础设施配套等隐性成本将增加农户或企业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运营成本，影响产业建设。在产业实施过程中，“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是产业发展的主体，“经济能人”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产业吸纳了财政资金或社会资本，就可能导致资源的偏向性扶持。在“责任连带”的约束下，又将提高产业经营的运行成本和监督管理成本，并增加产业持续发展的社会风险。

其次，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中的客观经济规律，它制约了精准的运行绩效。在产业链条中，由于不同主体之间本身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利益诉求下各主体采取决策存在分歧，导致产业运营的效果打折。同时，地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可能造成产业发展的高度同质化，造成产品滞销及产业链运营不畅。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的信息化水平，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再次，如果龙头企业或农户合作社规模较小，辐射带动能力差也会导致合作社难以将农户和普通农户组织起来，不利于实现规模化和市场化经营的目标。有些合作社可能仅3-5人，由于缺乏规模化经营，也造成合作社吸收金融资本参与能力较低，融资困难。实践中，农村地区往往不缺乏要素资源，但是在产业项目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及其合理配置上却明显不足。

最后，农业产业天然的脆弱性面临着外部冲击的风险。农村人口大多从事具有优势的种植、养殖及旅游业。众所周知，农业易受外部自然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例如，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及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2021年以来，我国多地也出现疫情的反复，洪涝灾害也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农产品生产、流通均会受到影响。疫情对人群聚集类产业如旅游业、餐饮业冲击较大，收入大幅下降。在这种环境下，乡村旅游也难以独善其身。

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偏远，需要克服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资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地理位置偏僻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很多农村贫困地区位于沙漠化的干旱地区。干旱少雨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此外，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制约着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也影响地方的生产能力。同时，空间地理位置偏僻导致产业运营问题。一方面会增加交通运输成本，不利于提升产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偏僻造成信息闭塞，与市场脱节，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此外，边疆或民族地区存在地域特殊性。与发达地区相比，边疆或民族地区的农村生产能力更加落后，理念可能更加保守，不利于采用新的经营模式。

一方面，应充分总结“基层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运营过程中的可行性经验，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产业运营新模式应与产业的融合发展相结合。按照市场需求，进一步从延伸产业链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增强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更好地发展新产业模式。在互联网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应积极借助互联网平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应对措施：

从前述新产业运营模式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发挥了积极的效应，但也面临着主体目标不一致，乡村精英俘获政治及经济资源等。为更好地发挥该产业模式，应努力探索发挥产业运营模式的内在机制。首先是委托代理问题。基层党组织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负责领导产业兴旺；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的代理人，通过整合资源来带动产业兴旺。在产业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主体激励和有效监督的问题；其次是产业发展与市场对接的问题。产业发展是产供销的一体化，只有从市场需求出发，才能达到产业运营目标。因此，可参考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方法理顺不同主体关系。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设计完善激励制度，提升主体动力。同时，应从市场经济要求出发，创新产业组织运营机制。例如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产业的韧性，应从法律制度、政绩考核、财政扶持、有效监管政策等方面完善治理体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从组织机制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农村产业链条短、附加价值不高是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基层党组织+龙头企业+农户”的新产业模式有利于整合资源，壮大农业产业规模。借助工业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发展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可通过人工智能打造绿色节能高效的现代农业，积极塑造农业品牌，走出一条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道路。有效运用新产业模式，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产业运营各主体应该从主体、产业、支撑体系和重点任务等方面做好相关的路径设计，将产业发展的短期目标和远期战略有效衔接。从市场需求出发，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在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的助力下，将农村打造成为“食品保障、生态涵养、文化传承及休闲体验”的重要载体。

在我国，县域是涵盖城乡的重要行政单位。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有利于提升农村产业的规模、效率，创造更丰富的农产品。城镇是县域工业发展的载体，既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工业产品，也是农业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因此，城乡统筹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村融合、产县融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的链接，城乡要素资源更加有效合理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电商平台正在发挥链接产业+市场的重要作用。随着5G和互联网传输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及农业的信息化水平将不断提高。“云计算”或“云平台”等可为农村产业提供更有利的信息化支持。信息化平台建设，可将政策、资金、人员在平台上进行整合，解决产业发展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升服务农村产业发展的能力。积极依托信息化手段，优化提升“基层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能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信息化的发展形成了“电商+消费”的产供销平台机制，“有了拼多多，桃子不愁卖了”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手段对农业农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与产业运营新模式的有效结合一定会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边疆及民族偏远地区存在产业发展短板和生态环境障碍等。主要表现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与相对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从前文可以看出，新产业模式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整合资源的能力。因此，应进一步巩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特派员制度”增强农村产业运营新模式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组织上完善应对天灾人祸的突发事件制度，增强农村产业抗风险能力，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早日实现。

作者：张伟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健康差异—贫困差异”循环效应的代际传递研究》（项目编号：17BJY138）;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创新驱动、生态屏障与内蒙古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研究》（NJSZ21014）;内蒙古中蒙俄经济走廊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内蒙古产业扶贫模式及长效机制研究》（ZMEY202022）

来源：《农业经济》期刊

参考文献：略